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理论特色和历史地位[1]
由异化上升到异化劳动，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个转折。集中阐述了异化劳动思想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从《手稿》发表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围绕这本著作展开了世界范围内的持久激烈的争论。这不仅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也表明各种学派力图从马克思自己的著作中寻找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根据”。正确评价《手稿》，特别是全面地估计异化劳动理论，对于正确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过程是非常重要的。
一、《手稿》的主题和它的哲学论证
《手稿》为什么会成为争论的中心？是不是因为它早，属于早期著作？不完全是。梅林在1902年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遗著》中，收集了马克思、恩格斯19世纪40年代的著作，并第一次公布了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博士论文》完成于1841年，早于《手稿》。另外在1927年第一次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写于1843年，也早于《手稿》。
是不是因为它不成熟？也不完全是。《手稿》是马克思基本上完成两个转变之后的著作。其中虽然包含一些不成熟的东西，但也包含许多重要思想。同1844年以前相比，马克思的思想是朝唯物史观前进，而不是后退。
《手稿》之所以成为争论的中心，除了客观原因外，还在于《手稿》的理论特色本身。《手稿》以异化劳动作为基本理论和方法，因而它的主题和对主题的哲学论证之间存在着不相适应的矛盾，从而给从各种不同观点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留下了回旋的余地。
在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手稿》是比较集中，比较系统地阐述关于异化和人的问题的著作。但是《手稿》的主题，并不是关于这两个问题的抽象思辨，而是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和人类解放道路的论述。如果说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力图揭示的是“国家之谜”，解决使他感到苦恼的关于市民社会同国家的关系问题，那1844年的《手稿》，则是转向解剖市民社会，试图从经济中，从私有制本身及其积极扬弃中，寻求无产阶级处于非人地位的原因及其解放的途径，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解决“历史之谜”。
马克思在《手稿》中是很重视这个主题的。他当时虽然是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提供的前提出发，采用了它的语言和它的规律，但他“超出国民经济学的水平”，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这实际上是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的地位和使命问题。第二，希望通过提高工资来改善工人阶级状况，或者像蒲鲁东主张的把工资平等看作革命目标的改良主义，究竟犯了什么错误？这实际上是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和获得彻底解放的途径问题。所以，《手稿》研究的并不是抽象的“人”，而是无产者和资产者两大阶级的对抗。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是资本和劳动，即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对立，而且是“敌对性的相互对立”的论述，关于资本、地租和劳动三者的分离对工人来说是有害的、致命的分离的论述，关于无论资本主义生产处于衰落或繁荣时期，工人都不可能摆脱贫困的论述，以及关于异化劳动的诸种规定，都着力于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者和有产者的对抗、揭示无产阶级的处境和地位。正是无产阶级是马克思当时倾注全部注意力的中心。
在《手稿》中，马克思也并不是把抽象“人”的解放，而是把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作为目的。《手稿》中论述了全人类解放，但把它看作是解决资本和劳动的对抗，彻底扬弃私有制的结果，而不是凌驾于无产阶级解放之上的一种目标。马克思明确地指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的解放、从奴役制的解放，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且这里不仅涉及工人的解放，因为工人的解放包含全人类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同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2]
但是，使《手稿》具有特色的与其说是主题，不如说是对主题的哲学论证。从《德法年鉴》开始就探讨这个主题，《手稿》并没有偏离《德法年鉴》的路线，而是沿着原有的思想进一步向前发展的。但是，1844年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这就是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大量阅读了英法经济学家的著作。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两个转变，正在进一步寻求对共产主义进行科学论证的马克思，不满意古典经济学的立场和方法，不满意它们对私有制和对工人的态度，也不满意各种各样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但究竟用什么作为武器来批判国民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私有制，批判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呢，传统的思想因素和1844年出现的新因素处于矛盾的状况：一方面，马克思求助于经济学，从经济事实出发，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及其矛盾；另一方面又求助于传统的哲学范畴，对经济事实进行哲学的思考。
马克思在《手稿》序言中也说明了这一点。尽管关于费尔巴哈对马克思影响的大小、深度、时限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是人们很难否认，1844年即马克思写作《手稿》的时期，虽然他在很多方面超出了费尔巴哈，但仍然存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他说：“整个实证的批判，从而德国人对国民经济学的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3]他还特别提到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和《未来哲学原理》，认为它们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以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4]。此外，马克思还把赫斯的几篇论文，同样列为“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5]。无论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还是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和《未来哲学原理》，或者赫斯的著作，关于人的本质及其异化都是重要内容。
毫无疑问，马克思是重视对私有制即货币制度的分析的，他在《手稿》中给自己规定的目标就是“必须弄清楚私有制，贪欲同劳动、资本、地产三者的分离之间的本质联系，以及交换和竞争之间、人的价值和人的贬值之间、垄断和竞争等等之间、这全部异化和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联系”[6]。但是由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正在形成中，还不懂得人和人的本质对生产关系的依赖性，相反以人的本质作为判定经济关系合理性的根据，用区分真正的人和异化的人、真正的社会和异化的社会、真正的劳动和异化的劳动来批判国民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私有制，表达他关于无产阶级解放，即对真正的人、真正的社会、真正的劳动的理想的追求。
马克思在总结经济学说史上罗德戴尔、马尔萨斯同李嘉图、萨伊关于奢侈和节约的争论时，指责国民经济学，把它看作是“资本家的科学自白”，因为它敌视工人，不把工人当人。马克思说，国民经济学“把工人的活动归结为最抽象的机械运动；于是他说，人无论在活动方面还是在享受方面再没有别的需要了；因为他甚至把这样的生活都宣布为人的生活和人的存在”[7]。
正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是非人，丧失了人的一切特性，他的唯一活动或者说唯一特性就是劳动；正因为国民经济学肯定和维护工人的非人地位，把工人变成没有感觉和需要的存在物，“把作为某种非存在物的人变为本质”[8]，所以它是敌视人的学说。在马克思看来，整个国民经济学，从亚当·斯密经过萨伊到李嘉图、穆勒，发展得越彻底，越敌视人，因为他们总是积极地和自觉地在人的异化方面比他们的先驱者走得更远。
同真正的人与异化的人相联系，马克思发挥了关于真正的社会与异化的社会的论点。
真正的社会，是人作为人，按照人的样子来组织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作为人与人之间联系纽带的是人的本质，而不是商品、货币。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的生产，都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创造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人们彼此重视的是“人自身”，“人的价值”，而不是物，不是人所拥有的“物的价值”。相反，在马克思当时看来，以商品、货币作为中介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异化的社会。因为在这里一切社会联系都必须通过交换，通过商品和货币，它重视物的价值，而蔑视人的价值。人与人之间彼此进行交谈的语言是物的语言，而不是人的语言。
马克思非常重视劳动。把劳动作为历史的发源地和人的自我创造的力量，是《手稿》的巨大成就。但是《手稿》在现实的劳动之外，设想了一种与人的本性相一致的真正的劳动，并用以与异化劳动相对立。在马克思看来，作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劳动，是人的种的特性，人的生命的特性，或者叫做类的特性、类的本质。因此，只有出于人的内在的必然性、作为自我享受，并直接满足另一个人的本质需要的劳动，才是真正的劳动，而出于外在的、偶然需要的劳动、作为谋生手段的劳动是一种与人的本质相异化的劳动即异化劳动。在马克思看来，国民经济学的错误，正在于它们把劳动看作谋生手段，并且极力掩盖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劳动异化的性质。
不难发现，马克思关于真正的人和异化的人、真正的社会和异化的社会、真正的劳动与异化的劳动的对立的思想，并以前者为尺度来衡量后者是不科学的。他对商品、货币的看法也表明他的思想不成熟。但在《手稿》中，马克思的上述论证是服从主题的。马克思通过对异化的人、异化的社会、异化的劳动的分析，力图揭示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地位和劳动的雇佣性质，而用真正的社会、真正的人、真正的劳动来描绘他对未来社会的憧憬。《手稿》关于积极扬弃私有制才能解放自己和全人类的主题是正确的，但它的哲学论证是不完善的、有局限的。
二、对《手稿》的不同理解
必须承认，《手稿》是一本难度很大的著作。对于《手稿》中的论述有不同的理解是正常的，可以通过讨论求得一致的意见。特别是由于《手稿》的主题和论证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交织在一起相互渗透的，更增加了理解的困难。但我们不同意以《手稿》作为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根据，把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对立起来的意见。
20世纪30年代初《手稿》刚刚发表，西方某些学者力图以它作为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根据。除了《手稿》1932年德文版的出版者齐·朗兹胡特外，马尔库塞也宣扬这种观点，他说：“这部手稿可能把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甚至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起源和最初含义的讨论置于新的基础之上。”[9]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直至现在，这种观点并没有消失而是流行得更广泛。埃·蒂尔在为《手稿》1950年科伦版所写的评注中，特别强调“马克思的原文使人无须较晚期著作的帮助，就可以对马克思本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这一点有一个最好的、有根据的概念”[10]。1953年齐·朗兹胡特在重新出版《卡尔·马克思早期著作集》的序言中，仍然坚持这种观点，说《手稿》的发表，“对马克思的理解获得了崭新的意义”，并且说通过恩格斯、列宁“固定下来的，不仅对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对反马克思主义者都具有权威意义的马克思的全部观点，现在完全改观了。对马克思直到三十岁为止的著作所作的更加全面的考察使人可以清楚地看出，以前的解说者们使马克思的精神世界的全部财富陷入什么样的局限性和‘唯物主义的’贫乏状况之中。”[11]他们无视《手稿》的主题，各取所需，力图以《手稿》为据来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
用抽象人道主义原则来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这是西方流行的一种主要倾向。无论是两个马克思的制造者还是某些统一论者，都力图把马克思主义全部纳入抽象人道主义范围。
马克思主义并不笼统地反对人道主义，而是反对抽象人道主义，反对离开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经济和政治矛盾，把实现“人”的本质看成是历史最终目标的抽象人道主义的历史观。而西方某些学者强调的正是这一点。他们片面地抓住《手稿》哲学论证中的人本主义因素，把人的本质及其实现作为《手稿》的主题和核心，认为《手稿》是“从哲学观念出发，直接经过人的自我异化（资本和劳动）达到人的自我实现，达到‘无阶级社会’”。还说：“历史的目的不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即通过‘剥夺剥削者’消除‘剥削’如果不同时是‘人的实现’，这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12]“人的实现”，这就是他们对《手稿》的总结性的评论。
马尔库塞更是明确地发挥了这种看法。他说，“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两个地方提出了对人的存在的总体性作了概要的关于人的本质的规定”，并且说它是“马克思进行批判和创立理论过程的真正基础”，“只有在如此牢靠的基础上（单纯经济论据或政治论据是无法动摇这种基础的稳固性的），才会产生关于革命的历史条件及其承担者的问题：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任何批判如果只是研究这种理论而不去分析这种理论的真正基础，都会不得要领，抓不住关键”[13]。
把人的本质及其实现作为历史的目的，作为全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从而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一种抽象人道主义，这不仅是20世纪30年代初某些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也是当代某些“马克思学”的特征。弗洛姆就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纳入西方人道主义的体系之中。他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源于西方人道主义的哲学传统，这个传统从斯宾诺莎开始，通过十八世纪法国和德国的启蒙运动哲学家，一直延续到歌德和黑格尔，这个传统的本质就是对人的关怀，对人的潜在才能得到实现的关怀”[14]。
毫无疑问，《手稿》中包含关于人的本质及其实现的论点。但问题在于：它是不是构成《手稿》的核心？特别是能不能根据它来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关于人的本质及其实现的理论？回答应该是否定的。
在我们看来，《手稿》对主题论证的依据，主要是经济事实，即对私有制以及资本和劳动矛盾的分析。马克思分析了农业中土地所有者、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之间的矛盾，指出这种矛盾的激化“必然导致革命”；分析了工业中无产者和资产者的矛盾、大资本和小资本的矛盾，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其内在矛盾“趋向必不可免的灭亡”。即使不借助人的本质及其实现的哲学论证，并不妨碍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事实以及从中引出上述结论。但是，由于马克思刚刚开始研究经济学，还没有摆脱费尔巴哈的影响，这正表明了他当时的理论局限。
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人的本质的“实现”、“占有”或“复归”的论证是不科学的，但他关于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使人的感觉和特性得到彻底解放、使人得到全面发展，才能满足人的全面的需要等思想是积极的、有价值的。马克思以后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继续发挥了这些论点。认为只有经济分析才是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反对任何意义上的人道主义，甚至是反人道主义的是错误的。彻底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保障绝大多数人民的最根本利益，采用一切措施来消除和防止反人道的现象，它的人道性质是任何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所不可比拟的。但是用抽象人道主义原则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齐·朗兹胡特、迈耶尔、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人强调的并不是在革命地改造环境的过程中使人得到改造，而是把人的本质及其实现作为历史的目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基础，这样，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最一般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仅仅关于实现人的本质的思辨学说。马克思主义被纳入了抽象人道主义的范围，变成了人道主义中的一个派别。这就会导致混淆两种思想体系的原则界限。
一切求之于人的本质，一切为了实现人的本质，从人的本质异化和复归中引出历史的目的和革命的要求，这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在这个基础上不可能建立科学社会主义，只能导致“真正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大体同时代的赫斯的思想发展证实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