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学著作中，学者的注意力大多放在分析个别社会形态上，而把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撇在一边。由于一系列情况所致，迄今分析的对象与其说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不如说是某个具体物质生产方式的规律。然而如果由此而得出结论说，社会这种东西本身、社会作为一种整体是不存在的，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目前，在具体社会形态已经得到一些研究之后，必须迈出新的步伐，即也要研究社会这种东西本身及其最一般的原则和规律性。就历史唯物主义来说，看来有必要在保持其内容的情况下创造新形式的唯物主义。就政治经济学来说，正如经济学家们自己指出的，最迫切的任务是研究作为社会主要财富的人，不仅分析交换价值，而且也要分析使用价值。
B。И。申卡鲁克（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乌克兰科学院院士、乌克兰科学院哲学所所长）：哲学·变革·政治
1987年1月苏共中央全会强调指出，我们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政治领域和我们生活的其他领域中遇到了阻塞机制。我（和其他许多哲学家一样）确信，在哲学思想的发展中也有阻塞机制。为了消除这些机制，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弄清楚这些机制是什么。我认为，最大的阻塞机制存在于哲学与政治关系的领域中。众所周知，马列主义的所有政治方针都是以哲学为依据的。我国在完成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时的情形就是这样。那时，政治问题的解决就是建立在对现实实践进行深刻哲学思考的基础上的。但是以后，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论证政治原则和政治决议成了哲学的主要任务，结果形成了这样一种解决政治与哲学的关系的方式，即把哲学变成了政治的奴仆，尽管看上去是高高在上的奴仆，然而终究只是奴仆。这就是我们哲学发展的阻塞机制。至于克服这种阻塞机制，改革哲学对政治和现实生活的关系，那么我们就必须在理论上超越那些已通过的政治决议，进行理论上的概括，并在这种概括的基础上采取比先前的决议前进一步的其他决议。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我认为，我们现在就不应当按照“苏共二十七大关于……”这样的模式来确定我们的研究课题和拟定将来的理论研究，而应着眼于下届代表大会，对二十七大方针在实施过程中已经产生的、正在产生的和将要产生的问题给予深刻分析，也就是说，今天就应当提出和研究二十八大将在政治决议中所要解决的那些问题。
现在谈谈我们工作中的其他缺点。首先是极其肤浅地描述社会主义的真实发展，不愿意或者不善于研究它的本质的内在的矛盾。在许多社会科学家的著作中，社会主义，尤其是我国所建设的社会主义的这一或那一外部表现和特点，往往被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与此相适应则把外部矛盾看成是内在矛盾。这样一来，克服我国特有的，由我国历史、社会阶级结构和民族结构的特点引起的那些具体历史矛盾的任务，便被看作是这样一种任务，即解决这些任务就意味着向共产主义过渡。比如，所有制形式即国家所有制和集体农庄合作制之间的矛盾便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矛盾，因此，克服这一矛盾便意味着向共产主义过渡。而实际上这一矛盾仅仅是一种特殊矛盾，而非社会主义的本质矛盾。
（黄裕生摘译泽林校）
Л。Я。斯莫梁科夫（哲学博士、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教授）：关于知识分子在当前哲学改造中的社会作用问题
我欣赏A。И。乌约莫夫的讽刺说法：有人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引文神化了，就像信徒把经文神化一样。我要说，我们这里出现了一大批目空一切的“训练有素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指出，尽管第一个思想家是神甫，但并不是说所有的思想家都应成为神甫。我们这里的某些哲学家就不能摆脱这种神甫职能吗？！诚然，他们不像神甫那样，他们服务的是另一个上帝。这里我们应记起耶稣的话：“并非所有称我为天父的人都能进天堂。”
我们对哲学与生活联系问题的关注，来源于这样一个认识：哲学不应把社会只看成是认识的客体。哲学作为一门科学，就自己的使命来说应当随时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去并成为其基础、结果和内在需要。
B。C。谢苗诺夫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没有独立的哲学思维便不可能有精神进步，同样也不可能有社会进步和经济进步。他提出了一个诱人的希望，即使哲学家的意见能够成为苏联现实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因素，而理论能够同实践、哲学能够同生活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然而这里的主要困难在于：要想实现哲学与实践的结合，就不能只是哲学走向实践，实践也要走向哲学。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思想即“使哲学世俗化和使世界哲学化”的必要条件。不过我们不知道现在大多数“实践家”是否愿意使自己的活动“哲学化”，能够从更广阔的角度、从哲学立场、从全民利益和人道主义立场来看待自己的作为。出路不在于“实践家”把哲学家当成自己的顾问，这当然是有益的和必要的，而在于实践家自己成为哲学家即成为辩证思维的人。思维辩证化既是哲学自身内在发展的条件，又是哲学的任务（即使人们的实践活动辩证化）。形成辩证思维是哲学和全部社会科学的一项最重要的功能。不难理解，意识到这一点远比实现这一点要容易得多，因为我们至今还没能制定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全部丰富内容转换成实践指南的可行机制，我们还没能把这一丰富内容变成个人的财富。
（泽林摘译）
Л。H。米特罗欣（哲学博士、苏联科学院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哲学专业修养有待提高
在几十年之后的今天，才第一次充分意识到另一种需要，即对现实进行批判性的分析，挣脱对此显然不感兴趣的人士设下的种种清规戒律。
哲学研究的实践意义和社会责任今天大大增长了。但是唯有弄清并发挥哲学知识的特殊特点，发挥它在精神生活中所起的那种不可代替的作用，哲学知识才能同社会主义更新过程真正联系起来。换句话说，这里需要的是过硬的专业修养，需要的是从严格意义上使用“哲学”和“哲学的”这类概念。
举几个例子。
我国无神论思想的理论水平十分令人担忧。这种思想在许多方面丧失了它在信徒和在善于思考的读者心目中的威信。其原因在于缺乏应有的哲学专业水平，发表的是一些泛泛的议论，对已形成的实际状况进行的是一些非批判性的概括。
不把宗教看成是严肃科学研究的对象。这种观点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那些对宗教持战斗的不妥协态度的作品中，就已经对行政官僚主义措施抱着非批判的、一概采纳的态度。这种态度的狭隘性今天已经非常清楚了。对宗教进行目标准确的研究，是理解和预见一系列极重要的社会政治过程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实际上，不了解“宗教因素”的作用，便无法解释伊朗、近东、印度、波兰和拉丁美洲各国的重大事件。
还有一种情况也值得注意。当前在一些定期出版物中经常发表有关东正教在我国文化和国家生活中的作用、有关圣经十诫命运方面的材料；对宗教道德问题、对东方哲学遗产的兴趣明显增长；在青少年一代世界观取向方面出现了极为复杂的过程。所有这些都迫切需要进行深刻的理论概括，提出进行基础性研究的长远战略。这方面的改革已经刻不容缓，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弄清哲学应对宗教采取的态度，运用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提供的理论方法。
哲学发展是一个不停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必须对世界哲学思想提供的东西进行批判性的改造，但是在停滞的年代里，对它却采取了极为反常的态度。
在研究外国（“资产阶级的”）科学思想方面，最时髦的方式就是“揭露”。对待控制论、遗传学、结构主义、语义学、符号学的态度，人们至今记忆犹新。就连爱因斯坦和海森堡也不曾幸免。这种“揭露”所带来的直接损失是极为明显的。一位有影响的批判家曾经痛斥“美帝国主义者的法国奴仆萨特先生的哲学**”，说“存在主义是应帝国主义的需要建立起来的”。这种无知当然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完全消失。
有一种基本程式至今仍没有销声匿迹，这种程式就是：先是斥责、划清界限，如果需要的话则加以歪曲，然后才进行分析，指出提出问题的“及时性”，甚至羞羞答答地从中借用某种东西。
我国认识论专家的经验表明，他们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批判地研究和改造西方逻辑学、控制论、科学学著作，从而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我确信，不仅西方的自然科学思想，而且其社会人文（哲学、宗教、神学、美学等）思想都以某种方式提出了一些新的、有学术前途的研究对象和新颖的研究纲领、重要的猜测和设想，一句话，如何把这些实在的知识汇集起来，将有助于丰富我们对个人“生活世界”和社会过程的理解。
因此，对外国人文思想必须在方法论上采取深思熟虑的、“精打细算”的态度，放弃无谓消耗哲学能量（“只是一味地揭露”）的做法。一味地揭露无助于对他们提出的问题作出正面的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有些是马克思主义尚未解决的。
任务在于要弄清那些用唯心主义语言讨论的问题的实质，对之进行创造性的思考，最后找出能够丰富辩证唯物主义知识的因素。
（泽林摘译）
B。П。凯里莫夫（哲学副博士、《真理报》顾问）：文化的活的灵魂
马克思把哲学称为“文化的灵魂”。对他的这一想法加以发挥，可以说：如果灵魂是活生生的和精力充沛的，那么文化也将是活跃向上的，如果灵魂是委靡不振的，那么文化就将是惰性的。应当坦率地承认，近年来我国的“文化灵魂”，其状况是不佳的。多年来哲学不断受到党的严厉而公正的批评，“理论工作烦琐化”、“范畴游戏”是对它发出的指责。
如果我们说辩证唯物主义已经被变成烦琐哲学，这样说一定会使人们迷惑不解，但这却是痛苦的事实。哲学家到处把辩证法当成《圣经》来膜拜，逐步地把它变成了烦琐哲学。所谓烦琐哲学，不仅指的是人们曾就范畴进行过无休止的和无益的争论，而首先是指它脱离生活，沉溺于狭小的理论天地。尽管你的文章谈的是现代社会主义并引用成百上千个事实和数字，你仍然可能是一个烦琐哲学家，因为你看不到现实的活生生的矛盾。烦琐哲学的最主要缺点就是对严肃的、目标明确的和有实效的批判不感兴趣。
诡辩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阴险的敌人，因为它穿着辩证法的外衣。诡辩论试图用词的无限可变性来取代概念的辩证灵活性，事实上就是使用“发展的”来取代“发达的”，现实的社会主义也不会因此而变得更为完善。玩弄词句往往导致对词句和“书本”的崇拜，变成本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