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1]
恩格斯把唯物史观定义为“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2]，是有充分的文本根据的，这就是他和马克思共同创作的巨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的观点。但学术界对《形态》所阐发的唯物史观的解读，意见分歧甚大以至对立。本文力图从文本的解读出发，根据《形态》叙述的逻辑，再现其所阐发的唯物史观。
一
对《形态》创立的唯物史观，有三种为不少人所认可的解释，这就是把唯物史观归结为“历史决定论”，或称为“实践唯物主义”，或等同于“人道主义（历史观）”。笔者认为对这三种解释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
第一，《形态》首次系统地阐明了“历史决定论”的基本观点，对此作了精辟的概括：“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当然也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3]
许多学者（包括笔者）认为，这个概括是对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最初的经典表述。但仔细分析，可以看出，这里只是提出了从物质生产出发构建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逻辑方法，还不是全面描述这个理论体系本身。它最具革命性的观点，是把物质生产作为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突出了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这一根本方面，从而阐明社会历史的发展像自然界的发展一样，也是有规律的。这是在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对立的维度上对唯物史观的界定。“历史决定论”在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这个观点尽管很重要，也只是唯物史观的一个根本观点，因此，如果把唯物史观归结为这一观点，就有陷入以偏概全、把历史过程简单化之虞。恩格斯就不同意把唯物史观简单地作历史决定论的解释，他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4]所以，唯物史观是历史决定论，但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历史决定论。历史决定论使唯物史观成为科学的历史观，但像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一些根本原理，并未能全面涵盖和表达整个唯物史观。
第二，把唯物史观归结为“实践唯物主义”遭遇了同样的困难。这一说法的根据是《形态》的下面这段话：“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5]
这段话强调实践的根本性意义，完全是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的发挥。《形态》这里用的词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并将“实践的”三个字标为黑体。《形态》的两位作者无意用“实践唯物主义”来标示他们的作为整体的唯物史观。这里实际上是在强调唯物史观之实践观点的两层含义：唯物史观的实质与功能。作为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同旧唯物主义一样主张物质本体论，不同的是它对物质本体论进行了改造和变革，在物质本体论中注入了实践的内涵，所以它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唯物史观的实质与功能是统一的，以唯物史观为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共产主义者，也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如果说“历史决定论”表明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对立，那么实践观点则表明唯物史观根本区别于旧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本质特征。在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中，这两者是同等程度的概念，是这一体系的两根支柱；它们都只是唯物史观一个方面的根本原理，其中任何一个原理都无法包容和表达作为整体的唯物史观。笔者并不反对“实践唯物主义”这一概念：从突出实践的意义而言，它有其合理性，但用它来定义唯物史观则是片面的，有陷入忽视历史发展规律之虞。
第三，至于把唯物史观等同于人道主义历史观，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解释。《形态》是一部批判性巨著，其批判矛头恰恰主要是指向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历史观。这一批判是《形态》中最精彩、最有理论创新性的篇章之一。人道主义历史观是对神学历史观的否定，在思想史上无疑是重大的进步，同时也是从封建时代进入现代文明的思想先导。但自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人道主义历史观就一直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历史观就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典型表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受到过费尔巴哈的启发与影响；但他们的理论创造、他们在人类思想史上所实现的革命变革，恰恰是在批判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历史观、同时清算后者对自己的影响中完成的。费尔巴哈同他的理论先驱一样，把抽象的“人”作为其历史观的核心：他“设定的是‘一般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6]，阐发的是“人——非人——人”的抽象公式，即从抽象的人出发，最后归结为抽象的人。正如《形态》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7]这种脱离的根源就在于抽象的人学归结，即对抽象的人的崇拜。这种归结把历史动力归结为人的意识、情感或精神，从而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
笔者认为，关于唯物史观，最有权威的论述还是本文一开始就提到的恩格斯的定义：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历史归根结底是现实个人的历史。什么是人、人如何发展，这一历史主体及其发展的问题是任何历史观都要面对的核心问题；不同的只是对这一问题回答的方式、内容和观点。其中的关键是对“人”的不同看法。恩格斯这里讲的是“现实的人”的发展，即把“现实的人”作为历史的主体，这就同一切唯心历史观区别了开来。恩格斯在这里提出的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命题，用这一命题来定义唯物史观具有全面的包容性，即所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都是围绕着这一命题而展开和论证的。今天重读《形态》，可以发现，整部《形态》从内涵到结构，所表达的就是这样一门“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二
什么是历史，历史从何而来，又向何处去，这些问题自从人类史产生以来就是一个谜。人类的整部思想史、哲学史都表现了历史学家、哲学家们为破解这个“历史之谜”所做的努力。然而，他们不是把历史归结为上帝、神灵、精神，就是归结为抽象的人。维科提出“历史是人创造的”思想，确定人是历史的主体，这无疑为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但是，在维科那里，“人”仍然是一个抽象概念，“人是什么”、“为什么人是历史创造者”、“人如何创造历史”这样一些根本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它们继续困扰着维科以后的哲学家、历史学家。
《形态》破解了这个“历史之谜”，它首先揭示了自然史与人类史的真实关系。这种揭示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在欧洲历史上曾经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神学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都或明或暗地颠倒了这种关系，把历史变成神灵主导或精神发展的历史。
《形态》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8]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相互制约，首先表现在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科学的历史观的“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9]。
在人类思想史上，几乎所有的唯物主义者都强调自然界的先在性，坚持物质本体论的基本立场。马克思哲学是这个传统的继承者。当然，马克思并不是毫无批判地继承这个传统。《提纲》开宗明义就批判了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指出它们的问题不在于坚持物质本体论，而在于对对象、现实、感性，对物质本体“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0]。换言之，旧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缺少辩证法和实践的内涵，因而无法解决自然世界如何过渡到人类世界的问题，无法正确解释人类的历史。
人首先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而且始终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1]自然界的先在性、决定性是毋庸置疑的，只有神学历史观才否定自然界的先在性，否定自然界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性意义。
《形态》提出的“人化自然”的思想，是一些学者论证实践本体论的主要根据，但这一“根据”是建立在引用者的主观解释之上的。我们先看看《形态》是怎么说的：
他（指费尔巴哈——引注）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2]
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没有了。[13]这个非常精彩的论述，表明了唯物史观与旧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根本区别。但仔细分析，这些论述只不过是《提纲》相关观点的具体运用和发挥，是进一步强调实践在改造自然、在人的生存和发展中的作用，因而同样无法从中得出实践本体论的结论。为了防止人们的误解，《形态》在说了上述一番话后，接着就说：“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14]自然界对于人的这种优先地位不仅指人是自然的产物，而且指自然条件直到今天仍然决定人类的发展或不发展。有意思的是，一些主张实践本体论的学者，只摘引上述关于“人化自然”的一番话，却对后一句关于自然界优先地位必不可少的话往往视而不见。《形态》主张自然的先在性、决定性是完全正确的。这里必须指出，这并非是回到费尔巴哈的自然崇拜。《形态》坚持自然界的基础地位，但又强调人的实践能力的创造性、人对自然的改造与利用。《形态》只是指出不能把人的实践能力绝对化，在阐明其本质与功能的同时，指出人的实践活动、能力不能超越自然界所设定的前提、界限和条件。人类的力量不是表现在对自然的征服与统治，而是表现在对自然的热爱、敬畏、协调与和谐，表现在能够认识和正确地利用自然规律——这才是“人与自然”的正确的关系。
三
阐明人类史的前提和基础之后，《形态》就转入它所要集中探讨的主题：人类史的发生与发展。
人从何而来？神学家认为是上帝的作品，黑格尔则归之于绝对精神的异化。费尔巴哈在对两者的批判中，阐明不是上帝创造人，而是人创造上帝；不是精神产生人，而是人产生精神。费尔巴哈把自然和人作为其历史观的对象，肯定人是历史的主体，这是他的贡献。他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但停留在对人的单纯的直观和单纯的感觉上，没有追问人怎样从自然中产生，因而同样没有解决人从何而来的问题。在费尔巴哈那里有时也偶见类似实践作用的观点，但这“始终不过是一些零星的猜测，而且对费尔巴哈的总的观点的影响微乎其微，以致只能把它们看作是具有发展能力的萌芽”[15]。在这个问题上，黑格尔比费尔巴哈高明。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16]相比之下，费尔巴哈既没有看到人的产生是一个过程，更没有看到劳动实践的作用；他不懂得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
黑格尔是了不起的，但他是唯心主义者，同样没能正确地解决人从何而来的问题。马克思在《提纲》中说：“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17]黑格尔说的“劳动”，并不是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而是一种超历史的、无前提的、无主体的精神活动（在黑格尔那里精神就是主体）。因此，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归根结底人是精神的产物。
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从何而来，也即历史如何产生的问题的探讨，虽然在理论上先后受到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影响，但他们不是关在书斋中不问世事的学者，而是从一开始就关注和研究现实人的生存特别是劳动者的生存问题。这就使他们能够逐渐发现劳动实践在历史中的作用，从而超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而使他们超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从而发现唯物史观的关键则是革命的实践：是他们从青年时代就开始关注和参与的现实斗争，使他们逐渐发现德国理论与德国现实的矛盾，发现劳动实践的历史作用。从1844年开始，马克思从针对资本主义副本进行的批判，进入针对资本主义原本的批判，即从政治法律批判进入经济基础的批判。这一批判的成果就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恰恰在这里，马克思初步表述了劳动实践在人的自我产生过程中的作用。他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但却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18]。
《手稿》已发现了劳动实践在人的产生过程中的作用，但这种认识还包裹在思辨哲学的外衣之内，仍未完全摆脱抽象的性质。在这个问题上，《神圣家族》的探讨无疑是一个里程碑。在这里马克思批评了旧唯物主义敌视人的性质；恩格斯则阐述了人的实践活动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他指出：“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9]历史的发源地不是在天上的云雾中，而是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20]很明显，这里明确提出现实的人、人类的历史是从物质生产中产生的，这就在原则上破解了历史从何而来之谜。
从《神圣家族》开始的唯物史观，到《形态》中走向成熟。在《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新历史观的主题，对现实的人、人类历史的产生和发展，从内容到形式都作了成熟的论证：
第一，《形态》指出：“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21]这种思想路线和方法使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一开始就在考察历史的起点上超越了过去一切哲学家。《形态》的考察首先从人的一个简单的生命需要出发，即“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22]“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23]这些论述为历史提供了经验的世俗基础，使其从天国的历史变为人间的历史。
第二，《形态》指出：“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24]从自然史过渡到人类史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完成是通过劳动实践的中介产生现实的个人的结果。后来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根据自然科学的实证材料，阐明自然界本身的辩证发展，经历了从无机界到有机界、从有机界到动物界、再从动物界到人类世界的过程，明确指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是唯物史观的根本出发点，这个出发点的基本观点是在《形态》中首先确立的。
第三，《形态》继续指出：“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25]人的需要永不停止，从而人为了满足需要而进行的活动也永不停止；人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是人的行动、生产实践的动力——人类就是这样在生存与发展需要的推动下进行生产劳动，生生不息。
第四，《形态》指出：“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种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这种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了。”[26]把人类自身的生产当作人类生产活动的另一个决定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方面，是《形态》的又一重大理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