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历史必然性观念及其特征[87]
自维科创立历史哲学以来，历史必然性问题一直是西方历史哲学关注的中心问题，至今仍是现代西方历史哲学争论的焦点；全面而科学地解决历史必然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唯物主义历史观对人类思想史的巨大贡献，然而，马克思的历史必然性观念在现代又受到种种的曲解、非难和挑战。本文拟就西方历史哲学中的历史必然性观念及其演变作一新的考察和审视，以深化对马克思历史必然性的研究。
一、历史必然性观念的确立
从思想史看，从对历史必然性的探讨到历史必然性观念的确立，再到历史必然性观念的革命变革，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期。这一历程是与维科、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在人类思想史上，率先探讨历史必然性的，是意大利思想家维科。在历史哲学的开山作——《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中，维科着重考察了民族的“共同性”，即历史必然性，并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一是人类的历史是由人类自己创造的；二是历史发展具有必然性，各民族的历史都必然经历神权、英雄和人权三个阶段。在维科之前，神学历史观占统治地位，人们确信“人的历史是神定的一种秩序”。维科则把人类历史的中心从神移向人类本身，并从人本主义的角度肯定了历史必然性的存在，这是维科历史哲学的独特之处，也是维科对人类思想史的贡献。然而，当维科宣布“人类创造历史”时，他又同时提出“上帝创造自然”。这就以一种新的形式制造了自然与历史对立的神话，并开启了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对立的先河。
卢梭进一步探讨了历史的必然性并认为历史具有内在联系，生产和技术的发展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因；历史进程不可逆转，而历史正是在对抗和矛盾中向着自己的对立面过渡。卢梭已经用相互作用的观点来研究历史及其必然性了，由此而显示了出乎他的时代意料之外的历史主义敏感，“几乎是堂而皇之地把自己的辩证起源的印记展示出来”[88]。
卢梭的辩证方法为圣西门、傅立叶所接受，圣西门、傅立叶把历史必然性观念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首先，社会发展具有内在的必然性。傅立叶断言，社会发展服从于一般成长的规律。圣西门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五个时期，即开化期、奴隶制度、神学—封建制度、“新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未来“实业制度”，并认为这五种社会的产生都是必然的。傅立叶则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五个时代，即蒙昧时代、宗法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和未来的“谢利叶”时代，并认为这五个时代的产生都具有必然性，是“经济上命定”的。其次，社会内在的矛盾运动构成了历史必然性。按照傅立叶的观点，人的内在情欲和外在物质财富之间的矛盾运动构成了历史的必然性，“社会的变革依生活的和经济的行为为转移”[89]。圣西门则把历史分为现象和本质两个形态，并认为政权的更迭只是历史的表面现象，历史的本质是财产的分配和经济的安排。
可以看出，圣西门、傅立叶已经向理解历史必然性的唯物主义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当然，从总体上看，圣西门、傅立叶的历史观是一种科学主义的历史观，他们力图把历史观变为像自然科学一样精确的科学，并按照自然必然性的特点去理解历史必然性，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理解和把握历史必然性。圣西门把自己的历史观称为“社会物理学”。傅立叶断言：历史规律“完全符合于曾由牛顿和莱布尼茨所阐明的物质引力规律”[90]。如果说维科是人本主义历史哲学的奠基者，那么，圣西门、傅立叶则是科学主义历史哲学的开拓者。孔德的实证主义历史哲学正是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解体中产生的。
“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91]同时，由于意识到自然与历史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区别，黑格尔提出了一种解释历史必然性的独特方式。
首先，历史必然性是“绝对理性”在时间中的展开，体现为“自由意识的进展”。在黑格尔看来，这是一个从东方到西方、从希腊到日耳曼的不可逆的过程。世界历史的四个时期，即东方国家、希腊国家、罗马国家和日耳曼国家分别在自己的历史中体现着历史必然性。
其次，历史必然性只有通过人的活动才能实现，绝对理性和人的活动“交织成为世界历史的经纬线”[92]。在黑格尔看来，没有人的活动，世界上任何伟大的事业都不可能成功。但他同时又认为，历史必然性又是先于历史而预成的“绝对计划”，人只是实现这种超历史“计划”的“活的工具”。
再次，历史必然性是在历时性的单线过程中表现其决定作用的。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历史有“自己的绝对的最后目的”，而达到这个目的的坚定不移的意向就构成了历史的内在联系，即历史必然性。因此，历史必然性君临一个民族的机会只有一次，在它的轨迹之外或在已经经历过它的一定原则的民族那里，就没有历史了。这就是说，历史必然性只有合目的性、历时性或单线性的特征，而不具备重复性和常规性。由于历史必然性不具备重复性、常规性的特征，而且它是在无数个人追求自己特殊目的非精确限定的条件下显示其存在的，因而无法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来把握。在黑格尔看来，只有哲学的思辨才能透过历史表面的喧嚣去领悟历史的本质，把握历史的必然性。
黑格尔把维科以后的历史必然性观念系统化了，但也神秘化了。可以说，在黑格尔的历史必然性观念中，卓越与贻害是双生子。一方面，黑格尔敢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全面而深刻地探讨了历史必然性，是一种“宏伟的”、“划时代的历史观”。它开创了历史哲学史上的“绝对理性”时代，并在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确立了历史必然性的权威。另一方面，黑格尔又把历史必然性归结于超历史的“绝对计划”，犯了一种从历史的外面把必然性输入历史的错误。黑格尔历史必然性观念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历史与人的分离，他只是在形式上肯定了人的能动性，实际上彻底剥夺了历史属人的性质。剥去黑格尔历史必然性观念的神秘外衣，从历史的真正主体——人的活动中去揭示历史必然性，这是历史哲学进一步发展的“绝对命令”。
二、历史必然性实现并形成于人的实践活动中
在历史必然性观念上实现革命变革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即唯物主义历史观。
历史不同于自然，自然界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盲目作用的结果，“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93]。但历史又离不开自然，社会实际上是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双重关系的统一，“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94]。离开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只能建立在虚无之上；把人对自然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只能走向唯心史观。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把历史与自然区别开来同时又把它们联系起来的是人的物质实践。物质实践，即劳动首先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又必然要结成一定的关系并互换其活动；同时，劳动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头脑中作为目的以观念的形式存在着。这就是说，实践内在地包含着三重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意识的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又构成了基本的社会关系。可以说，实践以浓缩的形式包含着全部社会关系，它是全部社会关系的发源地和整个人类历史的现实基础，因而构成了历史的本质。历史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所以，马克思指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95]正是以此为前提，马克思确立了科学的历史必然性观念，并造成了一场历史必然性观念的革命变革。
马克思首先把历史必然性归结于物质实践过程，认为历史必然性不但实现于人的活动之中，而且形成于人的活动之中。如前所述，实践内在地包含着三种转换，即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转换、人与人之间的活动转换以及物质与观念的转换。人的实践活动包括物质转换，表明人的活动也必须遵循物质运动的共同规律；其特殊的人与人之间的活动互换以及物质与观念的转换又体现出新的、为其他自然物体所不具有的特殊运动规律，这就是体现主体活动特点、包括物质运动在内的人的实践活动规律。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因此，人的实践活动的规律实际上就是社会运动的规律，即历史必然性。
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历史必然性形成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这里，我们碰到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一命题。在马克思看来，这决不意味着在人们从事某种历史活动之前有一个现成的历史必然性或规律可供认识，相反，“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96]这是因为：
第一，不存在任何一种预成的、纯粹的、永恒不变的历史必然性或规律，任何一种具体的历史必然性都形成于一定的历史活动和社会形态中；当这种特定的历史活动和社会形态结束时，这种特定的历史必然性也就不复存在。
第二，以往的历史传统和既定的历史条件为新一代的历史活动提供了前提，并决定了新一代的历史活动的大概方向；但这些历史条件又在新一代的历史活动中不断被改变，正是在这种改变以往条件的活动过程中，决定着新一代命运的新的历史必然性才形成。
第三，只有当某种历史活动和社会关系达到充分发展、充分展示时，某种历史必然性才能真正全面地形成；只是在此时，人们才能理解、把握这种历史必然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在“从后思索”的过程中抽象出来的历史一般规律，决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这些抽象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历史必然性同样具有重复性、常规性，即在一定条件下，某种历史必然性会反复发生作用，成为一种常规现象。以此为前提，马克思制定了“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认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那里，可以产生相同的经济形态、政治形态和社会形态。在马克思看来，分析经济形态、政治形态和社会形态，把握历史必然性及其重复性、常规性，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只能用抽象力来代替。同时，由于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人对自然的关系，马克思不仅发现了历史必然性的重复性、常规性及其秘密，而且能够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社会的物质、经济变革。[97]“重复性”、“常规性”和“精确性”概念的出现，使唯物主义历史观成为一门成熟的科学。
历史必然性只是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趋势，这种趋势只有在一定条件的作用下才能实现，但历史必然性本身又不能自由地选择这些条件，它遇到什么条件只能是一种“机遇”或“遭遇”，即偶然性。所以，确定的历史必然性只有通过非确定的偶然性才能实现出来。偶然性因此成为历史必然性的实现形式，并使同一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具有了不同特征的烙印。“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98]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历史必然性具有总体性。从根本上说，历史必然性就是经济运动对人类历史行程的根本制约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决定着历史运行的大概趋势，构成了历史运动的“中轴线”。但我们又不能把历史必然性等同于经济必然性。在整个历史中，没有一个历史事件的起源不能用经济必然性来说明；同时，没有一个历史事件不为一定的政治状况和意识形态所引导、所伴同、所追随。历史的演变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在一种经济的平面上进行的。经济必然性既不可能脱离人们的实践活动成为独立的实体，也不可能脱离政治、文化等社会要素而纯粹地发生作用。经济必然性本身就具有社会性、历史性，以经济必然性为基础的历史必然性因此也就具有总体性，即是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要素交互作用的产物。
三、经济必然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从根本上说，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就是经济必然性，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决定性。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99]人的需要的对象归根到底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然而，自然界永远不会自动地满足人的需要，不会为人们提供人所需要的现成的物质生活资料，这决定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是一种矛盾的关系。为了解决这种矛盾，占有自然以满足自身的内在需要，人们必须进行劳动。因此，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也是人们为了自己的存在和发展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就是物质生产活动。正是在物质生产活动中形成了生产力。生产力无疑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但它决不是具有独立人格意志的超历史存在物，始终用一只“看不见的手”操纵着人类历史的命运。生产力不是存在于人的实践活动之外，而是存在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它是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解决社会和自然之间矛盾的实际能力。“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100]，二者的统一构成了生产力的本质内容，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构成现实的生产力。生产力不是超历史的预成的实体，而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本身就体现着人的本质力量，具有属于人的性质。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101]，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102]。
生产力的社会存在形式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本质上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反过来说，所有制关系也就是生产关系。所有制的实质就在于，一定的社会集团通过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达到对产品的占有；而为了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达到对产品的占有，中间必须经过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即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只有在这个过程中，一定的所有制关系才能维持和发展下去。从整个生产过程来看，所有制一方面是生产的前提，另一方面又是生产的结果。所有制并不是游离于生产过程之外的独立的实体，它不可能给人们的经济活动预先设置一个不变的外在前提，相反，这些前提正是在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不断地被重新生产出来。离开了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生产资料所有制就无法实现，无从谈起。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认为，所有制和生产关系是同一概念，“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103]在马克思看来，生产资料所有制就是通过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实现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分工和竞争、垄断、贸易等“总和构成现在称之为所有制的东西”[104]。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有其中介。能够成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介的，必须具有双重属性，即既有生产力的属性又有生产关系的属性，而分工恰恰具有这种二重性：就它是生产过程中人与“物”的结合方式来说，它属于生产力范畴；就它是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结合方式而言，它又属于生产关系范畴。正是这种二重性，使得分工成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中介。
一方面，分工构成生产力的一个环节，具有生产力的属性。分工首先同生产力的基本要素之一——生产工具直接相关。“生产工具的积聚和分工是彼此不可分割的”，即“工具积聚发展了，分工也随之发展，并且反过来也一样”[105]。这就是说，生产工具的性质和发展决定着分工的性质和发展，分工的发展又反过来影响、促进生产工具的发展。“正因为这样，机械方面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使分工加剧，而每一次分工的加剧也同样引起机械方面的新发明。”[106]分工实际上就是以一定的生产工具为前提，把统一的生产分解为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结的部分，各种分工不过是物质生产各个不同过程的组合方式。因此，分工本质上是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和工具的具体结合方式，标志着生产的技术构成。分工构成了生产力的一环，是生产工具水平和劳动者水平的综合体现，因而是生产力水平的表现。“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107]
另一方面，分工和分配、交换等环节的有机结合构成所有制关系，具有生产关系的属性。分工首先是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分离，但它同时又是一种人与人的组合；分工不仅是生产过程中人与工具的结合方式，而且也是人与人的结合方式。人们之间的分配、交换等关系正是在分工的基础上发生的，是从事不同劳动的人们之间必然联系的外部表现形式。“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所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108]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分工和所有制是“同义语”，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也就是所有制的不同形式，“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的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109]。所有制关系“总是由于劳动方式和分工的经常改变而被推翻的”[110]。显然，分工具有生产关系的属性。
分工的二重性，使之成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中介。分工状况以生产工具的性质为前提，本身就体现着生产的技术构成形式，同时又形成着特定的经济活动方式。由此获得了这样一个相互作用的链条：生产力（生产工具）生产的技术形式分工经济活动方式所有制关系（生产关系）。这一链条展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以及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就是通过分工这个中介实现的。这种通过分工而实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形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特点。在现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特征就是，在世界性发展的背景下以具有民族性特点的方式表现出来。
历史越往前追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就越突出。在古代，由于交通不便和信息传递的困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一般都是在民族的狭隘地域内“单独进行”的，其显著特点是，每一种生产方式的形成在各个民族那里都必须“从头开始”。马克思指出：“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域都必须单另进行；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域都是独立进行的。”[111]
在民族之间的交往有了一定发展的条件下，原来“单独进行”的各民族的生产方式之间便会产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关系。例如，日耳曼民族征服罗马帝国之后，被征服民族的较高生产力与征服者原来的生产关系产生交互作用，结果使日耳曼民族直接建立了封建制。所以马克思指出：“封建制度决不是现成地从德国搬去的。它起源于征服者在进行征服时军队的战时组织，而且这种组织只是在征服之后，由于在被征服国家内遇到的生产力的影响才发展为真正的封建制度的。”[112]这里，已经显露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世界性”的萌芽。随着生产力和交往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世界市场”、“生产的国际关系”的形成，“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13]。于是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被消除，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由此，世界形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随着世界历史的形成，原来“单独进行”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便真正越出了民族的疆域，进入了世界“运动场”，具有了世界性，即进入全面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