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辩证法体系的“列宁计划”[1]
《哲学笔记》的主要理论贡献是什么？如何把握列宁思想的基本线索？这一问题对于理解《哲学笔记》的真实意义、评价它的历史地位，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在谈论《哲学笔记》的理论贡献时，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这两种倾向与评价《哲学笔记》时的两种倾向，是紧密联系、相互一致的。
一种长期以来相当流行的主要倾向是，认为《哲学笔记》中列宁的辩证法思想只是零零散散、毫无系统的。在讲《哲学笔记》时，主要是按照黑格尔《逻辑学》的体系和线索来讲列宁思想，不善于透过“黑格尔思想的逻辑”抓住“列宁思想的逻辑”。在讲《哲学笔记》的理论贡献时，往往从中抽出某一片断、某一原理，甚至某一句话，作为它的主要贡献。
近年来初露苗头的另一种倾向是，过分夸大了列宁这一私人笔记的成熟性、系统性、完整性，认为《哲学笔记》中有现成的、完整的唯物辩证法体系，辩证法要素16条，甚至辩证法“三要素”，就是这种完整体系。
出现这两种极端，都是由于对《哲学笔记》的性质、特点，缺少深入研究、具体分析。
值得重视的是，在最近一段时间里，无论国际国内，都出现了力图克服上述片面性弊病，从整体高度来把握列宁《哲学笔记》思想遗产的可喜尝试。苏联著名哲学家凯德洛夫院士的两部近著——《列宁思想的实验室》（1972）和《论辩证法的叙述方法——三个伟大的设想》（1983），代表了《哲学笔记》研究中的这种新趋向，作了许多富有新意的探索。我国学者黄楠森的新著《〈哲学笔记〉与辩证法》（1984），也接触到了这一问题，并注重从某些侧面、某些片断入手，深入挖掘列宁关于建立辩证法体系的基本设想。国内其他学者的一些论文，亦开始触及这一问题。当然，这里还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注重从整体高度来把握《哲学笔记》的基本思想，深入开掘列宁关于辩证法体系的伟大构想——这就打开了人们的哲学视野，为考察列宁这一思想实验室提供了新的广阔视角，为理解《哲学笔记》提供了一条新的基本线索。本文旨在广泛吸收国际国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加明确、更加系统地展开这方面的研究。我的方法是从整个《哲学笔记》中区分出列宁自己命名的八个《哲学笔记本》，再从八个笔记本中区分出最富于总结性的纲要，最后从这些纲要中提炼出列宁关于辩证法的整体构思的基本原则。我试图通过这样三个层次的提炼工作，形成一条基本线索，以便从总体上把握《哲学笔记》的全部丰富理论内容。同时，也通过这种提炼工作，努力实现《哲学笔记》研究工作中的重心转移：从注重黑格尔思想的逻辑、按照黑格尔的体系来理解列宁的思想，转向注重列宁自己思想发展的独特逻辑，通过黑格尔思想的透视，梳理出列宁思想发展的脉络。
诚然，在《哲学笔记》中列宁并没有提供什么现成的完整的辩证法体系，但也决不仅仅是一些零七八碎、纷然杂陈的辩证法思想。在列宁的这份辩证法专著的准备材料中，包含着他为建立唯物辩证法体系而初步拟定的、粗线条的总体构思和简明纲要，可以称之为“探索辩证法体系的列宁构想”，或叫“列宁计划”。这是沟通《哲学笔记》大量零星札记、思想火花的基本线索、基本脉络。这也是《哲学笔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最为新颖、最为独特、最为重大的理论贡献。
一、六个片断纲要构成的总体构想
“系统研究和叙述辩证法的列宁构想”并不是在某一个地方一下子形成的，列宁本人也没有来得及把它们加工成一个系统计划。这是一个逐步形成的、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是由先后形成的六个片断计划或纲要的总和构成的。这六个片断纲要是：第一纲要——《卡尔·马克思》一文中的《辩证法》一节；第二纲要——《关于黑格尔逻辑学的真实意义的问题》；第三纲要——《辩证法的要素》；第四纲要——《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第五纲要——《应当从中形成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知识领域》的图表；第六纲要——《谈谈辩证法问题》。
的确，列宁本人并没有把这几个片断纲要汇总到一起，也没有称之为自己写作辩证法专著的计划。那么，有什么理由把它们结合到一起，称之为“探讨辩证法体系的列宁构想”呢？我认为，根据是有的。
从形成过程来看，这几个片断纲要都是在列宁系统研究辩证法史、辩证法理论这个统一过程中制定的。上面已经指出，从1913年末列宁作《〈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提要》开始，直到1915年5月写出八个笔记本，这是列宁采用“追溯法”、逆向考察整个辩证法史、全面探讨辩证法理论的全过程。上述六个片断纲要，就是在这个过程的不同阶段上先后制定的，除“第一纲要”外，后几个纲要都包括在现行《哲学笔记》中。其中，第一纲要是在追溯辩证法史的第一阶段结束时写下的；第二、三、四纲要是在追溯辩证法史第二阶段上形成的；最后两个纲要是在追溯辩证法史的第三阶段的尾声之处写成的。
从基本内容来看，这几个片断纲要不仅都是谈论辩证法的，而且都着眼于系统研究和叙述辩证法的整体构思。《辩证法》一节作为百科辞典的条目，是想以极其简练的形式、提纲挈领地把握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对象和基本特征。《关于黑格尔逻辑学的真实意义的问题》，则指示着制定唯物辩证法系统理论的直接途径和黑格尔逻辑学的特殊意义。《辩证法的要素》则列举了辩证法的各种规律、范畴、要素，从一个侧面粗粗地勾画出唯物辩证法理论体系的雏形。《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通过黑格尔逻辑学与马克思《资本论》这两个范畴体系的对比研究，探讨了辩证法的基本性质、总体结构和逻辑顺序。《应当从中形成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知识领域》的图表，指示着构成辩证法、认识论科学体系的根本途径和研究领域。《谈谈辩证法问题》深入探讨了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学说，并试图由此出发来发挥辩证法、认识论的丰富内容和简明纲要。在列宁心目中，这些全是关系辩证法体系全局的重大问题。由此可见，尽管各个纲要的具体内容、具体角度有所不同，但是它们有共同的基本内容、共同的主题思想、共同的基本视角，这为它们融合为一个总体提供了可靠依据。
从所起的作用来看，这几个片断设想都是列宁辩证法研究过程中各个阶段上的总结性纲要。列宁在作关于辩证法的笔记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大体上是一致的，即“历史—逻辑”统一的方法。一方面追索历史，像列宁所说的黑格尔那样，“在哲学史中着重地探索辩证的东西”，捕捉辩证法的思想闪光；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作出自己的理论概括，有时作完一段摘要就停下来清理一下自己形成的基本思路，写下一个理论概括性的纲要。所以，从《〈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提要》到八个《哲学笔记本》，就留下了列宁研究辩证法过程中所写下的两类材料。一类是随着阅读前人的著作，随读随作，信手写来的大量零散札记，好像一堆散乱无序的珍珠。另一类则是列宁清理自己的思路，经过反复沉思以后写下的带有总结性的片断，是他研究别人著作过程中逐步沉淀下来的自己思想的结晶，仿佛是串连颗颗珍珠的红线。为了把握列宁辩证法笔记的思想脉络，必须善于区分这两种材料，并且善于把它们恰当地结合起来，如同用一根红线把散乱的珍珠有序地串连起来。总结性的纲要为理解大量零散札记提供了钥匙，只有以此作为依据才能确定众多零星批注之间的思想联系、发展线索；大量零散笔记则为这些总结性纲要提供了具体的“脚注”，只有借助于这些脚注，在放大镜下扩读那些高度浓缩了的纲要，才能真正把握它们的理论内涵和丰富内容。上述六个片断纲要，都是列宁辩证法研究中的这种总结性纲要。《辩证法的要素》和《谈谈辩证法问题》属于这种总结性纲要，看来已为人们所公认，而其他纲要则尚未引起这样的重视。实际上，我们下面还要进一步具体证明：第一纲要是列宁辩证法史研究第一阶段的总结性纲要；第二、三、四纲要则是第二阶段的总结性纲要，最后两个纲要则是第三阶段上形成的总结性纲要。
从它们的相互关系来看，这六个片断纲要是相互贯通、相互补充的，是一个统一的宏大设想的各个不同环节。列宁继承马克思哲学遗愿，试图把辩证法理论系统化的构想，最初大概形成于1913、1914年之交作《〈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提要》的时候。这个构想一旦形成，就成为贯穿列宁整个辩证法研究的思想主旨，成为贯穿各个总结性纲要的主旋律。这个共同的逻辑主旨，使不同阶段写成的纲要计划联系起来，融成一体。同时，由于各个片断纲要是在研究的不同阶段上写成的，内容和重点各有侧重，甚至思想的成熟程度也不尽相同，因而它们又不是简单重复、完全雷同的，而是各具特色、相互补充的。
当然，要真正证明上述论断，说明这六个片断纲要可以融汇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总体计划，还需要对它们作出历史的和逻辑的分析。关于《辩证法的要素》和《谈谈辩证法问题》这两个片断，前人已经分别做了不少研究，而对其他几个片断纲要的专门研究还很少。把它们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作为列宁探讨辩证法体系的总体构思，来作综合考察就更少了。因而，我们需要尝试着从这一新的角度，对它们作一些更为详尽的历史考察和理论分析。
20世纪的科学大师爱因斯坦说得好，根据原始文献来追踪理论的形成过程始终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而且这样一种研究，往往对于理论实质提供一种更深刻的理解。[2]下面我们试图探寻列宁的思想足迹，目的就在于更深刻地理解列宁思想的实质。
二、第一纲要——《卡尔·马克思》一文中的《辩证法》一节
不言而喻，《卡尔·马克思》及其《辩证法》一节，并不属于《哲学笔记》的范围。可是它却属于列宁系统研究辩证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列宁把辩证法理论系统化的最初尝试，是列宁关于辩证法理论的伟大构想的最早萌芽。我们把它放到这里一起考察，是为了更完整地看清“探索辩证法体系的列宁计划”的全貌，看清列宁这一伟大构思形成的全过程。
分析《卡尔·马克思》和《辩证法》一节的写作动因、创作过程和基本内容，完全可以证实：这是列宁以极其简要的形式系统概述辩证法的第一次尝试，因而可以称之为列宁构想的“原始计划”或“第一纲要”。
（一）分析写作《辩证法》的思想动因可以表明，列宁是想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主要内容作一个最为扼要的系统概述。
首先，从《卡尔·马克思》一文写作的直接动因来看，是想为格拉纳特百科辞典写一个条目，“介绍马克思”[3]，包括马克思的辩证法学说，毋庸置疑，作为百科辞典的条目，不仅要求简明扼要、确凿可靠，而且要求全面系统。列宁很看重后一方面的要求，尤其是对介绍马克思的学说。他在给出版社编辑部的信件中曾经申明：“我认为，辞典的读者应当能读到马克思的所有最重要的言论，否则编纂辞典的目的就没有达到。”[4]尽管其中《辩证法》一节仅合汉字1300字左右，但不能认为这只是信手写出的通俗介绍而已。列宁的立意在于使人们“能读到马克思的所有最重要的言论”，包括唯物辩证法方面的最重要的言论和思想。
其次，从列宁拟定的提纲和写出的条目来看，他似乎是想以另外一种形式，对于研读《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的思想成果和辩证法探索作出理论概括。从列宁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这篇未完成之作来判断，他显然是想根据《〈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提要》，写一篇大作——以辩证法为中心，从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中，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四十年通信的“科学价值和政治价值”，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极丰富的理论内容”。后来，由于俄国革命运动的高涨和实际事务的增多，列宁未能如愿。但是列宁并没有完全放弃这个想法，于是在写《卡尔·马克思》时就试图用新的形式，部分地实现这个愿望，更充分地展开理论概括工作。这一想法清晰地印证在1959年才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卡尔·马克思》的准备提纲中。在这个篇幅不长的提纲中，有六个地方要求参照《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索引来写。提纲在讲马克思的“哲学学说”时，两次要求对《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作出引述和概括：“参看哲学索引……方法论，自然哲学索引……”“马克思论赫胥黎……”[5]。在写成的条目中，同样留下了列宁这一思想动因的明显印记。在不长的三万字篇幅（合汉字）中，就有19个地方，先后引证或提及马克思、恩格斯的三十来封信件。其中关于哲学辩证法的部分，不仅从理论上概括了《〈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提要》的研究成果，而且直接引证了通信集中的言论。正是在这一节的最后，列宁明确要求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参看马克思1868年1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6]。从这一意义上，也许可以说，《辩证法》一节是列宁专门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和其他著作中的辩证法思想、系统钻研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史后，所写下的一个总结性纲要。
另外，从列宁在哲学方面单独列出《辩证法》一节来看，多半是为了明确自己同第二国际理论家政治分歧的哲学根源，而试图比较系统地阐述一下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质内容。从国际范围来看，当时列宁面临的两个最重大论敌，正是第二国际的两位主要理论家——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在写《卡尔·马克思》一文时，列宁已经清晰地看到，他同普列汉诺夫、考茨基的政治分歧有着深刻的理论根源，哲学是争论的焦点之一，而哲学争论的焦点主要的不是在唯物主义上，而是在辩证法上。他在给格拉纳特出版社编辑部的信中，曾明确写道：“在那些争论最厉害的马克思主义问题方面，其中首先是哲学……”[7]当时和列宁朝夕相处的克鲁普斯卡娅，更为直接地点出了列宁专门写作《辩证法》一节的深刻含义：“在展开反对第二国际背叛无产阶级事业的激烈斗争的同时，伊里奇回到伯尔尼立即着手为格拉纳特百科辞典撰写论文《卡尔·马克思》。他在这篇论文中阐明马克思的学说时，先概括地说明马克思的世界观，即从《哲学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几节开始……一般都不这样论述马克思的学说。”[8]可以说，对于列宁来讲，只有阐明哲学世界观上的根本分歧，才能说明自己同普列汉诺夫、考茨基的深刻政治分歧；只有阐明辩证法上的系统见解，才能说明自己和普列汉诺夫、考茨基的哲学分歧。正是这一思想动因，成为衔接《辩证法》与《哲学笔记》、第一纲要与后面几个纲要的桥梁。
（二）分析《卡尔·马克思》中《辩证法》一节的构思过程，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是列宁经过反复思考后写下的一个总结性纲要，实际上为后来系统研究辩证法提供了一份“原始计划”。尽管《辩证法》一节很短，但它不是一下子写成的，有一个反复酝酿、反复构思的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搜集资料，准备素材。这一阶段应直接追溯到1913年末到1914年初，列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作了详尽摘要，同时酝酿着自己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论概括。
第二阶段是拟定提纲、推敲思路。1914年3～7月间写成的《卡尔·马克思》一文的准备提纲，为这一阶段的反复推敲、反复思索留下了历史记录。关于哲学部分，列宁起初是列为第二部分，分两个方面：“2。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后来列宁一度考虑把它扩展成两个部分：“3。唯物主义历史观。2。哲学学说。人。参看哲学索引……方法论。自然哲学索引……”最后，列宁又进一步展开了“哲学学说”应包括的内容：“哲学唯物主义。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十九世纪末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与休谟主义和康德学说……（马克思论赫胥黎）……二十世纪的自然科学。对宗教的态度。”[9]最终正式写成的条目中，“辩证法”与“哲学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并列，成为哲学方面的三个小标题之一。看来，列宁始终如一的特点是不赞成像第二国际多数理论家那样，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归结为唯物史观；他要求独立地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部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而在这一过程中，他愈来愈趋向于把“方法论——辩证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部分的主要柱石，并且要求“非常概括地论及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0]。
第三阶段是补充研究，完成写作。列宁真正转入这一工作，大概是到伯尔尼之后，1914年9月到11月中旬，高度集中的写作可能是11月上半月。标着伯尔尼图书馆图书编号的《关于费尔巴哈全集和黑格尔全集的卷次札记》[11]，看来写于此时。这是列宁用来准备借书的一个书单，同时也可以看成是列宁这一时期的一份读书计划，后来作为一张单页纸夹入八个笔记本。根据这个书单来看，列宁在辩证法方面主要是补充浏览了“《黑格尔全集》第三、四、五卷逻辑学”。另外，列宁注意到意大利著名的黑格尔主义者金蒂雷的著作《马克思哲学》，认为它“是值得注意的一本书。作者指出了通常被康德主义者和实证论者所忽视的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几个主要方面”[12]。列宁还提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版跋中引用伊·考夫曼的论点，认为他正确地论述了唯物主义辩证法”[13]。这些补充研究，可能对列宁起了一定的启迪作用。有了从《〈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提要》以来的长期酝酿，再加上这些补充研究，才形成了后来写出的《辩证法》一节。它不是一个草草而就的通俗短篇，而是一个带有总结性的简明纲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