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把握[77]
地理环境决定论，是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片面的自然主义理论，它的必然结论是历史宿命论和机械决定论。贯穿《河殇》全部历史观基础的正是这种理论。撰稿者们鼓噪一时吵吵嚷嚷地宣扬的那种悲观的、宿命的、极端民族虚无主义的“黄色文明”理论，是人与自然关系理论上的一次大倒退。
人与自然关系的实际状况是变数，它的理论形态也是如此。东方和西方、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具有明显的时代和民族特色。东方神秘的“天人合一”观念对陷入生态困境的西方人正在重新放射出迷人的光辉。但真正对人与自然关系给予科学阐述的，既不是自然主义也不是人本主义，既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也不是片面的“自然改造”论，而是唯物辩证地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它的核心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把握。马克思把自然界纳入人的活动范围来考察，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提供了既不同于旧唯物主义又不同于唯心主义的新的思维方式。
一、理论视角的转换
人是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的。自然界是人生存的首要的和基本的来源。人对自然界的依赖如此密切，以致一切崇拜和神化都是从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的。最早的宗教是自然拜物教。最早的意识是自然意识，即对周围自然界牲畜般服从的动物性意识。最早的艺术是对自然的模仿的描述。最早的哲学是自然哲学。最早的哲学家是自然哲学家。可以说，原始宗教、神话、艺术、哲学，就其起源来说都离不开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类虽然是从自然开始自己认识历程的，但在很长的时期内并没有找到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也没有找到从哲学高度观察人与自然关系的适当角度。
哲学从其童年时代起，一切唯物主义的共同点是承认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或者说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它们毫不怀疑自然界先于人并在人的意识之外的存在，努力探求自然界的本质或本原，以便从自然本身说明自然。它们就自然界考察自然，以便达到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认识世界。这种观点有其正确的一面，特别是对以自然规律为对象的自然科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恩格斯在评论18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状况时说：“当时哲学的最高荣誉就是：它没有被同时代的自然知识的狭隘状况引入迷途，它——从斯宾诺莎一直到伟大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坚持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而把细节方面的证明留给未来的自然科学。”[78]
旧唯物主义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缺点也是很显然的。它们推崇作为自然的自然，而不懂得历史的自然，即处于一定历史进程和文化环境并打上了人的烙印的自然；它们也不懂得自然的历史，不懂得自然界由于人的参与而发生的变化。它们把自然与人的活动分离开来，一边是自然，一边是人，采取的是人与自然二元化的原则。它们坚持唯物主义，但陷入了形而上学。
从康德开始的德国古典哲学可以说是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一次视角的转换。同以往唯物主义仅仅从客体把握自然不同，它们从主体方面把握客体，也结束了认为自然界没有任何历史的观念。但德国古典哲学以“先验自我”、“绝对观念”名义确立的主体，是无人身的主体。从这种主体出发来把握客体，只能使客体笼罩上神秘的主体性。无怪乎在青年黑格尔派那里，人与自然的现实问题变成了抽象的实体和自我意识的问题。
费尔巴哈不满意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辨改革，从绝对观念转向人，把人与自然从绝对观念的依附地位提升为哲学的最高原则，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但这种统一不是以实践为中介的认识论的统一，而是本体论的统一，是以人和自然的客观本性为基础的统一，即人是自然的人，自然是作为人的自然存在基础的自然。这种统一的最高成就是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费尔巴哈克服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缺点，但忽视了从康德到黑格尔在主体性问题上取得的成就。他恢复了唯物主义的王位，同时也复活了它们的缺点：仅仅从客体角度考察客体，甚至把人也变成了仅仅是感性对象。费尔巴哈尽管使人摆脱了神学的和唯心主义的羁绊，但并没有真正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在人与自然关系的把握上陷入了同旧唯物主义一样的困境。
这样，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在人类思维史上看到的是两种思维方式：客体性原则和主体性原则。它们彼此对立，形同冰炭。在抽象的对立中，使其中包含某些真理性的认识变成了谬误。
马克思主义克服了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二律背反。它既不是片面推崇客体，也不是片面迷恋主体。之所以能达到这个高度，关键在于，马克思把自然作为人的劳动对象纳入人的活动范围来考察。
在劳动中，自然界已丧失了它往昔的地位，它既不是自然拜物教徒眼中那个神秘莫测、人们对之顶礼膜拜的神物，也不仅仅是旧唯物主义眼中那种仅仅作为不依赖人而独立自存的物质。自然界是人们的劳动对象，是人们借以获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来源。借助于劳动，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变为以实践为中介的主客体关系。
劳动包括对客体性原则的认可，因为没有无对象的劳动。劳动并没有否定自然的客体性。人们要在劳动中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承认自然的先在性和实在性，并力求按照自然的本来面目认识自然界。但劳动打破了旧唯物主义的那种硬化的、僵死的客体性原则，包含从主体角度把握客体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同样，劳动包含对主体性原则的认可，因为没有无主体的劳动。但劳动中的主体，已经不可能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中的无人身的主体，而是现实的从事劳动的人，是受劳动对象、劳动条件和劳动工具、劳动方式制约的主体。因此，我们同样承认从客体角度把握主体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劳动的实际过程是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哲学中以实践为中介的主客体相互关系的理论，是对这种过程的抽象。所以实践的视角，不是片面的主体性原则，也不是片面的客体性原则，而是以扬弃的形式包括这两者。
在著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多层次关系，第一次把它区分为实践关系、认识关系、审美关系。
就肉体生活来说，人与动物一样都依赖自然界。而且人比动物越是高明，越是具有能动性，人对自然界的依赖越广泛越深刻。人与动物的区别不在于是否依赖自然界，而在于这种依赖方式。自然界是人的活动对象，是人赖以生活的源泉，但人是以人的方式依赖自然界，即通过劳动建立起同自然的改造和被改造关系。马克思在讲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强调：“从实践领域说来，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还说：“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79]
实践关系是人与自然的首要的基本的关系。这种关系根本改变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性质。动物与它的生存环境是单纯的依存关系、适应关系。这是自然界内部的关系，是一种自然物与另一种自然物的关系。自然本身规定了动物的活动范围，动物从不试图越过这个范围。动物区系本身就是自然环境的一部分，是整个自然生态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而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使人处于能动者和创造者的地位。
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包括认识和被认识关系。马克思说：“从理论领域说来，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是“自然科学的对象”[80]。马克思当时还专指自然科学，没有对人与自然的认识关系进行全面论述。但说明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不能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仅仅归结为实践关系。从原始的图腾崇拜、宗教神话到近代的自然科学的发展都证明了马克思的论断，自然界是人的主要认识对象，人不仅在实践着，而且在认识着。
此外，与自然科学相并列，马克思还强调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总之自然界也是“艺术的对象”，这是颇为耐人寻味的。毫无疑问，艺术也是一种认识，但它是与自然科学不同的另一种形式的认识。艺术和科学各有不同的认识功能和社会功能。尽管自然界既是自然科学的对象，也是艺术的重要对象，但艺术不是对自然界的实证性认识，而是一种审美关系，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审美价值判断。
实践关系、认识关系、价值关系，在人与自然交往中并不是互不相关、彼此并列，而是同时并存、相互渗透的。只有从抽象思维的角度才能把它们彼此剥离开来单独考察。其中，最根本的关系当然是实践关系，而认识关系和价值关系是被实践关系决定和制约的，并且是实践关系的内在要素。它们是在实践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并渗透和影响整个实践过程。但在实践过程中，认识关系和价值关系方向相反。认识追求的是真理，它要求主体的观念、认识应该符合客体；价值追求的是效用，它要求客体符合主体的利益和愿望。认识和价值的矛盾是在实践中不断解决又不断产生的。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排除认识和价值关系，人的实践活动就降低为动物的本能行为。
理论视角的转换，是哲学形态的变化。马克思从实践角度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对自然、社会、人的问题的认识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
自然变成可理解的自然。从实践的角度把握自然界，可以看到人类周围的感性世界是人的活动的产物，是已死去的和活着的文明的见证人。旧唯物主义的自然本体论、自然先在论的错误并不在于它坚持自然的客观实在性，坚持自然界先于人类而存在。相信这些正是唯物主义之所以是唯物主义的关键所在。它们的错误在于撇开人类的实践活动考察自然，因而无力解释由于人的参与而引起的地球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类本身的变化。它们把自然界移到人的活动范围之外，或者说从自然界中排除人的活动，从而把现实的自然界变成不可理解的神秘自然界。
社会变成可理解的社会。劳动创造了人，创造了人类社会。人类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是在劳动基础上形成的。劳动的确是打开人类社会奥秘之门的钥匙。
人们往往认为，只有人与人的关系才属于社会之中的关系，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属于社会之外的关系。这是一种空间观念引起的理论错觉。其实，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样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关系。没有这种关系，人类社会就不存在。因此只有正确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真正把握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
马克思一再批评历史唯心主义者企图从社会历史中排除人与自然的关系。他在《手稿》中说：“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还说：“只有自然主义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行动。”这里所说的“自然史”、“自然主义”都在于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社会中的基本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赋予人类社会以客观的物质内容。事情很显然，从社会历史中排除人与自然的关系等于排除劳动，这意味着历史的中断和社会的灭亡。
如果说上述看法在《手稿》中还是一种暗示的话，在《神圣家族》中则非常明确。马克思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时以责问的口吻说：“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它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它就能达到即使是才开始的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吗？”马克思的回答是否定的。排除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把历史同物质生产、同劳动分开，实际上是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81]。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制造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的确，从社会中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驱逐出去，意味着把社会看成是一个不需要与自然进行能量和信息交换的独立的、封闭的结构。这样的社会，在地球上从来没有存在过，也不可能存在。
这样，人变成可理解的人。人是什么，不可能从孤立的个体，或从人的内在本性中得到说明，只有人的历史，特别是人的劳动史才能揭示人的本质。单纯的生物进化无法解释从猿到人的转变；自然选择，也无法说明社会的形成及其演变。人的变化不可能由人的生理因素得到解答。从茹毛饮血的原始人到现代人的变化，人的才能、智力、素质、思维能力的增长，不是人的内在潜力的自我实现，而是劳动的结果，是全部人类劳动及其创造的文化的积淀或内化的结果。人的历史，无非是人通过劳动而自我创造的历史。
二、自然界——人的作品和现实
“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82]马克思的这一著名论断，是他考察人与自然关系视角转换的一个重要结论。它突破了古代自然哲学囿于自然自身，就自然探索自然的封闭式的旧本体论的局限性，由对客观自然本身的探索，转向注视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
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是受它的实际关系决定的。尽管当人从自然界分化出来后就逐步迈开了改造自然的步伐，但在初期，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和影响力是极其微弱的。水平低下的生产力，使人不可能把自然界看成人的作品和现实，相反人像婴儿依赖母亲那样依赖自然。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对自然牲畜般的服从，这时，自然界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相对立。此时，人同自然的关系，类似于动物和自然的关系。图腾崇拜和原始宗教所蕴含的社会意义，就是这种关系的反映。例如图腾崇拜表明的是，人对自然界的极其狭隘的依赖关系。原始人之所以崇拜某一种动物，把它当作自己的祖先和保护者，这些动物确实是他们赖以为生的源泉。有的学者看到了这种秘密。例如《人·偶像和上帝》的作者就说：“在自然和集体面前显得软弱无力的原始人，把自己跟他的动物祖先，跟自己的图腾等同起来，通过复杂的并经常是备受折磨的仪式，归根到底扩大着他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依赖。”[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