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中，某些民族或国家内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会较快地达到激化状态。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但“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114]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较为落后的民族就不必一切“从头开始”，亦步亦趋地沿着发达国家的历史道路走下去。在发达国家的历史启示下，较为落后的民族可以自觉地利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世界性，缩短自身矛盾的解决过程，以跳跃式的发展走向世界先进行列。中国以及东方一些较为落后国家之所以能够跨越完整的或典型的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走向社会主义，其秘密正在于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115]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世界性以及世界历史中民族之间的共生性，决定了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长久地孤立于世界历史进程之外，如同人的“器官”不能孤立于血液循环系统之外一样。在现代，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只有同“整个世界的生产”发生实际的联系，并尽可能利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世界性来发展自己，才能获得生存资格。
四、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对历史必然性的否定及其失误
从维科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可以说是历史必然性观念凯歌行进的时代，越来越多的思想家确认了历史必然性的存在。然而，从19世纪晚期开始，许多思想家又开始怀疑、否定并抛弃历史必然性观念，反历史必然性观念犹如沉渣泛起，盛极一时。
如果说历史必然性观念在近代西方历史哲学中占统治地位，那么，否定历史必然性的观念则是现代西方历史哲学中的主导思潮。造成这种认识逆转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反叛。如前所述，黑格尔的历史必然性观念是卓越的，它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黑格尔却把一切都理性化了，理性成了一种新的迷信，高高地耸立在祭坛上让人们顶礼膜拜。为了证实自己的理性主义历史观，黑格尔常常不惜对历史施以粗暴的剪裁和歪曲，并把历史学降到了哲学婢女的地位。对于历史学来说，黑格尔的历史必然性观念扮演的是一种专断的角色。这种非分的要求和蛮横的做法激起历史学家的强烈不满和本能反抗。反叛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成为19世纪下半叶西方历史学的一个鲜明特征。
其次，孔德实证主义的影响。按照孔德实证主义的观点，科学只能叙述事实，而不能说明事实。“探索那些所谓始因或目的因，对于我们来说，乃是绝对办不到的，也是毫无意义的”[116]；所谓必然性不过是经验中或感觉之间某种“不变的先后关系和相似关系”。孔德的实证主义在19世纪下半叶获得了一定的成功，被当时的历史学家、哲学家看作是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解毒剂”。正是在孔德实证主义的影响下，19世纪下半叶的西方历史学走上了实证主义的道路，成为“实证主义史学”。这一时期的“大多数历史学家对确定新的事实非常热衷，而对发现规律却很少有人问津”[117]。
再次，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恐惧。唯物史观的历史必然性观念在对现存社会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其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社会必然灭亡的理解。“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并不是马克思的思考方式。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同样是历史的必然。这一科学的历史必然性观念的确立犹如给资本主义社会下达了死亡通知书。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战栗了，于是从承认历史必然性转向否定历史必然性。
从历史必然性观念的确立到反历史必然性观念的盛行，这一转变在西方历史哲学中大体经历了三个环节：
一是兰克的历史客观主义。兰克历史客观主义的宗旨就是“秉笔直书”（Wieseigentli），即只描述历史是这样而不探究历史为何是这样。兰克是一个转折点。兰克之前的历史理论以探求历史必然性为重心，兰克之后的历史理论则以描述历史现象为己任。
二是狄尔泰的历史理解理论。在狄尔泰看来，历史是已经逝去的东西，无法用客观主义的方法和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来研究和把握，历史科学唯一可行的方法只能是“体验”、“理解”，不存在客观历史及其必然性，至少是不能认识客观历史及其必然性。狄尔泰的历史理解理论犹如安放在传统史学中的“特洛伊木马”，从根本上摧毁了历史客观主义，并孕育了新的历史哲学——批判的历史哲学。
三是克罗齐的历史主观主义。克罗齐是通过对历史知识的分析来否定历史必然性的。在克罗齐看来，历史知识并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每一代人总是从自己时代的需要和价值观念出发去研究过去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学家不可避免地把自己的当代意识和需要介入到历史中。因此，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既然不存在客观历史，那么，探求历史必然性也就成了无意义的废话。克罗齐的这一观点对西方历史哲学以至整个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此，否定历史必然性的观念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主导思潮，几乎成为一种“流行病”。
从总体上看，现代西方历史哲学是从三个方面否定历史必然性的。
第一，以历史事件的单一性否定历史必然性。
按照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见解，只有反复出现的东西才能形成必然性或规律性。在自然界中，相同的事件反复出现，因而存在着必然性；在历史中，一切都是“单纯的一次性东西”，历史事件都是个别的、不重复的，因而不存在历史必然性。在文德尔班看来，自然科学追求的是规律，历史科学追求的是形态。李凯尔特断言：“‘历史规律’这个概念是……用语的矛盾。”[118]
历史不同于自然，历史事件的确都是独一无二的，法国大革命、明治维新、戊戌变法、西安事变等都是非重复性的存在。但由此否定历史必然性却是不能接受的。戊戌变法是“一”，但改良、改革作为历史现象在古今中外并不罕见，是“多”；法国大革命是“一”，但资产阶级革命作为历史现象在近、现代历史上却重复可见，是“多”……这表明，要把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和历史必然性三个概念加以区分。历史事件是“一”，历史现象是“多”，在这“多”的背后存在着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就会重复起作用的历史必然性。
现代西方哲学混淆了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和历史规律的区别。历史必然性的重复性不等于历史事件的重复性。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产生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正是其中的偶然性使历史事件各具特色，不可重复，必然性重复的只是同类历史事件中的共同的本质的东西，历史必然性的重复性就是在这一个个不可重复的历史事件中体现出来的。1640年的英国革命、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911年的中国辛亥革命……这一个个不可重复的历史事件的出现，不正是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吗？
实际上，任何事件，包括自然事件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在严格的意义上说，自然事件也是不可重复的，自然必然性也是在一个个不可重复的自然事件中体现出来的。现代西方哲学夸大了自然事件与历史事件的差异，并把历史必然性的重复性等同于历史事件的重复性。当他们用历史事件的不可重复性来否定历史必然性时，恰恰说明他们没有真正理解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没有理解可重复的历史必然性与不可重复的历史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
第二，以历史选择性否定历史必然性。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否定历史必然性的又一论据是，人的历史活动具有选择性，不同的民族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了不同的社会制度，从而使历史发展具有多线性，因而不存在历史必然性。胡克认为，全部人类历史就是人们不断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表现的并不是客观必然性而是人的自由，“是他自己本质的一个独特的和不可还原的表现”[119]。
选择是人类创造历史活动的重要一环，尤其是当一个民族的历史处在一个转折点时，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往往显示出多种可能的途径；在这多种可能性中，哪一种可能性能够成为现实，则取决于这个民族的自觉选择及其内部的阶级力量的对比。但是，由此把历史选择性同历史必然性对立起来，以前者的存在否定后者的存在却是错误的。
历史选择可以使一个民族超越某种社会形态，以“跳跃”的发展形式进入到世界历史的先进行列，从而使历史发展呈现出多样性。但是，这种选择性、多样性并不能改变人类历史的总体进程及其一元性——经济必然性。从人类总体历史来看，“五种社会形态”的确是依次更替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没有也不可能早于封建制度，社会主义社会的出现没有也不可能先于资本主义社会，相反，前者的产生正是后者内在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制度在东方某些较为落后的国家首先建立，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通过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对东方社会冲击、影响和渗透的必然结果。历史选择不能改变人类历史的总体进程。
第三，以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否定历史必然性。
以历史认识的相对性来否定历史必然性，这是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一特征在克罗齐的历史哲学中得到了集中体现。按照克罗齐的观点，只有现实生活的兴趣才能促使人们去研究过去，人们又总是根据当代意识去认识、评价历史的。因此，“当代性”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特征。克罗齐由此认为，这种“当代性”使得人们只能知道与现实生活有关的有限的、特定的历史，“那种‘下余的’历史是关于‘物自体’的永恒幻想，它既不是‘物’，也不是‘自体’，它只是我们的行动与知识的无限性的想象的具体化而已”[120]；在打上了“当代性”烙印的有限的、特定的历史中去寻找“普遍史”“永远不会成功”。历史“无任何规律可循”，必须抛弃历史必然性观念。
克罗齐的确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人们认识历史的特殊性问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合理之处就在于，它揭示了历史认识总是从现在出发，由后向前追溯的逆向过程。如前所述，马克思也认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从事后开始，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但克罗齐毕竟走得太远了，他把一切都相对化、主观化了，以致否定了客观历史及其必然性。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克罗齐至少犯了两个错误：
一是割裂了现实与历史的关系。历史虽属过去，但它并没有消失，而是以一个浓缩或萎缩的形式存在于现实社会中；现实社会是历史的延续、缩影，因而提供了认识历史的钥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121]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又不能抹煞现实社会形式与过去社会形式的历史差别，不应当把它们等同起来。“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只是发展的一种对抗的形式，所以，那些早期形式的各种关系，在它里面常常只以十分萎缩的或者完全歪曲的形式出现。”[122]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只有在现实的社会形式“能够进行自我批判”时，才能对过去的社会形式“作客观的理解”，否则只能“作片面的理解”。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高出克罗齐一筹的地方就在于，它借助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揭示了现实与历史的内在联系，既说明了从现实出发认识历史的可能性，又指出了达到“客观理解”历史的必要条件——现实社会“进行自我批判”。
二是割裂了有限和无限的关系。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必然性就可以在无限的事物中发挥作用，重复出现。在这个意义上说，必然性的确是无限的形式。但必然性的这种无限性却不需要它现实地在无限多的事件中得到证明，在一定的有限事件中证明了必然性也就是在无限的同类事件中证明了必然性的存在及其重复有效性。要求从无限的历史事件去验证历史必然性实际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要求。它表明，克罗齐割裂了有限与无限的内在联系，重归黑格尔早已批判过的“恶无限”观念，并在这条道路上走到了逻辑终点。
对历史必然性的否定，使现代西方历史哲学陷入泥潭并在其中辗转，无法自拔。这种理论失误从反面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即马克思的历史必然性观念仍是我们时代的真理。回到马克思，并在现代实践和科学的基础上深化、重构和发展唯物史观的历史必然性观念，这才是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真正出路。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3]《费尔巴哈哲学史著作选》第1卷，20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4]《十八世纪法国哲学》，27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5]《费尔巴哈哲学史著作选》第3卷，12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6]《费尔巴哈哲学史著作选》第2卷，20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67～1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9]同上书，167页。
[10]同上书，160、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