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态》的上述论证表明：人类历史的产生根源在于人类的生产和再生产。换言之，人类的生产活动产生了现实的人，产生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产生了人类的历史。
四
人通过劳动实践实现自我创造，使人脱离动物界过渡到人类世界；现实的个人的产生标志着人类史的开始。但是，对作为历史主体的人还必须进一步加以研究和阐明。欧洲自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许多思想家、哲学家都承认人是历史的主体，但他们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把人看作是抽象的人。从“抽象的人”出发还无法阐明历史的本质与发展，这样的历史观仍然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形态》批判历史唯心主义、创立唯物史观的突破口，就是从“抽象的人”转向“现实的个人”，从而确立了真实的、真正的即现实的历史主体。
《形态》指出：“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27]根据这些论述，《形态》所谓“现实的个人”至少包含如下内涵与特征：
第一，“现实的个人”不是宗教意义上的“原人”或“神人”，而首先是自然中存在的、活生生的人。《形态》强调人首先是“有血有肉”的存在，是针对那种“口头上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提出来的。这既是针对神学家的“神造”说，也是针对哲学家的“精神异化”论。现实的人具有动物性的需要，这种需要是由人的肉体组织、由人的生命的生产与延续决定的。这是现实的个人的肉体的、活生生的存在，因而是个人的现实性的一种表现。
第二，现实的个人既是自然的存在，更是实践的存在，是自然存在与实践存在的统一。《形态》更强调人的劳动实践的存在，因为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表现。恩格斯认为，要从费尔巴哈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28]。只有这样，才能认识到什么是“现实的个人”、现实人的本质。
第三，从历史行动中去考察人，还会进一步发现，人不只是自然的和实践的存在物，而且是处在社会关系中的存在物。《形态》指出：“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至于这种活动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则是无关紧要的。”[29]因此，凡是现实的人都不是孤立的、与世隔绝的个体，而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这些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构成现实的人的本质。
第四，人们通过劳动实践创造满足自己需要的物质生活条件，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这种创造不是不受条件制约的，而是既受自然环境制约，又受前人创造的和自己创造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所以，现实的个人是有局限性的、受历史的和现实的条件制约的人。
第五，现实的人具有自然性、实践性、社会性、个体性与局限性等特征。《形态》的进一步分析告诉人们，现实的人是在历史行动中的人，他不是静态的存在，而是动态的、历史性的存在；每个人都有其过去、现在与未来，是现实存在与历史存在的统一。
《形态》对个人存在的多种固有因素作了全面的表述：这些因素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而且只有从这些因素的相互联系中，才能真正认识和把握真正的、现实的人。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现实的人就是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从事生产劳动的人，也就是自然存在与实践存在、个体存在与社会存在、现实存在与历史存在相统一的人。
五
根据“历史决定论”通常的解释，历史归根结底是生产力发展变化的历史，这一解释揭示了历史发展最终的决定性力量；然而如果把历史只是简单地归结为这一点，就会遮蔽现实个人的发展。只要仔细分析就可以看到，在《形态》中所揭示的历史发展过程的内容、形式和动力，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把握这种联系和区别，是把握作为整体的唯物史观、把握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钥匙。
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更替，是作为历史主体的现实个人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取决于获得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30]这一论述明确了历史发展内容与发展动力的区别以及两者的关系。人类的生产是围绕着人这一历史主体的生存、发展、人格和个性的完善而展开的。人的生产活动是人本身发展的动力，而现实个人的发展构成了历史发展的核心内容。
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决定现实个人的生存和发展经历着不同的历史阶段，这是《形态》所发现与深刻阐发的一条根本的历史规律。《形态》指出，在人类社会的初始阶段，生产不发达，人们靠狩猎、捕鱼、畜牧，或者最多靠耕作为生。维系人们之间关系的是血缘纽带，人的依赖关系是该历史阶段上现实个人社会存在的基本特征。这是现实个人发展的“自然的个人”阶段。现实个人发展的第二阶段，《形态》称之为“偶然的个人”（又叫“阶级的个人”）阶段。在这个阶段，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成为统治一切的经济基础。在这一生产方式下的个人存在，摆脱了先前的人的依赖关系，获得了独立与自由，然而这只是一种表面的独立和片面的自由。《形态》指出：“各个人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被设想得要比先前更自由些，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对他们来说是偶然的；事实上，他们当然更不自由，因为他们更加屈从于物的力量。”[31]这种物的力量无处不在，其对人的控制与压迫不仅是外在的，而且是内在的；人们对物的依赖和崇拜使社会变态、人心扭曲、道德沉沦，人被异化变得片面了。现实个人历史发展的第三阶段，是建立在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以及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有个性的个人”。现实个人历史发展的这三个阶段，后来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又重新作了强调，并概括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物质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由于现实个人生产活动的群体性、社会性，由于在共同活动中必然产生的物质联系，现实个人的发展也必定采取与其相适应的一定的社会形式。《形态》指出：“一开始就表明了人们之间是有物质联系的。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32]《形态》认为，同“自然的个人”相适应的社会形式是“部落所有制”，是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部落共同体”。这一阶段的历史形式还包括“古典古代的共同体”和“封建的或等级的共同体”等。历史发展的第二阶段，同“偶然的个人”的发展相适应；在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分裂基础上产生的、以“普遍”利益代表者自居的资产阶级国家，只是一种“虚假的共同体”。在这种形式内部中的一切斗争都是不同阶级为自己的特殊利益所进行的斗争，而国家则充当资产阶级维护本阶级利益的工具。到了历史发展的第三阶段，同“有个性的个人”相适应的社会形式，《形态》称之为“真正的共同体”，在这里，由于自然形成的分工与私有制的消灭，由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消灭，个人摆脱了对人与物的依赖，于是人成为真正的、自由的、有个性的个人。
现实个人的发展通过一定的社会形式表现出来，这是显性的历史。如果对历史的考察只关注这一历史过程，人们可以看到各种历史形式的依次更替，可以根据这种更替进行历史分期。但这种历史分期并没有毫无例外的普遍性；现实历史的发展比这要复杂得多，并非每个民族都必然会依次经历这五种历史形式。唯有从现实个人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的划分，揭示人类历史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依次发展的历史过程，才具有普遍性。迄今为止的历史发展，前两个阶段已经成为历史的事实，没有哪个民族、国家是例外。第三阶段今天还只是人类的理想；虽然离这一理想的实现还相当遥远，但前两个阶段的历史发展已经为这一阶段的历史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个美好理想实现的可能性已充分显示出来。
总之，《形态》区分了历史发展的内容、形式和规律，并阐明了三者的有机统一。所以，我们应该从这三者的统一中去考察历史的发展；同时，从这三者的统一中去理解唯物史观，理解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这样理解的历史就是“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历史。笔者认为，从这一视角去理解唯物史观，我们多年来所争论不休的诸多问题，如历史分期问题、历史决定论与历史选择论问题、人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问题、唯物史观的实质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等，就可以比较好地得到解决。
六
由于《形态》阐明了历史发展的内容、形式和动力的统一，所以不仅解决了历史从何而来的问题，历史向何处去的问题也得到了令人信服的解答。
关于历史向何处去的问题，马克思的解答诉诸现实个人发展的历史过程。《形态》立足于现实个人的实践，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前两个历史阶段的发展已经预示了第三个阶段的发展趋向和实现的可能性。
《形态》对分工及其发展趋向和最终结果的考察与分析，有力地阐明了这种发展趋向和实现的可能性。《形态》指出，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地”形成的分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33]这种分工也就意味着人的异化和社会的分裂。《形态》指出：“分工立即给我们提供了第一个例证，说明只要人们还处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就是说，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34]分工的产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分工又把每个人固定在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内：“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35]，所以从真正的分工开始，“自然的个人”就必然产生异化，变成表面上自由的“偶然的个人”。
分工导致人的活动的固定化和异化，这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形态》指出：“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36]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分工使人们失去自由，但又是最终克服异化而走向真正自由的动力和必经阶段。
分工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自我异化的扬弃跟自我异化走着同一条道路”（马克思），消灭那种自然形成的分工以及分工导致的人的异化，前提是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形态》的分析进一步让人们看到了消灭分工、从而消灭异化的条件和前景。
《形态》认为，人的需要是没有止境的，它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驱动力，决定了为满足需要的生产的不断更新，而这种不断更新又会不断引导人类产生新的需要。这种人的需要与生产的互动伴随人类历史发展的始终。人的需要的多样性、变动性使生产的发展不可能完全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但是生产力的革命性、它的超越性的发展，可以充分满足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即每个人个性发展的需要，这又是可能的。马克思多次指出，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只能满足少数人的需要的时候，为争夺生活资源的斗争就会充斥整个社会，少数人的发展必然以损害和牺牲多数人的发展为代价。但是，随着物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物质生活资料的极大丰富，人类历史必定会走到这样一天：那时人们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会得到充分满足，争夺生活资源的斗争会变得多余，个人的发展以牺牲别人的发展为代价的历史将会终结，而代之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社会。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才是人的真正的历史的开始。这个新的历史起点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对这个社会是这样描述的：“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37]这是从现实个人发展的视角，而不是从物的占有、分配和享受来界定共产主义，由此得出结论：历史不是归结为“物”的占有和享受，也不是归结为抽象的“人”，而是归结为“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说明，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那种强制性的、固定性的分工和由分工带来的人的异化消灭了，现实个人是全面发展的、有个性的人，人们能够从事任何职业（当然，不是指可以随意从事任何职业）。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而人们的觉悟和高度自觉性可以把自己的兴趣同社会的需要相协调。这样，人类社会就由“必然王国”进入到了“自由王国”。
[1]选自《哲学研究》，2008（2）。“深入解读《德意志意识形态》所阐发的唯物史观”为本文的副标题。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695～6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