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普鲁士国王的学术改革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指向对中世纪蒙昧主义的消除，致力于以路德派的传统反对天主教的传统。弗里德里希希望带来理性和宗教的结合。从这个角度看，这位普鲁士国王反对宗教独断主义的迷信。作为主观理性的捍卫者，弗里德里希将任何违背自由意识和强加正统教皇制度的尝试都视为思想专制的形式。此外，这位七年战争的胜利者反对宗教褊狭，即简单地剥夺其他宗教教派的理性主观性的存在自由。在弗里德里希的统治下，普鲁士实践了宗教宽容。
改革的动力来自对本质和现象脱节的认识，揭示了理论和实践是如何在弗里德里希的思想中协调的。对他而言，理论和理性是同义词。基于本质和现象的分离，理论对这种不连续性的成因加以洞察。理论为这种不连续性的存在提供了理性解释：不是将本质和现象统一起来，而是使它们趋于更接近的状态。
当科本写到理论和实践的时候，他没有将实践规定为理论的实践或采用本质标准的现象批判。对科本来说，实践不是一种理性解析的行为，而是一种政治的需要。
在政治层面上，弗里德里希改革了君主专制政体的理念。他在年轻时撰写的著作《反马基雅维利主义》中提出了对君权理念的重新定义。[63]他的君权理念试图使君主的合法性和普遍赞同的自由理念相融合。
英国的议会制对这位普鲁士国王没有吸引力。在他统治期间，弗里德里希没有做出任何为普鲁士制定宪法的尝试。科本并没有因为这个疏忽而批判这位德国的“哲学王”，实际上他原谅了他的偶像，理由是普鲁士还不具备进行这种改革的条件。更为清晰的理路是，弗里德里希认为君主制比自由宪政更有效。如果一个人置于执政者之位，那么决策过程可能更符合国家利益，因为决策更少地为特殊利益所妨碍。此外，弗里德里希主张权力集中有利于招募管理人才，因为君主无须迎合选民集团的私人利益。
另一方面，弗里德里希不相信王权神授。君权并非来自上帝，而是来自市民社会。国家权力来自“社会契约”[64]。权力是市民社会“委托”[65]给国家的。
对“社会契约”这个术语的使用并不意味着弗里德里希属于启蒙的激进派，即卢梭主义的民主。弗里德里希是温和的、自由的启蒙运动的象征，他相信权力的委托，或者说他认为国家权力来自人民。人民不能保留统治权力，而只是这种权力的来源，他们将其转让给国家继而形成了统治权。
弗里德里希描述了国王和国家之间的区别。他因此变革了君主和国家的意义。法国的路易十四通过宣称“朕即国家”表明君主和国家联为一体。这位普鲁士国王摧毁了君主的这种神权理论，摧毁了国家为王朝和继承法所霸占这一事实，因为他勾勒了国家和君主之间的界限。
在弗里德里希所理解的“社会契约”中，人民将他们的统治权转让给国家，而国家是与王冠相分离的自治机构。国王是国家的“第一仆人”[66]。君主政治如同家务管理，因为国王必须服务于国家。弗里德里希将自己想象为普鲁士的看门人。
弗里德里希通过对国家与君权相分离以及国家与贵族阶层相分离的表达，有意描述国家的目的。“公共福利”是政治权力的目的。[67]置身于“公共福利”保护伞下的具体领域是贫穷问题、法律编纂和宗教宽容。弗里德里希在所有这些领域都进行了改革。他意识到由于统治权来自人民，人民有理由期望法律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弗里德里希的政治改良使普鲁士变成了一种启蒙的政体。将理性运用于政治，将理智运用于管理，这是弗里德里希留给普鲁士的启蒙遗产。
《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敌人》分析了普鲁士国王和政治国家。科本美化了这位普鲁士的前任君主，他在书的结尾指出，弗里德里希是“我们的摩西”[68]。
作为无忧宫（SansSouci）[69]的理想化居民，科本抗议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反动统治。科本将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倒退趋势分为宗教和政治两个范畴，科本同时抗议霍亨索伦王权的宗教正统和政治压制。迷信和新教暴政毁坏了普鲁士的启蒙理性，而政治倒退毁灭了不同政见和自由意识。
科本主张废止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统治。这本书回忆了普鲁士实践过的进步统治，证明改革对普鲁士来说仍然是必要的。科本的著作希望普鲁士在这位普鲁士“摩西”的精神中再生。
现在有必要回答《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敌人》何以影响了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这个问题。是什么使科本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产生了影响？
在政治层面上，科本使马克思关注斯多亚主义、伊壁鸠鲁主义和怀疑主义思想对启蒙运动以及在伽桑狄之后欧洲兴起的唯物主义的重要性。科本的著作向马克思指出这三个古希腊—罗马学派的道德哲学何以被证实是18世纪个人主义（作为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个人象征）产生的动力。
但除了作为西方思想发展历史参照的这三个具体学派之外，科本主要关注的不是哲学。他的著作没有提到黑格尔，也没有提到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当时的任何哲学争论。
然而，在政治层面上，科本的著作影响了马克思，使他相信普鲁士需要政治更新。科本的著作是反对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和威廉四世反动统治的战斗号角。他的专著给青年黑格尔派传来自由思潮的信息。他引发黑格尔左派提出要按照普鲁士自身的历史取代弗里德里希之后这两个君主的反动统治。
但只有理论和实践相统一，政治复兴才能实现。弗里德里希大帝是现实能够改进的例证。当人们意识到理念和现实分离时，当人们具有减弱而不是克服这种分离的策略时，当人们基于这种策略行动时，现实就能够被改变。科本为马克思提供了实现政治改革的公式，这种改革是从理念和现实、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分离中演变出的推动力量。
然而，为了撰写他的博士论文，马克思需要了解更多。他需要专门研究黑格尔哲学。由于坚信老年黑格尔派使黑格尔主义传统成为支持普鲁士反动统治合法性的力量，马克思需要说明黑格尔主义何以分化出保守主义，黑格尔主义又何以成为政治复兴的手段。这是鲍威尔完成的任务。
鲍威尔是马克思早期发展的主要影响者之一，但在这个阶段，我只关注他们在1841年的思想交流。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是本章的核心，因此我只关心鲍威尔对马克思的影响中与博士论文相关的部分，即鲍威尔的书信，或他出版的某些著作。
马克思最早提到他认识鲍威尔，是在1837年写给父亲的信中。在信中，马克思提及鲍威尔鼓励他发表文章，而鲍威尔被他确认为博士俱乐部的成员之一。[70]这种友情在持续地增长，马克思成为鲍威尔家的常客。1839年的夏季，马克思听了鲍威尔在柏林大学开设的论以赛亚的课程。这两个朋友之间的通信越来越多，但马克思给鲍威尔的信一封也没有保存下来。鲍威尔给马克思的十三封信至今尚存，其中三封写于1841年之前。[71]
马克思和鲍威尔之间的友情，可以通过鲍威尔计划出版一本批判宗教神学的杂志并希望马克思和费尔巴哈成为投稿人这一点得到证实。不过，鲍威尔的计划未能实现。此外，鲍威尔计划向马克思约一篇关于黑格尔《宗教哲学》的评论，由鲍威尔编辑，但这个想法也未能成为现实。然而，这两件事情都是马克思相信和尊敬鲍威尔的实例。[72]
马克思和鲍威尔之间的亲密关系进一步被这个事情所证实，即很多人认为在1841年，马克思是《对黑格尔这位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的末日审判的号声》一书的合著者。这不是真的，因为现代学者已经证明，鲍威尔是这本书的唯一作者。[73]然而，马克思和鲍威尔确实约定，将马克思独立写作的文章《论基督教的艺术》收入书中。[74]这部计划共同出版的著作本来由两部分组成，即鲍威尔的《对黑格尔这位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的末日审判的号声》和马克思的这篇文章，但最终没有实现。最终出版的是鲍威尔的《对黑格尔这位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的末日审判的号声》，鲍威尔则是该书唯一的作者。
马克思确实完成了他的文章《论基督教的艺术》，但却遗失了。在1842年3月5日写给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中，马克思提到这篇文章，说它“原定作为《末日审判的号声》的第二部分发表”，接着他问卢格是否能将其发表在卢格编的《轶文集》中。[75]两周后，在1842年3月20日写给卢格的一封信中，马克思告诉他，这篇文章必须“彻底改写”，并被重新命名为《论基督教和艺术，特别是基督教的艺术》。马克思写道，这种改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种《末日审判的号声》式的笔调和烦冗而拘谨的黑格尔叙述方式，现在应当代之以更自由、因而也更透彻的叙述方式”[76]。大约一个月后，在1842年4月25日写给卢格的一封信中，马克思写道，他将给卢格寄去四篇文章，包括一篇名为《论宗教的艺术》的文章，这大概是最初的《论基督教的艺术》的修订版。这是他最后一次提到这篇文章，而后它就在历史中消失了。
鲍威尔在1841年前写给马克思的信特别值得关注，因为它们揭示了这两个人之间的私人关系。比马克思大九岁，鲍威尔承担了学术上良师益友的角色，他是一位精神导师。
在一封写于1839年11月11日的信中，鲍威尔赞成马克思的“逻辑学力作”[77]，尤其是关于“矛盾”方面的问题。鲍威尔试图帮助马克思明确，黑格尔“矛盾”的意义只有在将其置于本质和现象之间冲突的语境中才能理解。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三封信都是鲍威尔对普鲁士王权和普鲁士大学反动现象的抨击。对抗普鲁士反动统治的手段是批判，或曰基督教的普鲁士国家的腐朽必须得到揭露。在1840年4月5日写的一封信中，鲍威尔提到普鲁士统治的危机，提到“国家和科学”之间势不两立的冲突。[78]1841年3月28日，鲍威尔写信告诉马克思：“真正的恐怖主义理论必然使这个领域纯洁。”[79]三天后，他写给马克思这句话：“理论现在是最有效的实践，而我们还不能预测这种伟大的方式能够成为现实。”[80]
对鲍威尔来说，普鲁士的哲学已经成为君主镇压的手段。批判不仅能拆解哲学、黑格尔和国家之间的联合，而且也能拆解宗教和哲学之间的联合。此外，批判涉及理论和实践的运用。由于受到科本和鲍威尔的影响，马克思撰写的博士论文采取了批判的形式，揭示了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差别。那么马克思将用于他的批判的靶子是什么呢？
鲍威尔的《对黑格尔这位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的末日审判的号声》出版于1841年，起到了为马克思提供得以瞄准的靶子的重要作用。[81]鲍威尔这部专著的三个主要靶子是：（1）否定黑格尔哲学只是对基督教信仰的不同形式的复述这个理念；（2）废除黑格尔哲学为普鲁士的反动统治提供了意识形态合法性这种主张；（3）声称左翼黑格尔主义者是黑格尔的继承者。
《对黑格尔这位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的末日审判的号声》是学术争论式的讽刺。作为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首席发言人，鲍威尔描述了左翼黑格尔主义的基本特征，也声明青年黑格尔派是黑格尔遗产的合法继承人。
在《对黑格尔这位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的末日审判的号声》中，鲍威尔为了证实他对黑格尔的解释，指出了几部黑格尔的著作，如《法哲学原理》《精神现象学》和《哲学史讲演录》。从我自己著作的观点来看，鲍威尔对《哲学史讲演录》的运用是最重要的，因为这部著作是马克思博士论文的背景。鲍威尔帮助马克思注意到黑格尔这个关于一般哲学的三卷本的重要性，而马克思接着就撰写了博士论文，证明黑格尔对斯多亚主义、伊壁鸠鲁主义和怀疑主义的解释是错误的，或曰说明左翼黑格尔派的观点何以揭示了这三个体系的重要性。
在《对黑格尔这位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的末日审判的号声》题为“精神世界的幽灵”的第二部分，鲍威尔运用了几处引自《哲学史讲演录》的长文，接着以如下这句话对他的论证做出总结：“自我意识是世界和历史的唯一力量，历史没有别的意义，而只是自我意识的产生和发展。”[82]
鲍威尔对老年黑格尔派最致命的攻击是，他们将黑格尔误读为实体哲学家。老年黑格尔派的断言拥有这种信念，即上帝或世界精神在历史中活动。他们移植了主观性概念，并使抽象的上帝或理性成为历史发展的主观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