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现代文明发展趋势[1]
一、多种面孔的马克思主义
当我们提出“马克思主义是否还活着”的问题时，需要事先弄清楚我们是怎么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学说的历史很复杂，并有许多面孔。可以把这个学说比作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每个树枝代表马克思主义观念和原则的一个方向、方面，一种解释，代表从业已积累下来的历史经验的角度对这些观念和原则进行认识和再认识的一种企图。马克思主义不但是一种理论构建，而且也是世界观的体系，其中有原始的核心以及围绕它的意识形态立场和神话。
在这里，我想在马克思主义版本的多样性和基督教流派和版本的多样性之间作个类比（在基督教里有许多流派、学派、教派和异端）。我们当然明白，任何类比只能在一定的维度内才是合理的（在我们这里，这个维度是核心与对人类命运产生影响的流派的解释之间的关系）。由学说创始人的著作所代表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是一码事，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研究，并将其应用于俄国的现实、俄国革命运动的环境，这是另外一码事。此外还有建立在极权实践基础上的斯大林的理论方案。还有社会民主党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民主党政权的欧洲经验（瑞典、芬兰等）。俄国孟什维克主义（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德等）与这个版本接近，但也是马克思主义中的社会民主党流派的一个特殊版本。
最后，还有一种现代新马克思主义，即法兰克福学派，也出自马克思主义，其许多代表都强调自己与马克思思想之间的联系。
因此，马克思主义这个流派是多方面的。当我们听到这样一些论断，说历史经验及其教训证明某学说自身是站不住脚的，那么重要的是要明白，这里指的是学说的哪些方面！假如这里指的是被奉为经典的和教条化了的观念体系，即作为斯大林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的那个观念体系，那么毫无疑问，应该批判这个体系，这种批判越尖锐越好。但这是否意味着已经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就站不住脚了呢？这类肯定的结论就是对基本的逻辑规则的破坏。当然，由此并不能得出结论说，我反对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历史发展来批判地分析它们。我只是想强调，这种批判分析的必要前提是放弃把马克思主义生硬地还原为斯大林的版本。我们必须放弃这种做法，因为要考虑到，俄国的一个特点就是不断地寻找为我们的灾难负责的人，“谁错了”的问题不断地刺激我们指责理论在其实施过程中的严重后果。正因此才需要冷静地（在我们这个不安的时代尽量冷静地）分析理论的实质，解释清楚，这个理论中什么东西确实是合理的，什么东西对今天而言还有意义，什么东西是暂时的。
长期以来我们接受的一种思想是，我们生活中所做的一切都是由理论预先决定的，党和国家的活动就建立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因此这一切都是有科学依据的。而且，在大众意识里，社会理论自身被看作是类似于严密的自然科学理论，就像经典力学一样，是为了研究社会过程而建立的，这种力学可以毫无疑义地提前计算和预见一切。
这个神话是由技术统治的思维方式制造的，就是与对党的政策的科学性喋喋不休的宣传奇怪地结合在一起的那种思维方式。重要的是，在对当代处境进行批判分析时我们要丢弃这个神话，在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命运问题时不让它利用反面标志继续发挥作用。马克思主义这个学说包含很多层次和侧面，不能对每个层次和侧面都采用严密科学的标准，何况还是从数学自然科学领域拿来的标准。
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命运的当代争论中，这种立场曾经被采用过，即说到马克思的哲学观念不是科学的时候，因为这些观念是作为独特的理智游戏产生的，与德语中转向新词创造的实践相关（常举的词汇游戏的例子是“意识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它们继续了黑格尔抽象地研究概念之间联系的传统，等等。
确实，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著作中，如《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特别是在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可以找到大量的理智游戏和“语言游戏”的例子。但是，我们说的是哲学，哲学不能把对语言范畴的反思成分排除在自己的探索之外。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那里也可以找到类似的理智游戏。哲学不是按照数学逻辑的图式建立的，尽管不拒绝使用逻辑学中所发展出来的推理技术。哲学不仅仅建立在科学事实的基础上，尽管它把认识科学成果的意义当作自己的一个重要方面。假如哲学完全像科学那样，模仿自然科学方法建立，那么它根本就不是哲学。
哲学是对整个文化的基础进行的反思，它企图揭示对每种历史类型的文化而言都是基础性的世界观中的基本要素，它们决定人对世界和自己的理解和体验，把自己看作是世界的一部分。这些基本要素常常是不明确和不清楚的，哲学把它们变成自己批判分析的对象。此外，哲学不仅仅尝试思考业已形成的现实生活中的基本要素，而且还发明和构造新的基本要素，它们经常是在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未来阶段才能成为人类生命活动中一些高度概括的纲领。
每个时代都按照新的方式提出人的存在方面的永恒问题，诸如生命的意义，什么是人，人的使命如何，人与自然界、社会及其他人的关系如何。每个时代的哲学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回答这些问题。顺便指出，马克思比他的许多追随者都更好地理解了哲学的这一特点，并把它看作是“文化的精髓”、“文化的活生生的灵魂”。
至于说哲学的科学性的观念，马克思是在一个特殊的意义上理解的。关于此处使用数学和自然科学中所通行的推理图式的界限问题，需要专门讨论。
马克思的《资本论》在某种程度上接近这些图式。但就是在这里，也需要对理论的特点、上述预测的证据和准确性进行仔细分析，特别是当谈到与社会过程的普遍趋势相关的那些遥远的预测时。这样的预测不是严格确定的预言，而只是社会发展的可能方案。像对待精确计算出来的社会发展轨迹那样对待这样的预言，将是严重的错误。
然而，人们在评价马克思的预言时，恰好经常采取这个立场：选出一些没有获得确证的说法，然后就宣布整个观念是乌托邦。任何一个遥远的未来预测都包含一些乌托邦因素，无论在制订这个预测时使用了哪些科学依据和科学方法。这里的不幸不在于任何一个历史预见和预言都可能包含乌托邦因素，包含靠幻想给初步预见的未来补充的具体细节。不幸就在于像对待社会未来的具体计划一样对待遥远的预测，将遥远的预测看作是技术上获得论证的简单机械草图的类似物，画出图纸之后，这个草图还需要在实践中具体化。
然而，对糟糕的实践进行批判不应该割裂其基本方针，即对待理论预言和理论自身的态度，不能依靠“或者全对，或者全错”的原则。也许，任何一个很早以前产生的理论不可能在其所有部分上永远都是正确的，它的任何一条论断和预测不可能都是不可反驳的。所以，重要的是要具体地弄清楚，马克思主义中什么东西具有永恒的意义，什么东西受它在其中形成的那个时代的局限。
二、理论，意识形态，实践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的现代争论仿佛是在两极之间展开的。
在其中的一个极上，“理论—意识形态—实践”的从属关系被看作是严格地被决定了的。根据这个立场，起初是“在个别国家”的，然后是“在个别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主义实践，完全被看作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预先决定了的。
第二个极是这样一个观点，它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极权社会主义实践之间有联系。从这种立场出发，斯大林主义被看作是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理论中没有根据的活动，因此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不相容。
这两种观点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的复杂过程所作的图式化理解。不过，在一定意义上，这些图式化也有其合理的成分。它们甚至有助于使问题尖锐化，有助于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一般地说，非常清楚的是，社会理论、意识形态和实践之间的关系永远也不是意义单一的，更不是严格地被决定了的。
在这方面，回忆一下康德曾区分出来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在本质上的区别是有益处的。
理论思维在把现实图式化和简化的观念、理论构造领域里展开。这些观念和理论构造能够把现实的实质联系图式化，在这个意义上，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把它们赋予世界。但是，理论研究总是渴望发现这个范围，通过制造新的观念来克服它，这些新的观念能够更加深刻和充分地反映所研究现实的实质联系。理论理性总是处在探索之中，瞄准研究越来越新的客体，克服以前对世界的看法的局限性。思维的批判性和反思性在最大程度上恰好为理论理性所固有。理论理性为未来实践活动打开了诸多可能的世界。
至于实践理性，任何一种以某个理论观念体系为基础的实践的条件就是这些观念与现实自身的同一。我们可以理解这些观念的局限性，以全部认识经验为基础，强调指出它们的图式化特征，与世界的不同一性。但是，我们应该明白，所有这些对认识经验的理解和概括自身都属于理论理性的领域。当我们开始在实践上实现理论时，我们是这样做的，理论图式似乎就是世界自身。
如果这些图式就是所提出目的的基础，如果它们能够塑造出研究对象（它们应该是活动的结果）的状态的形象，那么提前怀疑所选择的理论观念就意味着怀疑所提出的目的，就意味着破坏行动。
甚至当实践理性在一系列行动中没有实现自己的目的时，它也经常作出多方面的新尝试，以便获得它所需要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不是拒绝目的，而是努力通过改变手段和寻找研究客体的新方法来实现目的。
当谈到大众为实现某些有理论依据的目的而做出的社会行动时，所有这些特点就会最大限度地表现出来。要让大众相信所选择道路的正确性，就得引进团体的、大众的意识和权力机制。把大众意识调整到一定的行动上去，根本不必要全面掌握理论原则以及与之相应的证据，而是要靠意识形态的作用。意识形态追求的是向意识里灌输一定的价值体系，并且宣布某些观念在该体系中的优先地位。向大众意识里灌输观念要通过意识形态和宣传的行动体系，在这些行动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情感作用、暗示、善于简化观念以便使它们与平民的意愿结合起来。
意识形态向来都是社会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中间环节。它可以把自己宣布为科学的，把在实践中实现某个理论的预言当作自己的目的。但是，由于意识形态不诉诸构成科学共同体的专家的狭小范围，而是诉诸无法还原为科学观念的大众意识，因此它通常就围绕这些科学观念制造信念和神话体系。这些信念和神话同样也对业已形成的理论观点体系产生了积极的反作用。
关于在掌握大众之后能够成为物质力量的理论，马克思有过一种隐喻的说法，但不能在字面上解释这个说法。甚至在国家控制的极权“政治组织”之下，大众也永远不能熟知马克思的理论。
只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极为简单的和公式化的表述才能被大众意识理解。说到这里我想提醒大家注意，1905年革命之后，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发生的有关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和探索时期，卢那察尔斯基建议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新宗教在大众中宣传。尽管列宁严厉批评了这个观点，但事实上就是这样做的。
在马克思主义中，非常严格的理论原则与实践理性的思想观念密切地交织在一起。有一种流行的论断，说马克思主义是统一的、逻辑严谨的、就像是由“一块完整的钢板”铸造出来的理论建构，这个论断是非常意识形态化的说法，不符合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