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由于国内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弊病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的传播，当时青年黑格尔派中的激进分子转向社会主义。但是他们不能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而是把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异化和复归的理论，同英国、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赫斯就是这样。他把社会主义看成能消除个体和类的矛盾，使人重新获得自己丧失了的本质。
和仅仅重视宗教的费尔巴哈不同，赫斯非常重视货币的作用，但他的基本理论仍然是费尔巴哈的。他把货币看成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正如在宗教中，人的本质异化为上帝一样，在尘世生活中，人的本质异化为货币。他在《论货币的本质》中，反复强调的是这个论点。他说：“人的对象性的环境在天国就是上帝，超人的财富，而在尘世就是人之外的、非人的、可以摸得着的财富，东西，财产，即脱离了生产者即它的创造者的产品，交往的抽象本质，货币。”[15]人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异化？在赫斯看来，因为人处于孤立状态，他们要彼此交往必须要有借以交往，或者说在他们之间起中介作用的手段：“因为人自身是非人，就是说没有联合起来，所以人必须在自身之外，即在非人的、超人的存在物中寻找能够把他们联合起来的东西。没有这种非人的交往手段，人就根本不能进行交往”，这种手段就是货币。而正是货币剥夺了人及其最崇高的生活和活动的价值，社会生活的价值，使其表现为僵死的量，谁拥有货币越多，谁就越有价值，“货币是表现为数目的人的价值”。
赫斯正是从货币是人的本质异化的观点出发，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平等、人权。他认为资本主义通过把人作为单个的个体，通过宣告人权来表明人的独立性和分离。这是用间接的奴隶制代替古代的直接奴隶制。这种奴隶制使一切人成为自由的和平等的，实际上是使他们孤立化并加以杀害。
在赫斯看来，有货币的地方不可能有与人的本性相符合的自由。因为人为了获得生存的手段即获得货币，必须出卖自己的生命，出卖自己的自由的生活活动，以便糊口度日。因而只有出卖自己的自由，才可以买到个体生存的权利。不仅无产者是这样，资产者也是这样。在货币这种异化形式下，人不能自由地实现自己的生活，不能进行创造，而是为了挣得货币，因此每一个人都变成食人者、猛兽、吸血鬼。所以赫斯认为，“在从最自然的爱情、两性的交往，直到整个知识界的思想交流，没有金钱就寸步难行的地方；在除了被变卖、被拍卖的人以外没有其他实际的人的地方；在为了能活下去每一次心跳都必须先加以变卖的地方”，只能是人的非人化。
赫斯考察这些问题的立场，完全是根据费尔巴哈关于个体和类矛盾、异化就是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的人本主义理论，不过运用的领域不同。
在赫斯看来，个体和类应该是统一的。类，即个人生活活动的相互交换、交往，个体力量的互相激发，是个体的现实本质。个体不可能不实现、不使用、不行使、不运用他们的力量，如果他们在相互交往中不相互交换其生命活动，就不可能生存。自然界的动物，当个体和类即自我保存和自我生产发生矛盾时，会为了类生活而牺牲个体。例如母鸡为了保护小鸡免遭袭击而拼死搏斗；人也是这样。这说明，自然界始终只关心自我生产，关心维持类生活，维持真正的生命活动。而人的异化就在于：“个体被提升为目的，类被贬低为手段，这是人的生活和自然生活的根本颠倒。”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正是这样。
赫斯从这种观点出发，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看成是个体和类的矛盾。一方面是个体的类本质，即交往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人的孤立化，人们之间为了个体的生存，相互斗争，把类作为手段，而正是在斗争中，彼此消耗自己的力量，所以他认为，“如果我们不向共产主义过渡，我们就会彼此使对方毁灭”。可是怎样才能实现这种过渡呢？赫斯根据费尔巴哈的哲学，把爱作为解决个体和类的矛盾的手段：“在我们所达到的这个发展阶段，如果我们不彼此在爱情中联合起来，那么我们就只能更厉害地互相剥削，互相吞噬。用不了像那些没有头脑的自由派所说的几百年，用不了几十年，成百倍地增长了的劳动力将把必须靠这些劳动力的劳动为生的人的绝大多数推入贫困的深渊，因为这些人手将变得没有价值；而极少数从事资本积累的人如果事先不倾听爱和理性的声音或者向暴力让步，就将沉湎于奢侈丰裕的生活，并且在可鄙的贪图享受的生活中灭亡。”
由上可见，赫斯正是从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中引出共产主义的必要性。他向所有的人（包括穷人和富人）呼吁，以爱作为手段来解决个体和类的矛盾，以达到复归人的本质的目的。历史证明这种理论是不科学的，也是走不通的。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论，重新安放在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的基础上，把社会主义看成是实现人的本质，就是从科学社会主义倒回到“真正社会主义”。
与用抽象人道主义原则解释马克思主义密切联系的，是用道德原则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即把科学社会主义变成伦理社会主义。
凡是不以客观历史规律为根据，而是以“人的本质”为依据，必然强调社会主义的伦理动机，向人的本性、理智、良心呼吁。例如亨·德曼就强调，马克思主义“决不是非伦理的”，“它明确地认为黑格尔关于历史是最高道德的实现的观点具有伦理的目标”，不同的“只是把道德的实现场所由意识转移到存在”；强调《手稿》中“关于‘感觉’的学说（需要和利益来自感觉）无非就是把伦理学的评价纳入人的需要。人本身有他的标准和目的”，“人根据天赋来评价当时的‘环境’，这种天赋不是由这种环境决定，而是属于人的本性并引导人去面对自己的使命”。正因为这样，所以他认为《手稿》“比马克思的其他任何著作都更清楚得多地揭示了隐藏在他的社会主义信念背后，隐藏在他的一生的全部科学创作的价值判断背后的伦理的、人道主义的动机”[16]。
这种观点虽然是20世纪30年代初提出来的，但影响是很大的，至今西方一些所谓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还是按照这个看法来解释马克思主义。例如，罗·塔克尔就认为，《手稿》表明，马克思“并不是一个他想成为的那种分析社会学家，而首先是一个道德学家或宗教思想家之类的人。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科学体系的旧观点，日益让位于认为它实际上是一个伦理的和宗教的观点体系的观点”[17]。毕果也断言，《手稿》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伦理学”，它并不包含对资本主义社会客观规律的分析，而只是“对人及其在经济世界的地位的分析”[18]，是一种人对现实世界道德要求的体系。而M。吕贝尔更是直截了当地宣称，“马克思是通过伦理的使命而达到无产阶级运动的。他不是通过长期的研究而把握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的、历史的条件和可能性之后才‘科学地’达到社会主义的”[19]。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这里有三个不同的问题：第一，道德因素在马克思的思想转变中的作用；第二，《手稿》中经济分析和道德评价的关系；第三，《手稿》能不能成为把马克思主义伦理化的依据。从历史过程来看，这三个问题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是密切联系的。
人是有思想、有感情的社会存在物。任何客观条件的作用必须通过人的头脑，表现为行为的动机、愿望。处在同样的历史条件下，并不是每个人的认识都能达到同样的深度和广度。一个人的主观状态，他的价值观和崇高的道德理想，对于认识具有重要的影响。
出生于比较开明的知识分子家庭，生活在当时德国先进的莱茵地区，青少年时代受到法国启蒙学派和人道主义道德影响的马克思，无疑具有很高的精神境界。他在中学毕业时写的《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这篇毕业考试论文，虽然主题是很常见的，一个即将跨出中学大门的青年所面临的问题——如何选择职业，但从他考虑这个问题的角度看，我们可以看到关于人类的幸福、人的尊严、个人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等传统人道主义道德规范和理想的启蒙作用。
年轻的马克思认为，青年在选择职业时必须考虑两个方面：一是选择一种最能使人高尚起来，使自己的活动和一切努力具有崇高的品质，即使自身完美的职业；二是选择一种能给我们提供广阔场所来为人类进行活动，接近共同目标即完美境地的职业。前者是个人自身的完美，后者是同时代人的完美，即人类的幸福。马克思强调的是这两者的结合，并把人类的幸福摆在首位。[20]
马克思也重视人的尊严。在他看来，“尊严就是最能使人高尚起来、使他的活动和他的一切努力具有崇高品质的东西，就是使他无可非议、受到众人钦佩并高出于众人之上的东西”[21]。而且马克思是把人的尊严和人的行为的自主性结合在一起的，“能给人以尊严的只有这样的职业，在从事这种职业时我们不是作为奴隶般的工具，而是在自己的领域内独立地进行创造”[22]。符合人类尊严的职业和最高的职业不能混同。在世俗的眼里，最有利可图、最有社会地位的职业是最高的职业，但从事这种职业的人，可以没有自主性，成为职业的奴隶。独立地创造，是人类尊严的标志。
年轻的马克思，充满了作为人的优越感。他在献给燕妮的诗集《爱之书》中，就有一首诗题为《人的自豪》。这不单纯是一个热恋中的青年，对自己心爱的人咬耳倾诉衷情的**诗，而且表达了他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关于人的尊严的观点。他蔑视趋炎附势，粪土貌似巨人的权贵：
对那青云直上的一班人，
难道我也应当叫好奉承？
对这浮华加贪婪的生活，
难道我也应当俯首屈服？
巨人们，侏儒们！你们算什么？
还不是堆堆没有生命的石料！
我心灵之火不会献给你们，
我不屑用眼光朝你们一瞟。[23]
马克思在诗中还傲然地向世界挑战，虽然很可能是由于爱情和婚姻的波折，对重视名门而鄙视平民的世俗偏见和传统的愤怒，但是也表达了马克思把人看成是尘世生活的上帝，是真正的创造者的思想：
面对着整个奸诈的世界，
我会毫不留情地把战挑，
让世界这庞然大物塌倒，
它自身扑灭不了这火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