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哲学的这个方面讲，就连十月革命也是偶发事件，即是一种由于许多情况（其中包括对俄国历史进程来说是偶然性的情况）适宜的耦合而变成了现实的东西。
历史大爆发的“临界质量”，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其成分也还是十分复杂的，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一个人的头脑，此人应善于预见看来似乎无法结合的一切终于结合起来的那一瞬间：此人还要有足够毅力在这决定俄国历史命运的时刻去旋转爆炸装置的旋钮。
1929年斯大林获胜，更是由于许多情况的耦合，特别是列宁的死。20世纪20年代对政治事件有影响的那些人缺乏毅力，不善于估量所作决定产生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起了很大的作用。
然而，已经发生的一切情况都有其原因。因此我认为，我在俄国“左”倾激进主义传统中寻找斯大林主义的根源，这种尝试是合理的。促使我这样做的不仅有过去的事情，还有今天的情况。因为正是从“左”的方面否定今天这样一种意识形态，被那些向改革进攻的人和妄图捍卫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的人利用了。
不管我愿意不愿意，为了我们的未来，我们都必须以更加敏锐的眼光，洞察“左”倾激进主义的本性和动机。不对许多价值作出某种重新评价，不说清什么是我们今天最危险的东西，那是不行的。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不深入到批判革命极端主义及其利己主义基础的深度，必然收效甚微。而且我认为，今天再不能局限于对“左”的方面的否定进行简单的否定了。关于这些问题我下文再讲。
四、不应害怕真理
斯大林主义，这首先是布尔什维克近卫军的悲剧和痛苦，是它的历史过失。
正是老近卫军创造了这样一种政治机制和绝对独裁这个武器，以致后来斯大林能利用它谋其一己之私利，首先是用于消灭那些能看清他的人，乃至那些仅仅比他稍有头脑的人。归根结底，正是老近卫军尚在列宁在世时，就心甘情愿地把革命赢得的至高权力，亲手交给了斯大林。后来，即在1924年以后，也正是老近卫军急不可耐的“左”倾情绪，将国家推向了后来变成民族悲剧的大跃进。事情就是这样，既不用夸大，也无须缩小。
当然，在那些当时站在指挥位置并积极参与制定党的政策的人们中间，谁也不会想到，事件的发展会具有这种性质。他们的动机是力图战胜邪恶，清除导致革命和引起工人阶级反抗的俄国旧秩序。在他们看来，至恶者莫过于欧洲资产阶级策动的大屠杀，而对新的、由他们自己的行为导致的恶，却毫无抗拒的准备。稍后，革命的悲惨的一面即已展现在他们眼前，因此老布尔什维克们的罪过是下意识的。至少我们必须明确分清不善于预见其决定之后果的革命家的错误，和利用政治斗争以实现其天生野心的极端分子的罪行。
在我们经历过的事情里，不仅应当看到某些人的弱点，还应看到预见革命的第二位的和第三位的后果以及革命的悲剧成分的难处。从我们经历过的事情看，错误首先在于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脆弱无力。这里也有全部人类生存的某种根本思想：千万人的年华、技能和才干是创造某种有意义的东西所必不可少的，然而获得权力的小人，单凭鼠窃狗盗和阴谋诡计，就足以把这种劳动创造的一切化为灰烬。
斯大林主义对我国人民来说，是一个可怕的教训。然而是这样的教训，即我们对那些想青史留名的人，对那些用不负责任的决定和急功近利的做法骗人的人，对那些认为通过破坏可以使我们生活轻松的人，必须提高警惕。而为了保持警惕，则首先必须研究作为“左”倾激进主义变种的斯大林主义。
斯大林主义是从“左”的社会思潮中产生的，因此我们必须首先研究“左”倾激进主义的本性，找出其弱点。正如现在我们所知道的，这些弱点在各种不利的情况下凑到一块儿时，就会变成一场灾难。至少，在谈到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时应当从分析党的组织原则及其信念和章程开始，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些东西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个人崇拜的滋生。
当然，忠君思想、宗法制的残余、文化落后和满脸胡子的庄稼汉目不识丁，这一切都有助于斯大林专制的最终确立。不过这更像土壤，而种子却是在另一块“左”的田地里培育出来的。一个农民绝不会自己踏入20世纪30年代。宗法制的情绪和宗法制的愚昧本身不会导致任何革命。这些东西可能形成四处劫掠的匪帮，或是在另一种情况下，充当巩固对沙皇、上帝或私有制的信仰的肥沃土壤。
再说，宗法制的落后性的祸害，丝毫也不能减轻“左”倾革命知识分子对其抉择所造成的恶果应负的责任。恰恰相反，我国民众的文化教育水平越低，革命知识分子越应慎重思考，小心从事。
我想，当我们说斯大林主义是“左”倾急躁性和“左”倾极端主义的时候，我们根本无权嫁祸于络腮胡子的农民。他们与此毫不相干。
不是他们这些来自农村的人，而是那些出生于城市的人，即革命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才是我们大跃进的倡导者。早在斯大林获胜（1929）之前许久，即早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就有人基于革命唤起的热情浪潮，试图立刻马不停蹄地从资本主义的俄国迅速一跃而进入共产主义的俄国。我们不会丧失健全的理性。一个农民，一个乡下人，不可能有这些知识分子才能有的幻觉和空想。须知，若要进行虚构和幻想，必须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充裕的空闲时间。众所周知，农民实际上没有空闲时间。
请不要忘记，农民一直不拥护布尔什维克激进的农业纲领，不拥护在全国范围内按统一计划在公有土地上组织农业生产劳动的思想。假如俄国农民确实生来就有社会主义天性，那他们恐怕会如过江之鲫般蜂拥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了，因为在这个党的旗帜上写道：“在公有土地上从事共同劳作。”然而众所周知，不论是在十月革命之前，还是在1913年以后，都不曾出现这种情况。斯大林不得不强制推行集体农庄和国有农场。早在斯大林成功地在广大因出身农民而“受辱”的新党员中普遍安插进“纯”无产阶级核心之前，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就幻想一步跨进既无富农又无个体农民的纯社会主义王国。
斯大林在1925年12月举行的联共（布）十四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承认，党准备首先消灭富农，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当俄罗斯农民有了选择的可能性时，他们选择了什么呢？众所周知，他们选择的是土地法令，该法令将地主的土地分给了他们，使他们能够将自己的分地扩大到几十俄亩，并能在土地上自由耕作。
请浏览一下列宁在国内战争期间的著述吧。他在革命初期这一阶段，经常提醒人们注意，十月革命的基本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只要我们还和整个农民阶级走在一起，我们的革命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在他看来，只有贫农委员会能把社会主义革命扩展到农村。
其实，如果我们平心静气秉公而论，那么我们俄国的农民绝不会自愿地加入集体的劳动组织，这是一点儿也不会令人意外的。假如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假如农民自觉自愿地、不用强迫就选中了集体农庄，就轻易地放弃了自己那块世代梦想的土地，那才是怪事。能如此贸然从事的只有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和什么责任也不负的年轻人。甚至过去当过贫农委员的贫农，他们虽然随时准备瓜分发了家的邻居，但他们也不愿搞土地的集体耕作，而宁愿再搞到一匹马，因为他们一直买不起马。嫉妒本身永远不会导致社会主义。
而且，不仅农民，就连产业工人也不会自动走向社会主义。由于我们习惯了流行的宣传公式，习惯于不断把工人阶级的精神和政治美德同小资产阶级的各种缺陷对立起来，于是就忘了关于无产阶级的这条真理。
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写道：“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俄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11]
大多数工人的情绪和期望，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么革命。的确，俄国的工人阶级，特别是彼得堡的工人阶级，成了我国革命的火车头，成了资本主义秩序和私有制不可调和的敌人。但是，工人又是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的呢？不难证明，他们的想法和马克思那样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不一样。无产阶级对“把工厂交给工人”这个十月革命的口号的理解，实际上是将资本家的财产收归自己所有，并由我们今天所说的一个企业的集体来掌握。
这会得出什么结论呢？只能是下述结论：只有具有学术的和抽象的未来观的那部分社会成员（他们认为，不论是在土地上的家庭劳动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是和国家必须的技术进步不相容的），才会成为“左”倾打算和意图的主要根源（即力图尽快超越农民和工人期望的范围）；也就是说，“左”倾极端主义的基本根源，过去是，今天仍然首先是能对未来进行理论认识的人。
当然，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劳动的全盘社会化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的学说本身，并不会导致“左”倾急躁病，更不会导致使用暴力。这里一切都依赖于在新的基础上从事国民经济改造工作的人的智慧、健全理性和责任感。但是毕竟缺乏起码的知识，即不知道如何和通过什么形式实现生产的社会化，因此有导致仓促上马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有关未来的一切就成了无法证明的和无法确定的东西了。因为很难一下子讲出，在向既定目标前进时谁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谁是出于人道主义动机，谁是居心叵测，一心想沽名钓誉、哗众取宠、草菅人命。而且在我们俄国的条件下，即在长期不计后果、不讲功利的情况下，这就更难讲清楚了。
很清楚，在涉及未来，即涉及无从验证的事物的观念领域时，一个极端主义者是最容易混下去的。但如何使其原形毕露并得到揭露呢？
关于当代“左”倾教条主义，关于当前用“左”的词句搞投机的情况，一直没有进行严肃的学术讨论。我们至今还不习惯于批评“自己的”“左”倾极端主义。正因为如此，在我国的历史画卷中，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几次“左”倾冒进才始终是个“空白点”。
这甚至令人感到奇怪。因为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曾因喜欢幻想所谓非经济的特殊发展标准的人和幻想所谓独特的共产主义前进速度的人，而吃这么多的苦头。
看来，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对十月革命这样深刻的伟大革命，在很长时间内都应当感到满足了。看来，列宁在我们的革命虚荣心和俄国薄弱的经济能力之间寻求妥协的做法，已经得到了“十分认真”的肯定。死了那么多人，流了那么多血，损失惨重，满目疮痍。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已经享受到了革命的实际利益：消灭了文盲、扩大了社会保障、发展并加强了学术机构，生活已经走上正轨。然而，列宁逝世仅只一年，托洛茨基就急不可耐地想要报复，想要震惊世界。他写道：“战前时期，我国工业平均年增长率为6%～7%。应当承认，这个增长率还是相当高的。但是和现在工业的年增长率40%～50%比较起来，则是根本不值一提的。”1924～1925年工业生产增长48%，看来这应当使这位急不可耐的革命家满意了，然而托洛茨基对此还感到不过瘾。
再举一个较近时期的例子。1953年9月，党中央全会承认斯大林的农业政策彻底失败。命令主义和对农民进行政治强迫的政策使农村完全失去了活力，党放弃了将农民禁锢在土地上的政策。现实主义取得的成果是明显的：我国农业在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取得了显著成绩。然而，想震惊世界，想尽快出现“历史的节日”的**又占了上风。农村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向“理想”和“纯粹的共产主义”加速挺进，取消了“平淡无奇的”家庭副业；随之也就没有平淡无奇的奶和肉了，到1963年前，就连“平淡无奇”的面包也没有了。
1965年3月和9月，苏共中央全会决议宣布了新的方针，没过三年，又涌现出一批为“纯粹社会主义”而斗争、反对经济标准和经济方法的勇猛斗士。他们向人们担保，只有“一般的共产主义因素的自身发展”不受干扰，只有集体农庄和合作社所有制不停地向全民所有制运动，才能使我们攀上富裕的顶峰。同时，这些“斗士”似乎并没有看见，人们的集体主义精神和觉悟非但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而营私舞弊和渎职罪却以俄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跃进速度在增加。
改革时代把现实的和今天活着的人的利益和要求放在首位。看来在这种条件下再不会有“左”的教条主义轮番地伤害健全理性和进行各种社会神秘主义说教的土壤了。然而，我们今天开始赖以生活的一切，民主、合理性的标准，全人类的道德和善与仁爱的原则，却又一次（不知是第几次了）遭到了十分疯狂的进攻。今天的激进派打着与“陈腐观念”、“小资产阶级作风”、“知识分子习气”和“吹毛求疵做法”作斗争的幌子，再次涌上政治舞台，力图重新夺回驱赶人和支配人的劳动成果的权力。
毋庸置疑，假如1988年春天，即当舆论关注的中心还在H。安德烈耶娃的宣言的时候，我们不局限于批判斯大林的罪行，而是继续前进，开始就斯大林之类的“左”倾分子蛊惑人心的幻想给我国、给大地、给自然、给人们的道德和心理带来何种损害进行实质性的讨论，并揭露所有这些“共产主义长子继承权”的献身者们的本质及人性的本质，假如我们做了这件事，那么改革胜利的思想保证恐怕就会大些。然而我们却没有这样做。
大放厥词的勇士们又披上了刀枪不入的教条主义甲胄，他们觉得自己是责难十九次党代会的英雄，因为大会只字不谈“我国的共产主义前景”，而只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民主和公开性以及解决食品供应问题上。
而我们仍然沉默不语，观望等待，又一次容忍了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人们在听这些东西，而我们这些健全理性的拥护者对此却听之任之。是时候了，每一个了解事情的本质和问题重要性的人都应当理直气壮地说，给那些想让人民生活得好些、让我们的子女吃得好些、让孩子的母亲少排一会儿队、让他们的父亲少喝点酒并让我们那些饥饿的母牛不再向全世界哀号的人抹黑是不道德的。
我不认为本文的宗旨是要揭露安德烈耶娃宣言的一切方法论错误和研究她的仇恨人类的观点（我看是这样）的各个方面。例如，我找不到其他语言来评价这种用阶级斗争来为剥夺富农的必要性辩护的企图，这是为斯大林蓄谋杀人的行为辩护，他杀了千千万万个无辜的农民子女，更不用说他们那些在西伯利亚的林海雪原里死去的成年父母了。
今天讲的是另一个问题，即对这些显然虚假的思想和暴力方法进行如此大肆宣传的本质和动机问题，谈谈我们对仍然存在于我们身边并随时准备反攻倒算的谬论所持的幼稚的和消极的态度。
我们对教条主义没有抵抗力，也不能作出高级的自卫反应，而教条主义则经常注意人们的生活，随时准备牺牲他们的幸福和利益，只要他们敢于称作“我国共产主义前景”的东西能保留下来就行。人们认为，从经典著作中引证的某句话，比与之相悖的实践，比与之不符的几百、几千件事实，具有更大的真理性，这种情况能说是正常的吗？要知道，斯大林主义就是从这类对教条的盲目崇拜和缺乏正当怀疑的环境中滋生起来的。
当然，可以提出许多导致对谬论失去抵抗力的客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