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任务就是更全面地运用列宁的一切理论遗产：他的思想、他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和原理，当然也包括在艰难的前进道路上认识和概括新现象的列宁主义方法，并使这些理论遗产发挥作用。
我们应该立足于：既是方法、同时又是理论的列宁主义辩证法揭示了帝国主义和由旧世界过渡到新世界的新时代的客观实质。这个时代在继续，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阶段也在继续。在我们这个转折时期，要求对世界革命与共产主义运动的策略乃至战略作出修正，这既没有改变运动的性质，也没有改变马列主义及其哲学的性质。
由于近来在对马列主义关于阶级性与全人类性的相互关系学说的理解上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错误，因此不得不论及这个问题。全人类性的优先地位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来说始终是绝对的，他们将其毕生的革命活动献给了全人类的而不仅是无产阶级的解放。他们之所以把工人阶级看成是争取这种解放的斗争的领导者，是因为它是唯一的、没有狭隘阶级利益与个人利益，并能通过解放全人类来把自己从一切压迫下解放出来的阶级。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指出全人类性先于阶级性时始终强调指出，若不依靠其利益与全人类进步的利益相吻合的这样一个阶级，那就根本不可能解决实质性的全人类问题。
在我们的报刊中常常遇到这种情况：在解决全人类问题时企图避开阶级观点，并将这种观点说成是教条主义和老一套的庸俗社会学观点，这不仅是拙劣的，而且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通过求助于最新形式的寻神说和造神说，乃至和平主义来寻求挽救人类的方法是天真幼稚的。试图通过强调善心、良心等而不为争取其物质基础——人们之间和人民之间关系中的社会公正而斗争，这种尝试也将是徒劳的。
如果说过去过分重视辩证法核心中对立面的斗争，而几乎未考虑统一世界的相互联系，那么只单方面强调统一，而忽视其中的对抗阶级力量和对立社会世界的对抗也是错误的。
世界上不存在能够立即“取消”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力量，也不能不重视阶级和阶级斗争，否则就会像鸵鸟一样，把头藏起来，而不敢面对令人不快的现实。我们必须把世界看成是它所具有的那种样子，而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那种样子。只有清醒地估计到正在起作用的阶级力量的全部复杂性，才能制定出切合实际的政策。在这样的政策中不需要耍弄鬼把戏和玩弄权术，也不能掩盖阶级力量的对抗性、民族解放运动的规律以及进步力量支援民族解放运动的必要性等。列宁的政策始终考虑到了合乎规律的历史发展中的现实的力量和可能性，因此，这种政策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公开的、实在的和明了的。在列宁的政策中也有妥协，但这种政策始终拒绝修改阶级斗争的理论依据。
目前，由于某些人试图将新思维与列宁的思维对立起来，因此必须强调指出，新思维只有在列宁思维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发展。改革应当囊括我国生活和活动的一切领域，然而，例如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革并不意味着要改革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本身。列宁所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需要进一步创造性地发展，但并不是改造。
党在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对哲学家、经济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家脱离生活的做法，作了公正的批评，我们必须从这种批评中作出最深刻的总结。与此同时，为了发扬公正、避免重犯过去的错误，有必要指出，即使那些忠实地完成自己职责的社会科学家也远离了生活，在他们的著作和讲课中所被迫写的和讲的主要不是现实中存在的东西，而是那些适合马列主义理论的东西。结果，正是由于社会主义实践与科学理论的脱节所造成的错误，不仅给社会科学家的威信，而且给马列主义科学本身的威信带来了严重损失。
目前的任务是：更彻底地回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一边，使社会主义同他们经过检验的学说相一致起来（当然还要创造性地发展它），而不是用过时的、与新现象似乎不相符的东西去描述社会主义。
1986年12月10日，《共青团真理报》的“对话”栏就文化与宗教的相互关系问题收到了一千多封回信，其中不少信件证实：许多苏联人的世界观有严重的问题。其中甚至还有表示抗议的人：“你们为什么还要引证马克思和列宁的话呢？他们是过去的人，写的是过去的事。”在其他出版物中也出现过严重的世界观的混乱。例如，努伊金在《新寻神说与旧教条》一文中，宣称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化理论和无神论是一种教条主义，证明寻神论的正确并特别强调小说《断头台》产生的“强烈的世界末日论的反响”[2]。
A。努伊金完成了一篇“创新的”、“反教条主义的”宏论，文章说：“人们显然要再一次经历探寻、审查、怀疑和争论这一整个过程，人类在讨论下述两个问题时曾不止一次地经历过这个过程：有没有上帝，如果上帝不存在是否还需要它？”[3]
有时人们试图以文艺作品的特殊性为借口拒绝对艺术活动中出现的世界观的混乱进行批评。
旧的东西善于伪装成新的东西，而恶则伪装成善，这一点从以下方面可以看得更清楚：在我国，民族主义一开始是适应社会主义的，而后来它又使社会主义适应于自己。在阿拉木图发生的事件当然不是整个民族的民族主义表现，但它们并不是发生在荒无人烟的地区，也不是出于误会，事件的发生是一切不良现象的集中反映，近年来这种不良现象不仅在哈萨克斯坦，而且在全国都大量存在。
所有这一切就是我们今天现实生活中的实际现象，哲学家没有权利不去发现它们。如果有谁还仅仅用认识论问题将哲学领域封闭起来，那么他将为哲学与生活的脱节负主要责任。
考虑到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状况极其复杂，因此马列主义哲学应当同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展开不妥协的斗争。同时，对于迫使哲学参加以反对新教条的教条主义为借口的斗争的企图应保持警惕。不能不看到在我国改革的“衷心拥护者”和国外对社会主义抱敌意思想的人中间，存在着妄图从内部蜕变社会主义的人。他们的愿望同20世纪20年代初路标转换派分子的幻想十分相似，路标转换派分子希望看到我们滑进“通常的资产阶级泥潭，在那里共产主义的旗子将伴随着各种闲言碎语摇摇晃晃”。当时列宁提醒说，历史能了解形形色色的突变，他指出，不能低估阶级敌人讲出的阶级真理。
在扩大民主和公开性的条件下，我国又出现了一些喜欢歪曲苏联改革实质的人（一部分是由于政治上不成熟，而另一些人则是有意识地），他们试图在改革的幌子下实现狭隘集团的，其实是小圈子的非社会主义目的。因此，只有当我们的思想工作能够正确地并通盘考虑一切现实的趋向和社会各阶层的情绪时，它才可能有针对性并收到效果。只有如此哲学才能同完善社会主义的实践建立起真正的联系。
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阶段充满了生命力并正在发挥着积极作用，因此，没有必要去思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的特殊阶段。
为了分析和认识我们这个转折时代，当然需要新的观点，但是这些观点应完全适应列宁主义阶段的发展，因为列宁主义阶段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反映了现时代，而时代的交替与世纪的转换并非同步进行。这里指的是克服完善社会主义的实践同列宁主义的原理、思想和准则相脱节的现象，创造性地发展列宁主义的原理、思想和准则，这就是社会科学家的主要任务。
（王明铭译）
Б。T。格里戈里扬（哲学博士、苏联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室主任）：关于语言、思维和行为的教条主义化
哲学能够对社会生活和人产生间接影响，而在一定范围内则可能产生直接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并且是意义重大的。
如果回顾一下哲学在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生活中的状况和作用，那么就会自然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按其本性是革命批判的和创造性变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却为什么对于我们国家在经济、社会和精神生活中出现的停滞和其他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现象无动于衷呢。在那些年代里，在我们哲学家的发言和文章中并不缺少革命口号和对完善经济、社会政治关系、民主，甚至改革全部社会生活的呼吁。而且我们懂得并经常声称，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对于这种反常情况，可以用各种客观的和主观的原因来解释，关于这些原因，会上已经说了很多。我这里要谈的只是：这与哲学活动本身，与它的语言和内容方面，与哲学思维自身的修养，更确切地说与它们的缺点和弊端有直接关系。我指的是我们年复一年地重复的一个事实，即哲学词句与现实不相符合，许多哲学口号和论断被修改成没有真实意义和内容的语言模式、公式。出现了把一些哲学原理和观点及其具体的语言形式模式化、教义化和规范化的情况，这些语言形式与其表达的现实内容和相应的实践情况失去了联系，被当作纯粹象征性的文本和表达思想的方式。在这种与现实不相符合的语言模式中，我们碰到的是对现实中不存在的东西进行僵化的、反复的肯定，包括成了口头禅的关于词句与事实、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一肯定不仅与生活本身没有关系，而且还成了为实践中的不尽职进行辩护的理由。
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本身的不同方面的一些哲学论断，在用语上总是喜欢用最高级，即对所有的问题都用“最最”和“彻底完成”的字眼来表述，而不管谈到的对象是什么：是有关建设任务的解决，还是有关社会生活中消极现象的克服。如果这类文章谈的是社会主义为个性的发展和为广大劳动群众的创造性开辟了新的前景，那么，他们也一定会冠之以“无限广阔的”这样一些修饰词。如果谈的是克服社会主义社会生活中的消极现象，那么，这种克服一定是“一劳永逸的”或者是“完全的和彻底的”。作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义宣布对这一或那一问题的解决是“唯一科学的和正确的”。
这类语言模式不仅是一种失去了与自己意义和真实的实际现实联系的刻板公式，它们同时还是特定思维方式和具体方法论立场的体现。这是一种教条主义的、非批判性的思维方式，它们体现在反历史主义的、世界终极论和社会乌托邦性质的观念和论断之中。只要留心一下一些宣传性的，也就是阐述共产主义理想或新人形成问题的专业哲学文章，也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在这些文章中，新社会和新人似乎是由割断历史的、把人类带入自由王国的某种奇迹造就的结果，或者是人自身受到奇迹般的改造而产生的结果。比如，我们今天仍然往往用注定的、自动实现的必然性的概念，来谈论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创立和确定的历史必然性，好像关于未来的东西都是不可更改的。换句话说，这里用的语言不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言，而是天命论的、世界终极论思维的语言，是对社会生活未来形式具有先定性和对人类历史、生活道路的幸福结局的非理性信仰的语言。这些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世界终极论和天命论的论断和观念，它们不仅与现代世界的实际、与社会历史过程的逻辑本身相矛盾，而且也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和世界观原则相抵触。它们尤其是与承认社会历史规律是一种趋势性规律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原理不相容，这种趋势性规律揭示的是社会过程的一般趋向及其某些最一般的发展路线，同时也考虑到历史中必然具有的各种不同的客观趋势，它们往往是相互对立的，体现这些趋势的是各种不同的、相互对立的阶级和社会势力。在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明显的是，历史的自身发展尽管具有规律性，但却不能预先以命中注定的方式，规定人类未来的生存方式和保证人类在核时代能够生存下去。历史只表明它对于人们的自由的和自觉的创造活动来说是坦**无阻的。
反历史主义和思维终极论还表现在哲学文献中，表现在一系列著作所采取的哲学史分期中。譬如，在这些哲学史著作中，不管实际的历史时代分期，把所有哲学划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按照这种分期，我们同时代的任何人，按此逻辑，也包括未来的思想家，只要达不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高度，那么就是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代表。在这些著作中，哲学史本身被描述为人类思想的谬误史，只是19世纪中叶产生的真正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结束了这些谬误，而且，现代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也没能摆脱这些谬误。这种分期的反历史主义是显而易见的，它也体现在对各种哲学思想的科学性和非科学性的评价中。在这种场合，非历史的、超越具体时代及其文化的所谓绝对科学性的形式，成了评价的标准。我们在论述现代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中，就经常遇到这种抽象的反历史主义的评价标准，在这些著作中，现代西方哲学由于采用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观点，而被先入为主地判定其具体学说也是没有根据的。
哲学语言、文章的文体以及丧失了自己真正含义或原有含义的语言表达的模式化和程式化，与行为方式程式化一样，不仅是以往和当前的缺点，而且也可能是将来的缺点。有足够的根据说，类似的现象今后仍有产生和蔓延的危险。
（黄裕生摘译泽林校）
A。A。科卢尚诺夫（哲学副博士、苏联科学院哲学所学术秘书）：必须用鲜明的实例来判断哲学的改革，但这种实例目前还没有
我们这次会议命名为“哲学与生活”。这表明我们今天关心的是要使生活能够充实我们和充实哲学思想，同时要使哲学积极地影响生活，丰富生活。我们讨论了许多重要而有趣的问题，但我们谈到的多半不是哲学与生活，而是生活与哲学，即有关生活是怎样在影响哲学和决定哲学的发展。我们这里实际上谈到的只是哲学本身的生活，是就哲学谈哲学，而生活本身却不知为什么并没有被邀请到会上来，我们仍然把生活忘在脑后了。难道在这里发言的只有党的工作者、自然科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文学工作者吗？那些愿意并善于运用哲学创造成果的专家在哪里？那些应向我们提出社会订货（需要）的专家又在哪里？因此，我们这个会议乃是我国哲学中已经形成了的那种局面的典型缩影。
当然不应片面地看待哲学与生活联系的问题，把这种联系只看成是哲学家应当满足实践家的要求。当前突出的问题是：我们对哲学影响社会生活的可能性和途径这一理论问题研究得很不够。一方面，可以听到一种说法，即哲学不能直接影响钢铁生产，它影响的是人的精神世界。另一方面，近来哲学获得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声望（当然是从否定的意义上说的），被说成是每一工作场地和每个人所需要的一门科学，只不过它现有的形式不符合自己崇高使命的要求而已。
有人说，不错，哲学是创造性智慧的结晶，但是从原则上说没有它也不影响大局，先进生产者照样可以取得好成绩。但是，我们知道，哲学是革命行动的“代数学”，因此要想使它付诸实现，当然是需要花费很大力气的。对这些问题应当尽快地进行讨论和研究。
（泽林摘译）
M。C。卡冈（哲学博士、列宁格勒大学教授）：什么是哲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