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的是，最有代表性的是被准许进入一般概念殿堂的年轻人土里土气的狂热，他们丧失了普通人的健全理性，又始终没有真正学者的怀疑精神。半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都在坐而论道，谈什么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谈社会主义如何向共产主义转变，谈所谓一般共产主义因素自身发展的辩证法，而不愿难为自己去研究我们置身其中的社会。
我国高等院校的哲学教程对心智的发展没什么帮助，但不知为什么却一定要向人灌输对个别“现象”和事实的不信任感，从而扭曲了人的意识。基于这种所谓的“根本立场”，不仅应当证明思维之可证实性的人，而且按常理应当要求对此加以证明的人，都没有这种要求了。
我们的思维方式之古怪，常使外国人感到震惊。究其原因，大概也不外乎我们以往的精神状态造成的结果。我们这个社会长期生活在一种虚幻的和非现实的现实之中，因此许多人始终学不会区分虚构的价值和真实的价值，区分观念和象征的世界与物质世界，这是毫不足怪的。未来的历史学家在研究本世纪最后的四分之一世纪时，无疑将对已经揭示的明显真理与生活的普遍对立感到震惊，对我们不善于发现与我们的命运直接相关的最主要东西这一情况感到震惊。他们会对口称信仰唯物主义的、把科学知识捧得最高的几代人和与唯心主义斗争最积极的斗士们，在自己的一生中始终不能把思想和他们周围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感到震惊；这些人竟然认为，重要的不是已有的和眼见的东西，而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和虚无缥缈的东西。在我看来，即使是最狂热的神秘主义者，也不会像我们这些自诩的唯物主义者这样不讲实际，这样没有经济头脑。
坦白地说，我们不愿抵制谬论的原因，绝不仅仅在于旧的习惯势力。对与反改革的安德烈耶娃宣言沆瀣一气的出版物常常持消极态度，是因为人们心有余悸。许多人仅仅是害怕与这些人争论，害怕充满革命词句的蛊惑宣传。对严肃的世界观之争缺乏准备，这也加重了恐惧心理，因此也就加强了玩弄共产主义辞藻的人和数十年来不断用“修正主义”、“违背原理”等可怕的帽子在社会上制造恐怖气氛的人的政治立场。
当我们听到安德烈耶娃大喊大叫，指责十九次党代会忽视了共产主义目标，认为今天的所有改革和民主创举都是在纵容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时候，我们的两条腿就发抖了。这时大家都明白，所谓我们正在向没有搬运工和建筑工、不用对劳动和消费进行监督的社会迈进的说法，在今天我国这种劳动素养注定落后和大家普遍不正经干事的情况下，纯粹是一种蛊惑人心的宣传，是想避开就我们的真正问题所进行的严肃讨论。
令人震惊的是，这些恐吓知识分子和所有真正为我国的现在和将来担忧的人的十分简单的方法，是我们老早就非常熟悉的。因为老的“战无不胜的战略”至今仍在起作用，既不用去想，也不用考察研究，光说别人丧失了“共产主义目标”就行了，然后一告密（这种形式屡试不爽）就算大功告成了。
例如，勃列日涅夫和苏斯洛夫的“共产主义目标”，让我国和我国人民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这是尽人皆知的。它使1965年的经济改革半途而废，使为我国经济引进合理机制的一切尝试受阻，使谢金方法（шекинскийметод）和作业队承包制刹车。它使我国陷入了经济危机，使我国在科技进步领域大大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使土壤贫瘠，使许多尚存的希望破灭。
我们知道为醉心于杜撰的理想而忽视现实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难道头脑健全的政治家，为国家的命运、人民的生命财产负责的政治家，有权用革命词句的响亮程度，而不是用经济合理性和效率这样的标准，不是用人们的福利，来检验自己的经济步伐吗？
我们为什么就不敢对背离共产主义思想的蛊惑者们讲：不要把人们的头脑搞糊涂了，别妨碍他们思考和工作，不要没完没了地恫吓党和社会，这说到底也是一种犯罪。为什么我们不敢对这些人说，他们之所以还混得下去，不过是因为民众在政治上的无知，因为斯大林时代给人们造成的恐惧心理尚未克服；而他们极力塞给民众的理想，实质上也并非理想。
非商品生产、农民不再是农民、财产不再是财产而变成了无主的东西、人忘却了“自我”——谁会把这些东西当作理想和幸福？
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现实人道主义在内的人道主义，其理想始终是摆脱了一切异化形式的、能享受人的一切幸福的公民。理想还包括人的尊严、个人的自主性（首先是精神自主）、发表意见的权利、犯错误的权利、选择职业和住地的自由、交际权、享受过去和现在的文化的权利，即在改革条件下我们所重新获得的一切东西；一旦这些人道主义价值变成人们的血肉，成了人们不可或缺的东西，那么也就不可能有任何斯大林主义了。
必须学会鉴别，什么是作为对暴力、残忍和剥削的必然的和正当的反抗的革命性，什么是从人的虚荣心、醉心于标新立异或者干脆出于想对使你遭受屈辱的现实进行报复而产生的假革命性。
超革命性和“左”的教条主义把革命变成目的本身，这实际上扩大了暴力和不公。斯大林的“左”倾试验导致的民族自戕政策，除使生活基础破坏之外，别无其他。斯大林的国内社会政策没有丝毫建设性的因素。
如何鉴别为了正义、为了饥寒交迫备受压迫的人们的幸福而甘冒风险，不惜牺牲自己的诚实的革命者和共产党人，怎样才能把他们和那些带来暴力和死亡的革命家区别开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这是早已举世皆知的，即“请看他们的所作所为”。
列宁早就想给自己找一些标准，以此把假革命者、“左”倾激进分子同真正的革命者区别开来。通过对“可怕的革命性”和五花八门的幻想家的“急躁性”等原则的认真思考，他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标准首先应是看其是否能“掌握理论”。促使一个人投身革命的动机不纯，必然很快表现出对理论的轻率态度。这类革命者不可能认真探索真理，因为他们感兴趣的不是知识本身，而是只想知道如何保证自己能投其所好，即参与颠倒生活。
“蹩脚的空洞理论”在十月革命后的70年里产生出许多用暴力强制促成跃进的纲领。值得庆幸的是，并非其中的每一个纲领都得到了支持和贯彻实施。但是所有这些纲领都是脱离实际情况的，也脱离了人们赖以生存和期望从党那里得到的东西。
今天我们就从发生大转折的1929年起我国在发展道路上的各种选择问题争论不休。许多人说，很难证明，除了斯大林所做的，还可能有什么别的选择。我不知道，大概事后确实很难证明不曾发生的事情的可能性。然而，同样很难证明，斯大林使农村破产，以农民的性命为代价推进工业化的战略有任何社会经济学上的科学根据。例如，斯大林断言，和小农经济相比，大农场能确保土地上的扩大再生产，从而为加速工业化创造条件。但他的任何一个结论都没有事实的证明。一家一户的农业生产过时了，这一点也没有经济上的佐证（如果这样，那怎么解释农村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取得的惊人成就呢）。没有，也不可能有证据，证明工厂实行的命令式的劳动组织搬用到农村以后能确保粮食生产的跃进。众所周知，那时就有许多人发出过严厉的警告。斯大林驳斥他们的论点时称：“有人就有问题，没有人也就没有问题了。”
列宁称“左”的教条主义为“左”派幼稚病，这不是偶然的，因为一个惯坏了的孩子愿意为所欲为，不可理喻，也不遵守日常生活的习惯逻辑。“左”的教条主义者对凡夫俗子所讲的道理和信仰的真理，生来就怀有恶感。
假使“左”的教条主义者对他们注定会使之受穷的农民的命运有一点点同情心，在宣布自己那些必然使亿万人民遭受苦难的规律之前，恐怕也应三思而后行。然而，人民和他们的幸福，并不是“左”倾教条主义者关心和注意的对象，这些“理论家”对人民根本没有丝毫责任感。套用普希金的话，可以肯定地说，“两条腿的动物千千万，但它们的工具只一件”——即只有一个速朽的血肉之躯，历史的规律就是借助它们给自己开拓道路的。
“左”的极端分子有意识地诱发革命急躁情绪和社会对抗，在经济关系领域主张使用暴力。他们要求群众“听从历史的召唤”，在我国革命的各个阶段，不论是国内战争期间、20世纪二三十年代，抑或是今天，即在改革的条件下，一直号召建立别具一格的经济，规定独特的标准和方法，同时号召清心寡欲和克制，似乎这样就能使我们尽早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给人的印象是，我们的“左”倾“理论家”和教条主义者不知在什么地方下意识地感到，他们的特殊方法并不能保证人们丰衣足食。
国内战争时期的“左”倾激进主义和力图在新的共产主义基础上改造整个生活秩序的做法，尚可用缺乏经验来解释。可是，“左”倾反对派分子和极端主义者斯大林已经知道余粮征集制导致了何种结果，却还要坚持实行这种制度并将其视为组织生产和消费的普遍适用的共产主义方法，这又作何解释呢？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上半叶的“左”倾“理论家”在缺肉少奶的情况下，继续和粮食生产的“非共产主义”方法展开积极斗争，砍掉了庄员的自留地，杀掉了他们的家畜，这又如何辩解？他们坚持认为，我们不光需要苏联人的幸福，更需要通过别具一格的共产主义方法创造的幸福，因为这种方法能日益充分地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一般共产主义本性。
在安德烈耶娃的反改革宣言和后来在她的答南斯拉夫《消息报》问中，既没有一点唯物主义，甚至也没有一点分析我国经济经验的意思，更没有反映我国现实经济状况和社会状况的迹象，我想这并不是偶然的。她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劳动人民利益的捍卫者，但她为什么对下述的一切置若罔闻：今天的亿万苏联人靠什么生活，是什么给他们的生活蒙上了阴影，又是什么妨碍了他们的幸福？人们“普遍失去常态”、对劳动不感兴趣、懒惰成性，已经成了我们民族的灾难，我国社会行家里手逐年减少，我们的商品制作得越来越糟，苏联作为一个生产者的威望日益降低，对这一切她都无动于衷。
可以证明，类似的思维方式是平均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旧病复发，就其本性来讲，这种社会主义一心想的就是如何对他人财富实行再分配的问题，它甚至不知道该从哪个方面去解决组织生产问题。今天正在与改革作斗争的平均社会主义，不能为社会提供任何积极的发展纲领。
在这种情况下，一心想充当工人阶级利益和苏联社会利益捍卫者的人物，正在自觉地将人们引入歧途，使人们看不到主要危险，看不到生产基础惨遭破坏的威胁。这已经不是作为蹩脚理论之表现的乌托邦，而是**裸的犬儒主义了。
这和教条主义者妄图以阶级斗争为据替斯大林的罪行辩护已经相去不远了。显然，只有无耻之徒才会为屠杀无辜辩解，而且还是用历史的规律为之辩护的。
冒充共产主义卫士的往往是些极端自私的人，他们心黑手辣，对人毫无同情之心。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比佯装捍卫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生活基础的利己主义更为可怕的了。请想一想斯大林主义的社会哲学意义吧。人类史上可曾有过类似的情景：为了一个罪人的虚荣心和疯狂的权势欲，让这么多人的生命在人道主义的口号下成了牺牲品？大概没有。
冷酷无情地破坏生活的基础，致使千百万人无谓的牺牲，这种人不应自称共产党员和争取人的幸福的斗士。共产党人和所有人一样，也可能犯错误，可能沉溺于他那个时代赖以生存的幻想之中。他和大家一样，无法确切知晓明天将如何，也无法预见其决定和行为的一切后果，但他无权为满足一己私欲而藐视常理。
“左”倾激进分子不愿立足于现实生活的坚实土壤，其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现实生活使他感到枯燥无味。他无意于在细枝末节、实际事物和经济领域中耕耘，“他发疯似地寻觅急风暴雨”，他极力使社会政治生活保持动**的局面，因为这种时候刚好非常需要他这种人。
革命的教条主义和超革命性的基础，是人类史上已知的各种利己主义和人的兽性表现中最为危险的一种，这正是知识分子伪善的利己主义，即“力图把自己的偏好强加于世界”，强使世界接受他们关于人的价值观。这种利己主义的表现是，力图使革命和社会生活保持在对他这位“左”倾教条主义者适宜的状态，使之符合他的性格特征，使他能扬长避短。在这种情况下，利己主义和个人利益绝不在于追求获取更多的好处和生活的舒适。尽管所有一般共产主义生活观念的鼓吹者在革命后，都不无满足地享用着白银堆中供个人用的国家别墅。其动机首先是希望用自己的“左”的标准改造别人的生活，把自己的价值、善恶观和关于历史规律的观点强加于人。对超革命派来说，重要的是让人相信，他给生活的规律和价值所下的定义是精确的，他的生活尺度才是真正适宜的生活尺度。
说不定，托洛茨基正是因为这个才追求不断革命的，因为没有大大小小的群众集会他就活不下去，他也很难想象，将来在政治上他能停止发号施令和不再摆布他人的命运。
遗憾的是，斯大林的秘密和他一起被埋葬掉了，以致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他关于自己、关于党、关于世界和他所建立的社会主义的真实想法究竟是什么。这显然也是个损失，因为了解他在对人们、对阶级甚至民族判处死刑时想了些什么，恐怕是很有教益的。斯大林无缘无故搞起来的革命独裁，彻底地毁了他。但他所做的一切，则是对整个人类的抗议。是什么惹得他发火呢：可能是决心为自己的一切卑微地位进行报复的凡夫俗子的暴乱吧？
人们曾经觉得，不可能把“左”的教条同其社会基础、同被屈辱被损害的人的急躁情绪和冷酷无情分开。然而，今天的情况表明，“左”倾教条主义完全可以不要广泛的社会支持，像一个由心理阴暗而又好斗的人们（常常是些功不成名不就的人）组成的小集团那样存在下去，而把这些人结合在一起的，是他们面对生产和生活的新情况共有的恐惧心理，其中还有一些人怀有不可遏制的欲望，想把周围社会引向符合其劣根性的方向。他们力图证明，过穷日子、使生活失去常态、使人没有正常交往、告密出卖、仇恨和不满，也是一种生活准则；他们还想证明，他过去和现在的生活都对路子，而所有其余的人都陷入了小资产阶级罪恶的泥潭。
今天在改革的条件下，当“左”倾教条主义者的许多神话被揭穿后，情况一下就清楚了，原来在为“共产主义纯洁性”而战的斗士中，即在过去用恐怖手段威吓我国社会思想的人中，很多都是受天生的伪善折磨的病人，他们之所以要虐待别人，仅仅是因为他们自己一生都在因自己精神失常而受到折磨。斯大林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喜欢自虐的伪善者（正是这类人往往对他五体投地，这不是偶然的）。
认真观察一下我们今天的“左”倾激进主义者的个人命运和精神气质，你就会看到，把他们这些人结合起来的，就是缺乏和世界的牢固联系。
我们那些反对经济刺激、反对人们过安定生活、散布对“个人利益”的仇视、对所谓“附加收入”和对“小安乐窝”的憎恶的斗士们，通常都已丧失了正常人应有的生活希望和生活乐趣。他们的愤怒常常不过是一种麻醉剂，它能使他们在两个世界和两种意识形态的“殊死斗争”中自我陶醉，忘乎所以。因此在“亿万人处在**中”的年代，抛家舍业的人都害了思乡病。一个人天赐的最大幸福，就是生命本身，是生命由小到老的平稳运动以及人的一切欢乐和忧愁，而“左”倾激进分子却把这看成是因循守旧、日常琐事，是一种不屑一顾的东西。他们也和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激进派一样，把这一切都说成是倒退，是搞资本主义和对革命事业的背叛。
既然大家心里明白应当到哪里去寻找斯大林主义的根源，何以许多人至今仍回避认真谈论这个问题呢？我想这是因为，使斯大林这个预示着不幸和灾难的人物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革新浪潮，是和我们的几个基本“圣物”——十月革命、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人们害怕，但愿对斯大林的批判不要在实际上“动摇了我们的理想”，不要给革命英雄们抹黑，不要亵渎了科学社会主义；也别让对“左”倾极端主义的批判变成对革命思想的批评；别使对教条主义的揭露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怀疑。
给人的感觉是，我们今天又在自设赫鲁晓夫当年坠入的陷阱。我们首先为自己塑造一个现代人的虚假形象，好像他不能深刻体验到历史真实的全部戏剧性和革命的戏剧性，无力区分革命的真正价值和虚假价值，也不能区别错误和罪行。然后从对苏联人的这种不信任态度出发，从把苏联人从疑虑中解脱出来的愿望出发，我们就歪曲自己的全部历史，在历史中塞进一些伪真理，然后再让这些伪真理像地雷一样炸毁我们。难道我们真是一个完全不能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乖的民族？
我们曾因自欺欺人而受到过几次惩罚，因此好像一下饮干我国历史真相这杯苦酒要容易得多，这样我们才能作为摆脱了谎言的人，最终干起正事来。可是不行，即使有了澄清真相的一切条件，许多人仍然宁愿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