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一种批判的世界观[1]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壮丽日出，它使唯物主义哲学以至整个哲学的主题、职能和思维方式发生了根本的转向。然而，历史唯物主义又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误解、曲解和非难；人类思想史表明，任何一门科学在发展过程中，除了要研究新问题外，往往还需要再回过头去重新探讨像自己的主题和职能这样一些对学科的发展具有方向性、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哲学以及历史唯物主义也是如此。“熟知并非真知”，准确而全面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仍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本文拟就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主题、理论空间和理论意义，以及唯物主义的历史形态作一新的考察和审视，以深化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
一、唯物主义历史形态的重新考察——法国唯物主义的两个派别及其启示
在具体分析唯物主义的历史形态之前，我们有必要重新考察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因为在唯物主义发展的历史上，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以其独特的反思精神、批判态度和启蒙思想充分展示了自己的理论风采，并在人类哲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章。然而，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在总体上一直被称为机械唯物主义或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实际上，这种理解并不准确。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深入考察使我得知，在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中存在着两个派别，即机械唯物主义和人本唯物主义，而且二者具有不同的理论特征、理论来源和理论归宿。正如马克思所说：“法国唯物主义有两个派别：一派起源于笛卡儿，一派起源于洛克。后一派主要是法国有教养的分子，它直接导向社会主义。前一派是机械唯物主义，它成为真正的法国自然科学的财产。”[2]
机械唯物主义派的科学来源是英国的牛顿力学，而它的哲学来源是本土的笛卡儿哲学。在牛顿和笛卡儿，或者说，在当时的科学和哲学的双重影响下，在法国唯物主义中形成了机械唯物主义派，其代表人物就是拉美特利。
17～18世纪，牛顿经典力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经过哲学家伏尔泰的系统介绍，牛顿的科学思想和哲学观念在18世纪的法国已经享有隆名盛誉，它造就了强烈的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情绪，刺激着法国唯物主义者把自然规律观念直接带入到社会领域，或者把社会和人还原为自然。
笛卡儿则以力学运动规律为基础，把由地上获得的力学原则应用于天体现象以至整个世界，从而构造了一个具有反宗教神学意义的机械唯物主义世界图景。笛卡儿“借助于机械论的概念”来从事对自然的研究，“使自然哲学焕然一新，他提出一种新的、从独立精神产生出来的、包罗整个自然界的世界观”[3]。费尔巴哈的这一评价是公正的。因为正是笛卡儿把自然科学中的机械论观念移植到哲学中并造就了机械论的时代精神。笛卡儿的自然哲学开启了近代及宗教神学的先河，为法国唯物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一直影响到拉美特利的时代；同时，它又不可避免地制约着法国唯物主义，使其停留在机械论的水平上。
拉美特利极为推崇笛卡儿和牛顿，认为“如果哲学的领域里没有笛卡儿，那就和科学的领域里没有牛顿一样，也许还是一片荒原”[4]。笛卡儿的自然哲学和牛顿的经典力学引导着拉美特利走进了一个唯物的同时又是机械论的世界图景之中，并提出了“人是机器”的观点。借助自然的人，拉美特利把人从宗教神学的纠缠中解放出来，使人获得了自然的独立性；同时，由于机械论的束缚，刚从神权的重压下解放出来的人，在此又变成了一架机器，人和人的主体性都不见了。
当然，我注意到，起源于笛卡儿的机械唯物主义派对当时的自然科学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其理论归宿是自然科学。这是因为，笛卡儿借助于自然科学的“清楚明白的概念”来研究自然，发现了一些自然规律，“为后来的发明和校正奠定了基础”[5]，并“提供了自然科学的骨架和基础”[6]。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笛卡儿的唯物主义以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法国唯物主义中的机械唯物主义“成为真正的法国自然科学的财产”。
法国唯物主义中的另一派是“现实的人道主义”[7]，即人本唯物主义。从理论上看，人本唯物主义起源于洛克哲学，其代表人物是爱尔维修。在西方哲学史上，洛克是一个转折点。从洛克开始，西方哲学自觉地从自然转向人及其内心生活，表现为“认识论转向”。洛克哲学在全面考察人的认识能力的前提下，探讨了认识的起源、界限和知识的确定性，并从认识论以及道德实践两个方面集中而系统地批判了“天赋观念论”。按照洛克的观点，思辨理性没有天赋观念，实践理性同样没有天赋观念，道德观念是由教育和社会环境造成的；社会不是天然的，而是人们自己创造的，人的趋乐避苦的自然倾向指向人的利益，而人的利益的实现需要社会以及作为维系社会纽带的道德原则。所以，人是根据利益需要创造社会和道德原则的。可以看出，反对宗教神学，肯定人的感性，提高个人的地位，这是洛克对“天赋观念论”批判的意义所在。
显然，洛克的观点既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又有重要的政治内涵。洛克唯物主义经验论的双重含义，即认识论性质和政治内涵深深地触动了爱尔维修的心灵，直接成为爱尔维修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和先导。马克思指出：“爱尔维修也是以洛克的学说为出发点的，他的唯物主义具有真正法国的性质。”爱尔维修把“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8]。
爱尔维修以洛克哲学为出发点，并把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主要体现为他从洛克的唯物主义经验论中提取出“感觉”这一概念，并把感觉看作是人的存在方式，即“我感觉，所以我存在”。依据洛克的观点，爱尔维修认为，感觉是连接意识与客观外界的桥梁，通过感觉，人一方面不断地认识外在世界，形成和发展自己的感觉和认识；另一方面把存在于内心的关于自由的欲望和要求变为外在的争取自由的活动。换言之，通过唯物主义感觉论，使得自由不再求之于内在精神，而是求之于外在环境，求之于改变外在环境的活动。根据第一方面，爱尔维修得出了“人是环境的产物”的结论；根据第二方面，爱尔维修提出了“意见支配环境”的命题。爱尔维修提出这两个命题的宗旨在于证明这样一个道理，即人的智力天然平等，人的性格受制于外在环境，所以，要改造人首先必须改造外在的社会环境，即马克思所说的“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9]。
就理论归宿而言，以爱尔维修为代表的“现实的人道主义”，“直接导向社会主义”，“直接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财产”[10]。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进一步发展爱尔维修的学说，必然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提供“逻辑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所以，“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11]。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主要是指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但科学社会主义也同以爱尔维修为代表的“现实的人道主义”有着一定的理论关系。正如恩格斯所说，就理论形式来说，现代社会主义“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12]。
爱尔维修的人本唯物主义在当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被誉为“道德界的培根”。爱尔维修是一个转折点，以其“现实的人道主义”为标志，自然唯物主义开始衰落，人本唯物主义开始兴起。透过法国唯物主义的两个派别，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历史线索，即法国唯物主义中的机械唯物主义派关注的是自然，人在这里仅仅成为自然物质的一种形态；人本唯物主义派关注的则是社会，着眼于“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由此启示我们，应重新考察唯物主义的历史形态。
按照传统的观点，朴素或自发唯物主义、机械或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的三种历史形态，这三种历史形态在研究主题或观察世界的理论视角上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即三者都以“整个世界”为研究对象，只不过朴素唯物主义把世界看成是一个混沌的整体，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把世界理解为一个个静止、孤立的事物，辩证唯物主义则把世界理解为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物质体系，而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推广和应用。这种观点有其合理因素，但它又把这种合理因素溶解于不合理的理解之中。在这里，唯物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主题转换不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划时代贡献在相当大的程度被抛弃了。
对唯物主义以至整个哲学发展史的深入考察使我得知，唯物主义哲学的主题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在不同的时期，唯物主义具有不同的研究主题，而不同的研究主题必然使其具有不同的理论空间和社会职能。从研究主题的历史转换这一根本点上看，唯物主义的发展在总体上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形成了三种历史形态，即自然唯物主义、人本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自然唯物主义始自古希腊哲学，它从泰勒斯起始，到霍布斯那里达到了系统化的程度，并一直延伸到法国唯物主义中的机械唯物主义派。自然唯物主义或者在直接断言世界本身的意义上去寻求“万物的统一性”，把万物的本原归结为自然物质的某种形态；或者以实验科学对自然现象的实证研究为基础，在“认识论转向”过程中去探讨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并把物质世界以及人本身归结为自然物质的某一层次。从总体上看，自然唯物主义根据“时间在先”的原则，把整个世界还原为自然物质，人则成了自然物质的一种表现形态。在自然唯物主义那里，“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人和自然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强力和自由是同一的”。
自然唯物主义确认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却一笔抹煞了人的能动性、创造性、主体性；它自称是“世界观”，实际上，它是在世界之外“观”世界；它研究“整个世界”，却唯独不给研究者——现实的人在这个世界中一个切实的立脚点。换言之，在自然唯物主义体系中，存在着“人学空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自然唯物主义是一种“纯粹的唯物主义”，而到了霍布斯那里，“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13]。
人本唯物主义起源于法国唯物主义中的另一派，即“现实的人道主义”。如果说爱尔维修是人本唯物主义的创始者，那么，费尔巴哈则是人本唯物主义的集大成者。费尔巴哈哲学是人本唯物主义的典型形态。费尔巴哈哲学“将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作为其“唯一的、最高的对象”，它“借助人，把一切超自然的东西归结为自然，又借助自然，把一切超人的东西归结为人”[14]，并力图通过对思辨哲学以及神学的批判而“建立人的哲学批判”。这是一个以自然为基础，以人为核心和出发点的人本唯物主义体系。按照费尔巴哈的观点，自然界是第一性的实体，但人在地位上是更重要的实体，“人是自然界最高级的生物”，因而是理解自然的钥匙。因此，要“弄清楚自然的起源和进程”，“必须从人的本质出发”[15]。所以，费尔巴哈把人看作是思维和自然相统一的基础，力图以“现实的人”为基本原则来理解世界并构造哲学体系，从而建构了一种“新哲学”，即人本唯物主义。
“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很大的优点：他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但是，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16]换言之，费尔巴哈不理解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17]。所以，费尔巴哈最终得到的仍是抽象的人，忽视的仍是人的能动性、主体性和社会性。他所理解的感性世界因此只能是一个脱离了人的实践活动，脱离了社会历史的抽象的自然界。“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18]因此，超越人本唯物主义，建立和“历史”相结合的唯物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是理论和历史的双重要求。
我不能同意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即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都属于“最新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观点是在费尔巴哈哲学的内在逻辑所指示的同一方向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的认识论实际就是费尔巴哈的认识论”[19]。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无原则的糊涂观念。它表明，普列汉诺夫从根本上混淆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区别，不理解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人本唯物主义，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前者仅仅把人看作是“感性对象”，后者则把人看作是“感性活动”，并从这种“感性活动”出发去理解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同时，由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不理解“感性的人的活动”，所以它仍然“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包括”在“旧唯物主义”的范畴之中，而把自己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称为“新唯物主义”。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社会的人类”，它“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20]。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从根本上说，人类历史即社会历史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因此，考察人类历史从根本上说就是分析人类实践活动及其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21]。
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空间的重新考察——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意义
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人们为了能够生存和生活，必须进行物质实践，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为了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人和人之间必须互换其活动，并必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这就是说，人们的生存实践活动和“实际日常活动”自始至终包含并展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或者说，包含着并展现为人与自然的矛盾和人与人的矛盾。而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就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22]。因此，作为“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所关注和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人们的生存实践活动、“实际日常生活”所包含和展现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3]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中的“历史”是人的活动及其内在矛盾得以展开的境域。
从形式上看，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仅仅是人类社会或人类历史，似乎与自然无关。但问题在于，社会是在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构成了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而历史不外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24]。因此，“把人与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必然使社会历史虚无化，从而走向唯心主义历史观。
“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25]这就是说，作为物质实践对象化的劳动产品。“实物”与“实物”关系的背后是人与人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活动互换的关系，或者说，“实物”不仅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体现着人与人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正是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实践关系，作为历史的基础，力图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来改变人与人的关系，通过人对物的占有关系（私有制）的扬弃来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26]。
“只有当物（diesache）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praktisch）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27]具体地说，在实践中，人是以物的方式去活动并同自然发生关系的，得到的却是自然或物以人的方式而存在，从而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为我而存在”的关系。这种“为我而存在”的关系是一种否定性的矛盾关系。人类要维持自身的存在，即肯定自身，就要对自然界进行否定性的活动，即改变自然界的原生形态并在其中注入人的目的，使之成为“人化自然”、“为我之物”。与动物不同，人总是在不断制造与自然的对立关系中去获得与自然的统一关系的，对自然客体的否定正是对主体自身的肯定。这种肯定、否定的辩证法使人和自然处于双向运动中：实践不断地改造、创造着人本身，包括他的社会关系，不断地把自然转化为社会的要素，使自然成为“社会的自然”或“历史的自然”，使社会成为“自然的社会”，或者说使历史成为“自然的历史”。“自然的社会”和“社会的自然”构成了“感性世界”，使世界二重化为自在世界和属人世界。
可以看出，人与自然之间这种“为我而存在”的否定性关系是最深刻、最复杂的矛盾关系。马克思之前的众多哲学大师都没有意识到这种矛盾关系及其基础地位，致使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咫尺天涯”，唯物论和辩证法遥遥相对。“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马克思高出一筹的地方就在于：通过对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深入而全面的剖析，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解答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同时就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这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日，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形成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