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主义的根源[2]
作为自我认识机制的公开性，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得到确认。它在一切领域，其中包括对社会思想史的认识领域，都是必不可少的。
本文的主旨在于，提请读者对斯大林几次“跃进”的实践及斯大林政治思维的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世界观根源予以注意。笔者认为，详细地阐述当前普遍称作“斯大林主义”、“斯大林模式”的思想根源，早已势在必行了。阐述这些，可以更加全面地认识影响列宁逝世后的苏联发展的种种因素，可以更加深刻地看清斯大林模式的原因，看清革命工人运动中这一复杂而惨痛时代的原因；最主要的，可以使我们从一个方面分析一下我们自己的社会思维，通过我国思想史这面镜子看清今天，看清我们的论争。同时，笔者认为，这样论述作为革命家的斯大林，必定促使人们积极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真理”，把过时的、经不住实践检验的那些关于未来的某些论断，从马克思主义的坚实内核（方法论、价值体系）中清理出去。
一、论思想禁区
不久前，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人都觉得，在我们说出斯大林及斯大林时代的全部真相以后，在列举了斯大林的条条罪行、桩桩劣迹以后，在社会思想发展的道路上，就不会遇到太大的障碍了，丧失了几十年的哲学分析能力，独立思考历史、世界和自身命运的能力，最终会在我国复苏。似乎是，假若我们有足够的勇气推翻虚构的偶像，那就必然会有足够的勇气抛开虚构的真理。
的确是这样：起初，正确思想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胜利。在苏共二十七大的几天会期内，半个多世纪苦心构筑的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堡垒，一下子就被摧毁了。人们还想说，我们的改革是历史上第一次，不仅不会导致编造新的神话（像过去常有的那样），而且相反，会让人们学会现实主义，使人们可以按照世界的本来面貌看待世界的革命。
但现在，人们越来越坚信，作出这种乐观主义的估价还为时过早。突破昔日思想保守主义的屏障的缺口确实太大了，不仅有真理，还有假真理，甚至有明显的谎言从业已打开的缺口涌出来。
人们对过去已作了大胆的、几近于革命性的批判，对有关斯大林的人品的政治和历史神话也给予了揭露。但这种批判和揭露本身，并非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提高我们的思考能力和弄明白我们自身如何、从哪里来、现在怎么办的能力。当然，像评说一个普通人一样评说一位国家领导人，实事求是地指出他的罪状和谬论，在俄国一向是件极其伟大的进步之举。而现在，在沉默了半个世纪以后，贬低改革的精神成就和道德成就，恐怕就太不像话了。
但是，对一些不难戳穿的政治神话的揭露，往往会导致承认和宣传另一些神话——更加似是而非，因而也就更加危险的神话。而对过去的东西所开展的激昂、真诚的批判，往往只能冲淡研究过去的兴趣，使思想迟钝。
请您自己判断一下。现在，我国一些文学家正向社会宣扬一种观点，说是我们俄国人生来就不想过好日子，不想拥有像样的医院和精致的计算机，而是为了建设“独一无二”、“别具一格”的经济，要以自己安贫守穷、追随“忘我的思想家”的美德而令天下人瞠目。难道这不是一种谬论吗？
现在有一种所谓的“成年人哲学”，在几家大型刊物上教诲人们说，斯大林，就是那个扼杀了俄国农民阶级所有精英、泯灭了具有自己传统和瑰宝的俄罗斯民俗的斯大林，原来是潜在的斯拉夫主义者，是俄国宗法制农民的思想家。难道这不是一种谬论吗？
于是我们可以感觉到：许多描写斯大林和20世纪30年代的人，全然丧失了健全的理智和现实感。如若不然，他们怎能想出斯大林热月政变，20世纪20年代末发动反革命政变这种目前很时髦的观点？还有什么，1917年十月革命开创的历史和形成的意识形态在1929年戛然而止，后来这些年的“大转折”乃是向革命前俄国的倒退。
我个人感到，编造目前颇为流行的神话，例如斯大林“左”倾主义的跃进（其中包括集体化），起源于农民阶级，这恰恰是为了回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受挫的理论原因问题，回避党内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对斯大林主义应负的责任问题。
目前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在改革条件下的今天，反而比前不久更难以使马克思主义摆脱某些典型的、19世纪的社会主义思想谬见了。
几年前，当我们论及完全取消农村个体小生产、变农民为农业工人的观点和建立大农业工厂的观点是出于马克思的著作时，按当时的认识，我们还有理由拿所有这些预言性观点同实践这些观点获得的成果对照一下，甚至有理由思考一下，这些观点在将来能否实际应用。
当然，也有人提出疑义，反对拿社会主义理论同社会主义实践进行对照，然而这些疑义始终不具有原则性质，因此一般都被轻易驳倒了。譬如，一些哲学家说，现在似乎还不到批判地思考《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确立了完全以全民所有制形式为基础的、无商品、无市场的纯社会主义观）的时候。这些哲学家断言，现在下结论为时过早，这首先因为，马克思的理论预先考虑到了比始于我国十月革命的建设新生活的经验更长远的阶段。
然而他们并没有把这种对照看成是一种重要的论据——用来反对评价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前景，贬低马克思主义业已显示出来的实践意义的论据。诚然，我们已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不完备，并非包罗万象。只有将来可能获得的社会主义发展的世界历史经验，才有可能把一切说得一清二楚。但至少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即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经验与将来可能获得的经验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它已经有了，现在就存在着；而将来的经验不过是原则上的可能性，有待获得理论论证。今天的经验，在科学性方面当然具有无法比拟的说服力；较之将来的经验，它更能说明各种观点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在科学争鸣中，希望毕竟不是论据。
总体说来，几年前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对照，被认为是通常的、必要的做法。而现在，假若相信目前批判性政论作品的论断，那我们就失去了从我国社会主义历史的角度出发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权利。例如，假若我们同意哲学家И。克利亚姆金的观点——斯大林搞的社会主义，既与马克思的又与托洛茨基的社会主义毫不相干；它——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乃是性格易变的宗法制农民被激发的意志的产物——那么，我们简直没有任何权利拿科学社会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进行对比了。
看来，这一禁忌不仅是针对我国的，而且是针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那里的社会主义也是按照斯大林的新社会模式构建的）的。经济和政治结构（是从苏联移植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民族土壤之中的）更新的过程方兴未艾。此外，也有几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还抱着一种看法：从基本原则上说，社会主义的命令模式，生产资料的全盘公有化，最充分地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质。
应该看到现实社会主义与其思想基础相悖的严重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与20世纪的革命工人运动毫无关系，它未必仍能变成现实。因为，假如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基者直接继承人的共产党人，尚且不善于合理地运用它，那么，21世纪的共产党人就更不可能在150年前产生的思想的基础上，搞他们自己的实践了。
科学社会主义脱离现实社会主义时，总是悬在半空的，它顶多像耶稣在山中的说教一样，占据着下知几百年、纵览各民族的规范理论地位。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坚决反对把他们的学说解释成这类神启和对未来的预卜。
当然，若把斯大林连同他的政治实践、社会主义观点，完全从马克思主义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抹掉，该有多好。把斯大林战胜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里的全部对手，比作拿破仑的热月政变，把他的胜利想象成反革命政变，想象成对俄国革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理想的彻底背叛，多么痛快淋漓。只要赞同这种令人神往的观点，所有问题便迎刃而解了，于是斯大林受到谴责，对理想的信念得以保全，理论的“纯洁性”得到恢复，等等。
就人情而言，接受这种观点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人们难以接受的是，与我们的全部生活密不可分的运动受挫的原因在于该运动本身，在于它的自身失误和错误。人们宁愿相信，在所有方面罪在敌人，罪在某些外部的偶然情况。正是这种心理上的自我保护，还在20世纪20年代就养成了动辄追究“敌人”和“暗中破坏者”的习惯。我想，正是我们政治思维的这种传统，才给了我们一个“热月现象”。З。H。涅姆佐娃，这位经历过斯大林集中营之苦的党内老战士，在答《星火》画报记者问时想让我们相信，1937年至1938年的大镇压，是潜入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的白匪和宪兵策划的。记者A。拉泽布尼科夫则宣传另一种观点，说是斯大林本来就是沙皇暗探局的奸细和坐探。A。布登科写道：“很难让人相信，个人崇拜时期的政治制度，连同该制度的大镇压、反人道主义和技治主义立场，还是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的政治统治。说工人阶级的政权完全能干出这些事，这是一种诬蔑。不如这样认为更正确：斯大林及其亲信篡夺了阶级统治权，全面地歪曲、改变了工人阶级政权，重演了背叛工人、农民和职员利益的波拿巴故伎。”
把斯大林主义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分开，倒也痛快。但总不能不考虑到，如此一分开会导致什么。此外，总得从实际的历史事实出发吧。
必须看到，热月政变的假设，一下子就会大大冲淡对所有其他可能的原因的兴趣，确切地说，冲淡对斯大林主义的前提条件，首先是其理论前提的兴趣。因为，我们越是对这个“革命事业的叛徒”的劣迹感到气愤，就越疏于思考革命本身、革命的内在客观矛盾、“左”倾激进主义的内在矛盾和关于革命暴力的辩证法，等等。大部分论述斯大林主义的著述者（B。谢柳宁、萨拉斯基娜也许不在此列），都不愿看到这些棘手的、我国革命中完全被忘却了的问题，这不是偶然的。已故的Ю。特里福诺夫在《老人》一文中已开始论述这一命题，遗憾的是这种论述并没有继续下去。革命辩证法、社会知识在历史进程中的体现、集中和生产资料社会化的辩证法，也就是我们于1917年开创的事业的深刻矛盾，终究没有成为深入探讨和认真研究的课题。
由此而造成我国当前思想界的一桩怪事。批评禁区的缩小，并未导致哲学思维开放区的明显扩大。存在着一条无形的线，绝大部分写20世纪30年代的作家、社会学家、政治评论家都无法逾越这条线。这条无形的线恰恰横在这一时期悲剧层出不穷、我国革命受挫的次要原因与其主要原因（对此我们尚未开始认真思考）中间。
迄今为止，对最为复杂的历史进程的研究，主要还是点状研究。譬如，总是不能把1929年的选择，把当时工业化规模和方法的选择，同俄国发展的主要选择，同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联系起来。很少有人把集体农庄制思想同与之同源的余粮征集制思想，同战时共产主义的实践和思想观念联系起来。
我们已从实践方面阐述了斯大林的全部失误和严重错误，说出了他的全部罪行，说明了他的政治冒险主义给党和人民造成了怎样的危害。但对于完全不属于他个人责任的失误和错误，对于革命工人运动的悲剧和迷误，对于时代的迷误，我们却缄口不语。
揭露斯大林迫害所有其他大革命家的罪行，仅此一点当然不能把我们引向通往真理之路。从一方面说，总是偏重于揭露，我们会失去历史具体性，看不到真理。但从另一方面说，也没有任何理由把斯大林主义的形成（20世纪30年代）从我国革命的一般发展逻辑中一笔勾销，而且更没有理由把1937年和1929年割裂开来。
不知何故，我们的政论家忘了，斯大林不仅是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巩固了个人专权。须知，他还改造了社会结构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按照理论规划建设了社会主义，试图尽快地使俄国走向1917年10月开创的共产主义。
我们何必欺骗自己，把斯大林及其事业神话化呢？无论是他还是他的活动，都是他上台前早已开始了的革命运动的产物。先有的是科学社会主义这个词汇，因此，我们应该拿科学社会主义这个词汇同斯大林本人关于集体化社会的见解进行对比，然后再拿他已完成的事业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进行对比。
一座刚刚建成的大厦出现了裂缝，一个办事认真的调查组应当怎样做？先从哪里着手？当然先从大厦设计图的技术鉴定开始。只有当肯定总规划中无一纰漏之后，再去检查施工质量、建材质量和建筑人员的技术水平。
列宁分析1921年初席卷年轻的苏维埃国家的政治经济危机的原因时，正是这样做的。他没有因为农民想成为自己土地的主人，支配自己的收获物而指责他们。他没有因为工人想得到自己的劳动报酬而责备他们，列宁思考了把国家引向危机的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战略的根源和哲学依据。他承认，仅凭热情和觉悟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是错误的，生产和生活共产主义化的思想是错误的。
而研究1929年大灾难和其后20世纪30年代大悲剧的政论家和社会学家是怎样想和怎样做的呢？他们来了个本末倒置。对他们来说，根本不存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划问题，只存在坏干部问题——对交给他们的工作，似乎是不想干而且也干不了。
这种治学态度恐怕称不上是认真负责的。当然，为我们俄罗斯的启示录——20世纪30年代的悲剧而痛心和愤慨，是正当的。我们自然不应忘记，一百年前，我们还过着奴隶般的生活，几十年来，奴性在民族心理上还占着上风，甚至至今我们还未彻底摆脱它。今天，还有不少人害怕言论自由和独立思考。但既然我们确信社会主义是我们的第一选择，既然我们希望改造我国社会，既然我们向往民主和人道的社会主义，那么，我们在研究过去的时候，恐怕还得从起因开始，从言论、规划和我国的理论原理开始。因为社会主义恰恰是历史上唯一以理论规划为基础、有意识地建设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观念的正确性，人们对主要事物、对自己生活中所遵循的东西进行思考的能力和愿望，就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决定性意义，甚至是决定一切的意义。不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剖析，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对理论规划的了解，就其意义来说，简直不能与例如对20世纪20年代末工人、农民在党内的百分比的了解，或对大转折前夕有多少无马户农民的了解相提并论。我们的政论家不惜笔墨大写俄国农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大厦的事业中如何不肯努力，却没有一句话能唤起读者对“原始规划”这一词汇的兴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从这一角度出发阅读了O。拉齐斯、约宁等人的文章，他们的文章有不少有趣的观点，同时也有大量的历史资料和佐证。然而他们只字未提社会主义建设的出发点和原始规划，未提社会主义蜕变的理论原因。其实作者们明白，评价任何事物，都不能拘泥于细枝末节，也不在于无关宏旨的哲学机敏和哲学论辩。问题在于那些用以武装执政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决定亿万人民生活和命运的思想。为社会主义大厦设计过程中所犯的错误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
当然，预测未来，尤其是预先拟定社会主义大厦的规划，免不了要犯些错误。理论家一向只能确切地知道已有的东西，就是说他只能与不完全的知识打交道。他无从知道人类将来可能会有的经验。但同时，他又必须推断未来，必须意识到生活中尚未完全表现出来的经济和政治进程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