三、1841～1842年——恩格斯在柏林02
共和主义的需要，建立统一联盟以反对普鲁士反动政权的需要，是青年恩格斯没有充分界定马尔海内克和亨宁立场的原因之一。无视这些统一的要求，青年恩格斯留下了关于马尔海内克和亨宁的老年黑格尔派以及这两个人对黑格尔的理性观念的不同态度的重要空缺。
青年恩格斯最尊重的老年黑格尔派成员是爱德华·甘斯，他在1839年逝世。在1839年5月24日至6月15日写给威廉·格雷培的信中，青年恩格斯责问他是否参加了甘斯的葬礼。[151]大约两个月后，恩格斯再次敦促格雷培不要忘记到甘斯的坟前致敬。[152]大约一年后，在1839年12月9日至1840年2月5日与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通信中，青年恩格斯写道，只有甘斯、罗生克兰茨和卢格配称黑格尔的学生。[153]
青年恩格斯之所以向甘斯致以最高的敬意，可能有两个原因：青年恩格斯自己是犹太解放运动的阐述者，他对甘斯在柏林大学最后成功地赢得教职表示赞赏；青年恩格斯将甘斯视为反对历史法学派斗争中的一个同盟者，而历史法学派的立场是为普鲁士专制制度做意识形态的辩护。
青年恩格斯想做辩护者的需要成为他最初引起马克思注意的基础。正如青年恩格斯在关于黑格尔的争论中拥护黑格尔派联盟，他也是卡尔·马克思这个在共产主义早期历史中有影响的人的拥护者。我已经指出这个事实，即青年恩格斯在写于1842年5月至6月的诗歌《信仰的胜利》中赞扬青年马克思的才智。大约四个月后，1842年11月，他与马克思在实际生活中结识了。
青年恩格斯希望填补的角色是支持激进政治运动的重要的共和主义者，而这个愿望有时候使他歪曲了一些事实。为了证明这个观点，我有必要再次逾越我为自己设定的1842年这个分界线，而对青年恩格斯在1843年11月和1844年1月写于英国的某些著述加以审视。
对我将要引证论据的充分认识，依赖于回想青年恩格斯和青年马克思在科隆《莱茵报》办公室的第一次会面，而青年马克思怀疑青年恩格斯与柏林的自由人有联系。青年马克思驳斥了自由人发表的文章，因而冷淡地结束了与青年恩格斯的会面。1844年之前，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没有再次会面。
不顾他自己和青年马克思在1842年12月至1844年8月缺乏联系，青年恩格斯在1843年11月18日的文章《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中撰写了如下段落。它发表在罗伯特·欧文的《新道德世界》上。
还在1842年秋天，这一派的某些人就争辩政治变革的不足之处，并表明自己的见解：以共有财产为基础的社会革命，是唯一符合他们抽象原则的人类状态。可是，就连这一派的一些领导人，如布鲁诺·鲍威尔博士、费尔巴哈博士和卢格博士，当时也都没有打算采取这一决定性的步骤。该派的政治性刊物《莱茵报》发表了几篇文章提倡共产主义，却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然而共产主义是新黑格尔派哲学的必然产物，任何反对行为都不能把它扼杀；就在今年，第一批拥护共产主义的人曾满意地看到，共和主义者正一个接一个地加入他们的行列。除了现在已被查封的《莱茵报》的编辑之一、实际上是该派第一个成为共产主义者的赫斯博士以外，已经又有另一大批人，如卢格博士，根据德意志联邦议会的决定而被查封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学术期刊《德国年鉴》的编辑；马克思博士，《莱茵报》的另一位编辑；格奥尔格·海尔维格，一位诗人，他给普鲁士国王的信于去年冬天曾被大部分英国报纸译成英文；还有其他一些人。我们希望其余的共和党人也逐渐转到我们这方面来。[154]
在这段话中，青年恩格斯摆出了新生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的姿态。他为欧文和宪章运动的拥趸们写作，并试图说服读者相信，他们的共产主义运动在大陆上发展着。青年恩格斯希望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提倡者。
只有到1842年11月，当在科隆的报社遇到赫斯时，青年恩格斯才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赫斯已经是一名共产主义者了，在匆忙的会见之后，他使青年恩格斯转向了共产主义。因此1842年11月底，青年恩格斯在去往曼彻斯特的家族企业的路上途经科隆，而当他到曼彻斯特时，已经是德国共产主义的辩护者和推动者了。
青年恩格斯渴望成为德国共产主义的号角，推动英国和大陆激进主义的联合的实现。这使他不仅歪曲了陈述，而且对事实做出误述。青年恩格斯以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畸形形象出场，而且错误地断言了青年马克思的政治学。
在上面引用的这段话中，青年恩格斯将青年黑格尔主义者说成一“派”，而这是对现实的歪曲。青年恩格斯在1843年11月做出这个断言，但到1844年，青年黑格尔派运动就解散了。[155]这证明青年恩格斯提到的这一“派”至少是短暂的。更为重要的是，使用“派”这个词来描绘青年黑格尔主义者是夸张的。鲍威尔、费尔巴哈和卢格之间的差别太大了，以至于不能被归为一“派”。这个理性的运动一年后就破裂了。
指出青年黑格尔主义者这一“派”同情共产主义也是严重的误导。赫斯成了一名共产主义者，而鲍威尔和卢格从未成为共产主义者。但青年黑格尔派内部的意见纷争被青年恩格斯看到了，他写道：“就连这一派的一些领导人，如布鲁诺·鲍威尔博士、费尔巴哈博士和卢格博士，当时也都没有打算采取这一决定性的步骤。”他们从未采取这一决定性的步骤。
“共产主义是新黑格尔派哲学的必然产物”这种表述是荒谬的。鲍威尔，抑或费尔巴哈和卢格都从未采取“这一决定性的步骤”。因此，青年黑格尔主义并不必然导致共产主义。仅当青年马克思脱离青年黑格尔派时，他才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青年恩格斯经历了略微不同的过程，因为他在1843年追随赫斯并采取了这种“决定性的步骤”。但是在1844年和1845年，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成了合作者，一起撰写了《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并与鲍威尔、费尔巴哈、卢格和赫斯的青年黑格尔主义相分离。青年恩格斯证明，共产主义并不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必然产物”，因为他割断了与青年黑格尔派的联系，以便成为一个唯物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基础。
最后，上面引自青年恩格斯的这段话包含着谬误。“除了现在已被查封的《莱茵报》的编辑之一、实际上是该派第一个成为共产主义者的赫斯博士以外，已经又有另外一大批人，如卢格博士，根据德意志联邦议会的决定而被查封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学术期刊《德国年鉴》的编辑；马克思博士，《莱茵报》的另一位编辑。”
这段话只有一部分是真实的：莫泽斯·赫斯是共产主义的早期信仰者，而我此前提到的这个人，使青年恩格斯受到共产主义的洗礼。
为了揭示这段话中其他表述的错误，有必要忆及如下年表。青年恩格斯在1843年11月写出这段话，而青年马克思向共产主义的转变是他在文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宣告的。这篇文章写于1843年年底，第一次发表在《德法年鉴》上。当青年恩格斯在1842年11月与他第一次会面时，青年马克思的脑海中一定还没有成为共产主义者的萌芽。事实上，青年马克思在发表于《莱茵报》上的文章《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中阐述了自己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156]因此，在与青年恩格斯在1842年11月会面之前一个月，青年马克思公开声称他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此外，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在1842年11月至1844年1月之间没有通信，这是青年马克思的文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发表的时期。
因此，青年恩格斯1843年11月的阐述是违背事实的。青年马克思从未告诉青年恩格斯他转向了共产主义，而他认识到自己接受共产主义的这篇文章发表于青年恩格斯在1843年11月做出断言之后。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之前，青年恩格斯并没有看到青年马克思的这篇文章。因此，青年恩格斯在1843年11月所做的关于青年马克思属于共产主义运动的断言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它是一个过于热切的共和主义者的夸张之辞。
同样，认为《德国年鉴》的编辑卢格是一名共产主义者，也是违背事实的。卢格从来就不是一名共产主义者，而当他和青年马克思在《德法年鉴》这个期刊共事之后，他和马克思分裂了：卢格仍然是一名共和主义者，青年马克思则开始追求他的共产主义信念。青年恩格斯在欧文的《新道德世界》上对他的英国读者提及卢格，是这个充满渴望的共和主义者的夸张表述的另一个实例。
本章的重心在于关注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对黑格尔的不同解释，其前提是相信这两个人接受黑格尔的不同方式充当了他们之间差异的晴雨表，或者说他们关于黑格尔的不同观点来自割裂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的更深的鸿沟。本章并不直接关注他们与生俱来的智慧和他们的正规教育，而关注他们提出的对黑格尔的不同看法何以构成他们对世界的不同看法的基础。然而，在这个语境中审视第三方——赫斯——如何把握他的个性和才华是有启发意义的。这个第三方的评论，虽然不是决定性的，却能为这个观点增加另一个维度。它提供了对这两方面的独立评价。
赫斯这样描述青年恩格斯：“在我们相见之前，恩格斯是个彻底的革命者，但当他离开我时，他是一个热情的共产主义者。”[157]
甚至可以说，这句话描述了一个冲动的、给人深刻印象的青年人的形象。在与赫斯简短的会见之后，青年恩格斯成了一个“热情的共产主义者”。青年恩格斯不是严谨的人，不是刻苦的人，而是一个热衷于寻求理想的人。
你会很高兴去结识一个人，他在我们的朋友之列。尽管他住在波恩，即将在那里开始教书。
他是一个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天才。请准备去结识最伟大的，也许是目前世上唯一真正的哲学家。当他在公众场合（在他的著述中与在大学校园中）出现时，他将吸引所有德国人的目光。他远远超过了施特劳斯甚至费尔巴哈。如果我能在波恩，无论他在哪儿讲授逻辑学，我都心甘情愿成为他的热心听众。我一直想拥有一个像这个人一样的哲学教师。只是现在我感到自己在哲学上是一个白痴。但是请保持耐心，我还会学到一些东西。
马克思博士，这就是我所崇拜的人的名字。他还是十分年轻的人，至多不过24岁；但他将给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以致命的打击。他既有深思熟虑、冷静、严肃的态度，又有最敏锐的机智。你能这样设想吗？如果把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结合为一个人——我说的是结合，而不是凑合，那么结果就是马克思博士。[158]
赫斯对青年马克思的赞美是热情洋溢的，但可以明确的是，马克思既是一个教授也是一个学者。青年马克思具有学者的全部特质，具有穿透力，周密，关注细节，具有分析能力，谨慎。这种思辨能力与热情的、易变的青年恩格斯不同。
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都评论了莱奥、德国历史法学派和1841年的普鲁士检查法。构成他们对黑格尔不同洞见的个人思辨能力再次出现在这些著述中。感觉的形式表明自身是意识的个别形式，因为构成他们对黑格尔不同意见与维持他们对这些法学派和思想学派人物的不同观点的是同一个原则。
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嘲笑了1841年的普鲁士检查法。青年马克思的攻击是写于1842年，却在一年后发表在卢格的《轶文集》上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159]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是青年马克思使用黑格尔批判范畴的早期尝试。在这篇文章中，青年马克思运用黑格尔的内容与实质的形式证明普鲁士书报检查令的专制性质。青年马克思利用内容与实质的概念捍卫新闻出版自由。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将出版自由的实质规定为思想自由，或将理性的实质规定为自由。青年马克思认为，理性的行为与其实质相符合是不可能的，除非它完全是自由的。因为若没有绝对自由，理性就不能使自己的见解符合其逻辑结论。因此，当普鲁士书报检查令限制理性的自由时，当它被设置在理性不能抵达的边界之外时，普鲁士政府认为理性的实质无关紧要。[160]
青年恩格斯在文章中的策略，是将黑格尔的逻辑用于自由主义的事业。他希望表明黑格尔的范畴何以能被调整，何以能被转换为政治改革事业的武器。
在1842年的这篇文章中，青年马克思证实了两件事情：他将黑格尔解释为批判的黑格尔主义者，而他自己延续了这种批判的黑格尔主义传统。1842年，青年马克思探索并尝试使用本质和表象这些作为推动政治进步主义事业手段的黑格尔范畴，而这是甘斯这一代批判的黑格尔主义者的意义所在。
青年恩格斯对1841年官方法令的回应包含在他的文章《普鲁士新闻出版法批判》中。这篇文章1842年7月14日发表在《莱茵报》上。[161]尽管青年恩格斯在标题中使用了“批判”这个词，但这篇文章的其他部分却并没有使用黑格尔的范畴。青年恩格斯没有将黑格尔主义的逻辑形式用作批判的工具，因而他与甘斯的批判的黑格尔主义学派并不一致。
青年恩格斯对1841年官方法令的攻击是有价值的，或者说青年恩格斯在道德层面上对其加以指责。他认为这个法律是“蛮横的”“无礼的”和“嘲弄的”[162]。这个法律侮辱了新闻出版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准则。
青年恩格斯的谴责是有力的，但它是新闻评论方面的。这篇文章不包括任何表明青年恩格斯希望，或有能力借鉴和尝试作为批判手段的黑格尔概念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