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而“物质的存在不依赖于感觉。物质是第一性的。感觉、思想、意识是按特殊方式组成的物质的高级产物。这就是一般唯物主义的观点，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28]对此，我持一种保留态度。这是因为，列宁在这里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等同于一般唯物主义，并把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从而忽视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一般唯物主义或自然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
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逻辑上说，历史唯物主义都不是一般唯物主义或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里的“推广和应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作为理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也不存在一个独立的具有应用性质的历史唯物主义。相反，那种“排除历史过程”，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不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就其实质而言，它只能是自然唯物主义在现代条件下的“复辟”，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导致历史唯心主义。正如马克思所说：“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29]
在我看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两个主义，而是同一个主义，即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不过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代名词。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实践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否定性的辩证法。“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30]因此，作为黑格尔辩证法的扬弃，作为“全部社会生活”哲学反映的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蕴含着否定性的辩证法，本身就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31]把辩证唯物主义看作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代名词，就是为了透显历史唯物主义所内含的辩证法维度及其批判性和革命性。
同时，“历史唯物主义”与“实践唯物主义”也不是两个主义，而是同一个主义，即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不过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又一代名词。如前所述，历史唯物主义内含着辩证法维度及其批判性和革命性，所以，它总是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这种“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实际上就是通过改变现存事物，使现存世界革命化。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32]。所以，实践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内在的本质的一致性。把实践唯物主义看作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又一代名词，是为了透显历史唯物主义所内含的实践原则及其批判性和革命性。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马克思这句名言了，即“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33]以现实的个人为思维坐标，以实践为出发点范畴和建构原则，去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即人与世界的关系，使历史唯物主义展现出一个新的理论空间，即一个自足而又完整、唯物而又辩证的世界图景。这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历史观，更重要的，是一种“唯物主义世界观”。由于历史唯物主义内含着否定性辩证法和实践性原则，所以它是一种“真正批判的世界观”[34]。
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重新考察——“反对形而上学”
作为一种“批判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无疑属于哲学，但它又不同于传统哲学。传统哲学的根本特征就是从一种永恒不变的“终极存在”或“初始本原”出发去理解和把握事物的本性以及人的本性和行为。所以，传统哲学一直被称为“形而上学”。实际上，形而上学的本义，就是指关于超验存在之本性的哲学。
从起源上看，形而上学形成于柏拉图哲学，后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一书中达到了系统化程度。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形而上学就是“第一哲学”，即关于存在之存在的学说，或者说是研究超感觉的、经验以外的对象的学说。概而言之，形而上学所追求的是一切实在对象背后的那种终极存在，并把这种存在看作是事物的具体和特殊的存在及其各种特性的基础，即本体，然后据此推论出其他一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以“寻求最高原因的基础原理”为宗旨，因而是一切智慧中的“最高的智慧”。
形而上学在对存在的存在和世界终极根据的探究中，确立了一种严格遵循逻辑的推理规则，即从公理、定理出发，按照推理规则得出必然结论。这无疑具有积极意义，标志着理论形态的哲学的诞生。然而，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到黑格尔，形而上学中的存在日益脱离现实的事物和现实的人及其活动，成为一种抽象的存在、抽象的本体，甚至成为一种君临人与世界之上的神秘的主宰力量。“形而上学响应作为逻各斯的存在，并因此在主要形态上看，形而上学就是逻辑学，但却是思考存在者之存在逻辑学，因而就是从差异之有差异者方面被规定的逻辑学：存在——神——逻辑学。”[35]在这里，存在和存在者被混淆了，人的存在被遮蔽了。人的创造性和主体性、人的自由和价值都被消解在这种抽象的本体之中，而不管这种抽象的本体是“绝对理性”还是“抽象物质”。
同时，形而上学又逐步演变成一种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它自视发现了最普遍、绝对可靠、自明的理性概念和原则，从而能够推演出全部知识甚至存在的体系。换言之，哲学成了全部科学和知识的基础。实际上，这是一种虚妄，是“对哲学的本质过于奢求的期望和要求”，并成为一种语言霸权，束缚和限制了科学的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36]
到了19世纪中叶，随着自然科学的独立化并“给自己划定了单独的活动范围”，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并凸显了人的异化了的生存状态，人们开始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于是脱离了实证科学，脱离了人的存在的形而上学这种哲学形态便失去了自身的神圣光环，“变得枯燥乏味了”。随着时间的推进，形而上学不仅“在理论上威信扫地”，而且“在实践上已经威信扫地”[37]。反对形而上学因此成为一种潮流，一种时代精神。马克思以其敏锐的观察力注意到这一趋势，明确提出“反对一切形而上学”，并断言：“形而上学将永远屈服于现在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38]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正是马克思本人。从本质上看，这种“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就是批判继承了黑格尔的否定性辩证法并弘扬人的主体性的历史唯物主义。
从历史上看，近代唯物主义，尤其是法国唯物主义一开始就具有反对形而上学的倾向。在培根那里，唯物主义还“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39]在孔狄亚克眼中，“形而上学不是科学”，而是“幻想和神学的偏见”。然而，近代唯物主义的发展却使它事与愿违，即从提出以人为中心并倡导人的创造性，发展到以“物质”为主体并“敌视人”，刚从神权的重压下解放出来的人在这里又变成一架“机器”，那种脱离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的物质成了“一切变化的主体”。“为了在自己的领域内克服敌视人的、毫无血肉的精神，唯物主义只好抑制自己的情欲，当一个禁欲主义者。它变成理智的东西，同时以无情的彻底性来发展理智的一切结论。”[40]“以无情的彻底性来发展理智的一切结论”，使得近代唯物主义又把哲学变成一种无所不包的形而上学体系。这是一个庞大的“自然体系”，人和人的存在都被消解于抽象的物质之中。这就势必导致哲学的转向，即探讨认识主体的能动性，并突出自我意识的作用。执行、完成这一“转向”并因此声名显赫的是康德和黑格尔，而且黑格尔又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包罗万象的形而上学王国。正如马克思所说，“黑格尔天才地把17世纪的形而上学同后来的一切形而上学及德国唯物主义结合起来并建立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包罗万象的王国”，从而使形而上学“在德国哲学中，特别是在19世纪的德国思辨哲学中，曾有过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41]，即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以最宏伟的方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并使形而上学与概念辩证法融为一体了，整个世界被描述为处在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之中。
然而，黑格尔只是在形式上肯定了人的能动性。由于他把人仅仅看作是绝对理性自我实现的工具，所以又从根本上剥夺了人的能动性、创造性和主体性。这就是说，在黑格尔哲学中，不仅本体成为一种抽象的存在，人也成为一种抽象的存在，人的本质不是形成于人的现实存在中，而是存在于“人”的概念中，是“人”的概念的外部表现。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人的自由和尊严在此都被消解于思辨的形而上学体系中，人的存在消失在绝对理性的阴影之中。如果说柏拉图哲学是全部形而上学的真正滥觞，那么，黑格尔哲学就是全部形而上学的巨大渊薮。一句话，黑格尔哲学是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和发展顶峰。全部现代西方哲学就是从批判黑格尔哲学开始的，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则意味着对“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
在哲学史上，马克思和孔德同时举起了批判形而上学的旗帜。在时代性上，马克思的反对形而上学与孔德的拒斥形而上学具有一致性，二者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实际上是对西方近代哲学以及整个传统哲学的批判，这是现代精神对近代和古代精神的批判。在指向性上，马克思的反对形而上学与孔德的拒斥形而上学却有本质的不同：孔德从自然科学的可证实和精确性原则出发批判形而上学，力图用实证科学精神来改造和超越传统哲学，并把哲学局限于现象、知识以及可证实的范围内；马克思则从人的存在出发去批判形而上学，认为反对形而上学之后，哲学应转换自己的理论主题，关注人类世界、人的存在，对人的异化了的生存状态给予深刻批判，对人的价值、自由和全面发展给予深切关注。所以，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消除人的异化的生存状态。
通常认为，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原则是拒斥形而上学，而马克思哲学不同于或高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地方就在于它仍然保持着形而上学这种哲学形态的“本色”，即以追溯整个世界的本原或基质为目标，力图从这种终极存在——物质出发去理解和把握一切事物的本性，然后从自然存在推导出社会存在。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马克思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反对或拒斥形而上学同样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与西方传统哲学不同，历史唯物主义是从人的存在出发去解读存在的意义，从人的存在方式——实践出发去理解和把握人与世界的关系的。
这样，马克思便终结了形而上学，并同孔德一起启动了现代西方哲学的进程。海德格尔公正地指出：“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把他自己的哲学标示为颠倒了柏拉图主义。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完成了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42]不管现代西方哲学的其他派别是否意识到或承认，马克思和孔德一样，都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历史唯物主义属于现代哲学，是现代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标志着形而上学的终结，一条新的哲学发展道路由此开辟出来了。
四、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意义的重新考察——历史唯物主义与哲学的“生存论转向”
历史唯物主义在哲学史上所造成的革命变革是从本体论层面上发动并展开的。这一变革的实质就在于，它使哲学发生了“生存论转向”，即使哲学关注的焦点从超验世界转向“感性世界”，从宇宙本体转向人的生存状态，从“寻求最高原因”转向探究人的实践活动。如前所述，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消除人的生存的异化状态，从而“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这样，历史唯物主义便终结了“形而上学”，使西方哲学从知识论形态转向生存论形态，从而展示了一个新的思想地平线。
从总体上看，西方传统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在探究存在的过程中，形而上学把“寻求最高原因”与人类面临的种种紧迫的生存问题分离开来，认为哲学的根本使命就是澄明知识的前提，从而把哲学思考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知识论上去了。知识论因此构成了形而上学的唯一存在方式。换言之，形而上学的创建必然导致知识论哲学的形成。知识论原则构成了西方传统哲学的根基，甚至贯彻到西方传统哲学最遥远的边缘，始终主导着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之前的全部西方哲学史。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科学和哲学的发展，这种知识论哲学日益显露出其本身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时代呼唤着一种新的哲学形态，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应运而生。
黑格尔说过，哲学是“思想所集中表现的时代”。马克思把这一观点进一步发挥为“真正的哲学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由哲学家们创造的哲学体系不管其形式如何抽象，也不管它们具有什么样的“个性”，都和哲学家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法国启蒙哲学明快泼辣的个性，德国古典哲学艰涩隐晦的特征，离开它们各自的时代是无法理解的。从根本上说，任何一种哲学体系的出现都和它所处的时代相联系，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就是19世纪中叶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英国工业革命及其后果、法国政治革命及其后果、世界历史的形成及其意义，这三者是资产阶级进行历史性创造活动的主要成果。这些成果及其引起的规模宏伟、具有现代形式的社会矛盾，是推动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因，构成历史唯物主义得以产生的时代背景。
肇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工业革命，到了19世纪40年代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生产已经机器化、社会化。1789年开始的法国政治大革命，到了1830年推翻复辟王朝时也取得了历史性胜利，资本主义制度得到了确立和巩固。而19世纪中叶世界历史的形成意味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在这个世界体系中，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一句话，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43]。
可见，马克思所面对的是一个由资本关系所造成的人的生存状态全面异化的社会。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45]。然而，形而上学或知识论哲学无法完成这一“迫切任务”。如前所述，形而上学中的存在、本体是脱离了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的抽象的存在、抽象化的本体，从这种抽象的存在和本体出发，人们无法认识和把握现实；形而上学向人们展示的是抽象的真与善，它似乎在给人们提供某种希望的同时，又在掩饰现实的苦难，抚慰被压迫的生灵，因而无法消除人的生存的异化状态，将现实的人带出生存的困境。作为知识论形态的哲学，形而上学只能“解释世界”，至多是以肯定的方式感受并描述现存世界。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一开始就“反对一切形而上学”，主张哲学从知识论转向生存论，关注“现存世界革命化”的问题。
从理论上看，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特征就在于，从人的存在出发去询问、追问存在的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所以，“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46]。而从有生命的个人出发，“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47]这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把人类的生存实践活动看作是“第一个历史活动”，看作是一切活动和知识的前提，并认为这是“首先应当确定的前提”。这样，马克思便从根基上超越了知识论哲学。
正因为实践构成了人的生存方式，所以人的生存状态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处在不断的建构和改变之中。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这种人的生命活动的异化必然造成人的生存状态的全面异化，人与人的关系体现为物与物的关系，不是人支配物，而是物统治人。因此，“为历史服务的哲学”，即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从人的生存方式——实践出发，通过对现存世界异化状态的批判，揭示被物的自然属性掩蔽着的人的社会属性以及被物和物的关系掩蔽着的人与人的关系，并通过实践使现存世界革命化，消除人的生存的异化状态，“确立有个性的个人”。在马克思的视野中，有个性的个人的存在，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人的生存的终极状态。这样，历史唯物主义就实现了对人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的统一。这是一种双重关怀，是全部哲学史上对人的生存和价值最激动人心的关怀。
与唯心主义不同，与“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也不同，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以一种抽象的、超时空的方式去理解和把握存在问题，而是从人的存在出发去解读存在的意义，并凸显了存在的根本特征——历史性。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又是生存论的本体论。这样，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实现了哲学的“生存论转向”，即从抽象的“求知”转向对人的生存问题的探索，而且实现了哲学使命的根本转换，即从注重用抽象的知识解释世界转换到注重用现实的实践改变世界。历史唯物主义开辟了“从本体论认识现实的道路”，它所实现的“生存论转向”开启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又一发展方向。从总体上看，现代西方哲学“所力求的目标就在于领悟人的现实境况下的那个实在”。
在我看来，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在一定程度上开显了历史唯物主义所实现的“生存论转向”的当代意义。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存在总是存在者的存在，所以必须通过存在者通达存在，“哲学行于通往存在者的存在之途”。但问题在于，并非任何存在者都能通达存在，所以必须找到这样一种存在者，即在它那里，存在不是被封锁着而是以某种方式展开着。这样，哲学就可以通过这种特定的存在者达到存在。在海德格尔看来，人就是这种特定的存在者，是在此存在。换言之，此在是存在通过人展开的场所和背景。
为了强调人通过存在之领会而存在这一特殊的存在方式，海德格尔把人的存在方式规定为“生存”，并指出哲学是总体性的存在论。作为对生存的分析，哲学从此在的解释学出发，把一切哲学追问的主导线索的端点固定在这种追问所由之出发并向之归宿的地方。“我们追问这个问题：在是怎么一回事？什么是在的意义？我们这样追问并非为了建立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本体论……要做的事情是，要把人类历史的此在，同时也总是我们最本己的将来的此在，在规定了我们的历史的整体中，复归到有待原始地展开的在之威力中去。”[49]正是在这个追问过程中，海德格尔不仅发现“在总是此在之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和意义，即“这种唯物主义的本质”就在于，确认“一切存在者都显现为劳动资料”[50]。
实际上，不仅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而且萨特的个体生存本体论、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马尔库塞的感性本体论等，都在一定程度和特定侧面开显了历史唯物主义所实现的“生存论转向”的当代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参与、引导并强有力地推动着现代哲学的本体论转换，这是马克思哲学所实现的理论变革的根本内容和当代意义之所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并赞赏萨特的观点，即“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