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最重要的是在缺乏必要的完整知识的情况下，仍要超脱已有的和现有的事物，描绘生活，驾驭生活，拟定未来的蓝图。
可是，正如我国革命所证实的那样，事件往往猝然发生。当人们尚未确切地了解应如何按新方式生活，应向何处去、如何去的时候，“不能再按旧方式生活”的局面，往往已先期形成了。正当列宁写道必须开始行动的时候，那里已可见到始料不及的现象了。的确，列宁从不讳言，我们不得不“首先在1917年10月投入了真正的战斗”，只是后来才“看到了象布列斯特和约或新经济政策等等这样的发展中的细节（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细节）。现在已经毫无疑问，我们基本上是胜利了”[3]。
看来，当我们了解了所有这些，并实际投身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时，我们大概也仅仅是考虑了一下如何避免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错误，如何纠正我们对未来的认识使之更可靠，如何发现新的“发展”。
现在就出现了这种绝无仅有的情况，大家都要求和期待着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新见解，开展大胆而富有创造性的争论。放弃了昔日只宣传成绩的文过饰非的做法，不仅使我们看到了社会主义大厦框架的所有基本结构，而且使我们有可能看到其通过斗争建造的社会主义基础部位。现在已经看清了：其结构的缺陷不仅在于斯大林偏离了社会主义的原始蓝图（毋宁说斯大林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歪曲了社会主义社会改造的目的和意义），而且还在于理论观点脱离生活，不能充分地预见未来。
譬如，现在已无人反对批判20世纪30年代所搞的畸形的、兵营式的和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了。但这种批判总是尽力回避我国兵营生活的结构原因，而且偏离了中心问题：在取消商品、取消市场的基础上，还能建设非兵营式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吗？
无论是对于思考未来的人来说，还是对于想搞清过去的人来说，这的确是个核心问题。在任何情况下，在所有国家里，只要反对市场、反对商品货币关系，必然会导致独裁主义，侵犯人权和人的尊严，加强行政体制，强化官僚机构。这是为什么呢？
马克思并没有遇到这个棘手的问题，因为不存在提出这一问题的有关的历史经验。列宁临终时觉察到了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不愿按这个思路思考这个难题呢？为什么不遗余力地死钻那些虽说重要但仍属局部性的问题（例如谴责官僚及其特权）呢？为什么实际上离开了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原理和社会主义观念的问题呢？
对于批判斯大林强制建立集体农庄政策的政论作品来说，这种观念思维的缺陷尤为突出。有几位作者（Я。什梅廖夫和B。巴什马奇尼科夫除外）在《十月》杂志上著文，谈及这个问题时，不自觉地造成一种错觉，即一切都属于两难推理：要么以突击的方式，要么以非突击的方式建立集体农庄。据说，倘若斯大林听了恩格斯的话，让农民私有者有可能“操心自己的一小块土地”，那我国的命运就会大不相同了。
但现在，从我国及外国的社会主义农业改革的全部经验的角度来看，这种两难推理法不能反映问题的实质。我们遇到了这些问题，并在1988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以后开始实事求是地解决这些问题。用不着以什么观点（为了纠偏，就该回到恩格斯就集体化农业所描绘的图景）聊以**。
现在促使我们接近真理和生活真谛的问题的本质，完全在于：是否应该一无例外地在农业部门追求生产合作化？把农民变成在一个大国有农场中按计划耕作的工人，是否真的是一个伟大的进步？
把农民的生产、生活和家庭结为统一整体的农民生产组织，是否真的符合时代要求？国营农业生产组织的计划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科学论证？土地国有化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要的？
除集体化问题外，还有几十个其他的“难题”，这些难题虽然是在斯大林时代的认识进程中产生的，但与斯大林本人并无直接的关系。
下面我们仅举其中几例，让读者自己更加确切地认识这一禁区：不知何故，无论是我国的科学界，还是我们的政论作品，都极力找借口回避这个禁区。
当所有社会成员都按照无产阶级国家的雇佣制干活，没有独立的、不依附他人的生活来源的时候，个性自由和民主能有可靠的保证吗？当人们坚信社会化的和集体化的农业劳动在经济上是必要的时候，能避免对农民阶级施行强制吗？革命先锋队的思想能通向社会平等的新形式吗？把个人利益同社会利益结合起来的“纯粹”的、直接的形式，能带来比“不纯的”、间接的形式更高的效率吗？20世纪人类发展的经验，能为维护以前的信念（相信有可能完全克服世界观的多元论，克服宗教意识，克服多极性）提供论据吗？有必要竭力消除组织和推动人类生活的一切传统机制（包括我们称为“宗法制”的机制）吗？
当然，这是些很复杂的问题，不可能一下子找到答案。但我们又无权拖到将来再讨论这些问题。我们无权让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继续蒙受损失，无权让我们后代的利益为了保全加米涅夫关于工人阶级“不可能犯错误”的奇谈怪论而继续蒙受损失。我们现在常说，历史不允许我们拖拖拉拉地纠正错误；在这种情势下，我们何不鼓足勇气，尽量揭露主要的错误，说出主要的真理呢？
我想，向主要真理迈进，必须从判定现已不足为奇的和众所周知的真实情况入手。真实情况是，从总体上看，无论是斯大林的思维还是他的社会主义观念，对于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都是有代表性的。至少，我们应像30年前苏共二十大以后那样，鼓足勇气，认真研究作为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政治经济实践基础的哲学社会观点和刻板的思维公式。
让我们进一步综合考察一下我们社会思维和政治思维的弊病。
不知为什么，现在就连说明如下一点都很困难：作为个人的斯大林产生于马克思主义的环境中，尽其能力和修养领会经典作家的理论遗产，总体说来，他的著作和讲话始终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真理的范围。
何时、怎样和为什么能够篡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否存在着被人篡改的前提条件呢？
就斯大林是小资产阶级的蜕化变质，就其宗法制的认识根源写几篇文章，当然要比给自己提出并解答一大堆难题来得容易。但现在要回避这些难题已经不可能了，十月革命领袖们的著作刚刚为广大读者所理解的时候，这些问题便自然而然地提出来了。
当时很快就暴露出，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终极目标的理解，不但与党的其他领袖（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毫无二致，而且与他的死敌，机会主义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考茨基一般无二。后者虽然坚决反对斯大林搞强制集体化，但同样是相信取消商品、取消市场的，即如他所认为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生产，是可能的。他在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走投无路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一书中写道：“社会主义化标志着，企业今后不应像资本家掌握的企业一样，成为利润的来源，而应成为可以更充分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和提高工人福利的武器。企业经营的结果不再是满足资本家，但它必须满足消费者和工人。”
试拿考茨基的上述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断与斯大林在其《论苏联农业政策问题》（1929）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中就这一命题所写的东西比较一下，你们就会相信，两位作者依据的是同一个关于未来制度终极目的的观点；在最主要的方面，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与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之间并无分歧。
斯大林所阐述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着考茨基论集体化生产目的的词句。正如我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跟在斯大林后面所重复的那样，这一目的的本质在于以最新技术为基础，通过不断提高和改进社会主义生产，确保最大限度地满足全社会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无独有偶，考茨基关于工人与资本家不同，工人可以满足于最低利润或根本不关心利润的推测，同样被斯大林奉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之一。尤其是在集体化阶段（当时的经济效益因农业社会化而每况愈下），斯大林更加强调这个“规律”。
社会主义理论和计划经济领域举世公认的权威，托洛茨基的支持者E。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也说，社会主义可以长期满足于最低利润。他坚持说：“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但在战时共产主义阶段，则不惜以最大的亏损来追求产品的最大数量。”
假若再版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著作，那么大家会发现，其实斯大林在许多地方都在拾人牙慧，甚至他的加速工业化的思想也来自普氏。
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及其首要任务的见解，在本质上不可能有别于当时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所理解和考虑的东西，因为这些见解依据的是相同的社会思想和哲学思想。波兰著名哲学家、波兰工人运动的老战士A。沙夫前不久在答克拉科夫《大厦》杂志记者问时，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这一点。这位学者认为，斯大林主义的实质，在斯大林成为俄国独裁者之前早就表现出来了。它存在于当时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见解中：“人思考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应该思考什么。”——沙夫这样确切地表达了这个见解。沙夫说，匈牙利共产党人卢卡奇在他闻名于世的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最充分、最准确地道出了斯大林主义的这一哲学实质。沙夫补充说，在这里，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才知道人应该思考什么，只有党才了解马克思主义真理，这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把科学认识“人应该思考什么”与日常认识“人思考什么”割裂开来，把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先进世界观”同农民群众的落后世界观对立起来，这种做法本身并不会自动导致各种各样的滥用职权和镇压活动。一切取决于社会的法制水平，取决于能影响事件进程的人的道德和精神的成熟程度。但一些人自以为比别人更了解真理，知道他人不知道的东西，这种信念本身，特别是在非常的政治条件下，就可能成为替所有暴力作辩解的根源。
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夸大了理论认识和革命先锋队的意识的同时，竟不由自主地把革命领袖统治人民的权力抬高到难以想象的高度，抬高了那些以历史规律的名义行事的人。由于对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名义所做的一切都不能批评，因此，哪里出现了不符合对未来的理论预见的情况和出现了对政治随意性的危险，哪里的主观主义和独断专行的危险便会增大。
确实像沙夫所说的那样，斯大林这个人颇为狡诈，他从来不像卢卡奇那样公开地说出自己的“金科玉律”。“除去阶级斗争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而不断激化这一论断外，他所写的东西从不与马列主义相悖。”社会主义国家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这样认为。许多听过斯大林讲话和仍然记得斯大林时代的人，也都这样认为。至少，他们谁也不会同意把1929年“斯大林的伟大转折”与科西嘉伟人的热月政变相提并论。
1937年被镇压的乌克兰共产党著名活动家B。П。扎东斯基之子、乌克兰共和国科学院通讯院士Д。В。扎东斯基写道：“拿破仑迫使法国人接受的，是第一任执政官，然后是皇帝，这与启蒙派想象的理性王国毫无相似之处。而斯大林当作社会主义塞给我们的东西，初看起来，简直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设计草图的复制品。尤其是这些确实仅仅是设计草图这一点，更搅乱了局面。甚至列宁都认为，共同的社会主义理论观点自然是有的，但要在一个单独的，而且像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
至于斯大林，扎东斯基写道：“他努力保证字面上不出差错。”他熟悉自己的事业。关于党是圣剑骑士团的说法，把普通人的作用贬低为“螺丝钉”的说法，关于阶级斗争将随社会主义的发展而日益尖锐的观点——也许这就是斯大林对马列主义精神的所有明显的理论偏离。人们在列举斯大林对科学共产主义的修正时，经常遇到的，充其量不过是这些寥寥无几的实例。
很难证明1929年以后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理想在斯大林手中只剩下“空泛辞藻”和“理论外壳”了。总之，把斯大林思想和观点的观念意义同其政治经济内容割裂开来是不可能的。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这些或那些思想的哲学内容和社会经济内容，都从本质上决定着实现这些思想的形式，最主要的是决定这些思想能够存在和再生产的精神气候和社会心理道德环境。斯大林过于坚信存在着客观的、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规律性，坚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定很快崩溃，坚信经典著作中对共产主义未来的理论预见的全部规定都能实现。斯大林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他极其藐视基督教的一切道德价值。斯大林是私有制不共戴天的死敌。
恰恰在如何看待宗教、私有制和农民方面，俄国传统的保守主义与我们现代的、反改革的保守主义（不赞成彻底的经济改革和公开性）之间有着根本区别。因此，那些认为斯大林主义是俄国宗法制传统复兴的人，未必是正确的。
俄国宗法制保守主义自有其过，但它并没有我们那些死背马克思主义教条的人那种顽固的念头，想再来一次尝试——把人类文明的文化遗产折腾一遍，然后按照乌托邦的欧文公社原则安排生活。这仍然是一种保守主义——永远处在破坏、折腾和摧毁的状态。我们当代的保守主义维护的是特殊的静止状态，它竭力保持摧毁合作社、家庭劳动和市场这一昔日总方针的稳定性。它也渴望不断的动**，然而这种动**要能使它保住支配他人生活和思想的权力。
当前局势的全部复杂性在于，在我们的保守主义者的著作和口号中，很难找到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那些习以为常、老生常谈的见解，乃至不符合马克思原文的情况。斯大林的著作和口号也全然如此，他也倾向于完全赞同经典作家，每当他偏离原理的时候，必定解释一下缘故。
譬如，斯大林清楚地记得恩格斯说过，共产党人应站在小农方面，并“给他们尽量多的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考虑这个问题”。他在《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报告中引用了恩格斯的《德法农民问题》一文中的这句话。但与此同时，他又武断地认为，俄国与欧洲各国不同，用不着等待，因为农民无须“考虑考虑”——俄国共产党人遇到的，是全然不同的农民。斯大林论证加速集体化的论据，恰好非常接近现在某些政论家的论据：论证俄国宗法制农民必定能“安于”集体农庄。斯大林以平素那种浮夸的言辞问道：“怎样解释恩格斯的这种初看起来似乎过分慎重的态度呢？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出发点是什么呢？”然后自己回答：“显然，他的出发点是存在着土地私有制，农民有‘自己的小块’土地，他们（农民）很难离开它。西方的农民就是这样。……能不能说在我们苏联也有同样的情况呢？不，不能这样说。之所以不能这样说，是因为我国不存在把农民束缚在他们的个体经济上的土地私有制。之所以不能这样说，是因为我国实行了使个体农民易于转上集体制轨道的土地国有化。”[4]
在提倡讲实话的今天，我们起码应该承认，正是农村生活愚昧落后，社会主义与小土地生产（即在自己一小块土地上进行生产）格格不入的论断，被斯大林用来论证集体化的正确性。假若他无法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当作剥夺农民的挡箭牌，恐怕他也得不到党内的支持。在1929年4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上，斯大林把马克思关于农民阶级是新资产阶级的解释，当作他论联共（布）党内右倾的基础。
研究20世纪30年代实践的学说根源和理论根源，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我国发生的事件，而且可以为我们检验马克思主义和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创造条件。理论只有具备符合实践、符合其应用结果的能力时，它才是有活力的。为了不断自我完善、自我检验，理论应该用历史实践这面镜子照照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