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多质的，其中有许多表达不同时代思维方式的层面。
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念图式有自己的基础，这个基础的一系列公设是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前工业和工业阶段的实践的概括。意识形态把这些图式变成了教条，并且保卫它们不受批判。然而，科学方法不但允许，而且还要求批判地对待它自己的观念和原则，因为它们是对有局限的历史实践的表达，是对产生它们的那个时代特征的表达。顺便指出，马克思就曾经使用和论证过这种科学方法。
从这个方法出发可以把马克思的学说评价为社会意识的现象。该学说是在19世纪创立的，其中留有一定社会状况的痕迹，那个时代的文化痕迹。
欧洲的19世纪下半叶是革命、巷战、民族战争、尖锐的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时代。以自己时代的实践为基础，思想家关于人的解放道路能够说些什么呢？他说的是，人类解放道路只能通过阶级斗争，通过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通过革命。
工业时代的冲突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产生了巨大影响。严格地说，从《资本论》中关于强化生产的社会性的基本结论并不能得出这样的论断：必须剥夺剥削者的财产。
关于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的进化发展中积累的结论是完全合理的，这个结论是由社会民主党改革派作出的。顺便指出，《资本论》中有很多说法，它们可以成为类似观点的基础。
其中，在分析资本主义的信贷机制的发展时，马克思特别突出了在国家规模上建立和扩大股份公司和合作企业的趋势，把它们看作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形式”。
不过，在两种社会发展方案里，马克思选择了第一种，即通过革命暴力和专政的途径消除资本主义的所有制。这个选择的隐藏着的基础是这样一个论断，它无论如何都与下面的假定相关，即资产阶级要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借助压制社会主义关系的所有萌芽的国家政权来保卫自己的私有财产。
这个假定是对工业时代所固有的阶级冲突的自然反映，但这个假定不是马克思经济分析中的严格的逻辑结论，而是一个特殊的、补充性的公设。该公设的论据与其说是理论的，不如说是意识形态的。这个论据最终被归结为对现有实践的概括，诉诸大众的阶级利益，大众所渴望的是立即改善自己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并且经常遭遇到剥削阶级的抵抗。今天我们可以确定，和马克思学说的其他许多论断（关于无产阶级相对和绝对的贫困，关于私有制和个人劳动与生产的社会性之间的不相容性等论断）一样，强行建立新社会的观念是把某些趋势向未来的简单外推，在早期工业时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确实有这类趋势。
马克思的科学方法和后来对这些论断的教条化之间的矛盾与将其理论结论和公设的意识形态化有关。
把马克思主义仅仅归结为革命暴力的学说，把马克思首先看作是一位渴望实现财产平等思想的革命者，这是一种过分的简单化。把马克思主义仅仅解释为纯理论观念的体系，这个体系指向不断地发展自己的基础，这同样是简单化的。
实践理性和理论理性方针之间的相互作用不但可以导致在新的历史经验基础上发展理论，而且也经常使理论原则走样，让它们适应政治斗争战术的要求。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甚至这个著名论题不但获得了理论和方法的意义，而且也获得了实用主义的意义。一方面，这个论题指向科学探索，经常要把理论与实践进行对比，把理论的发展与新的实践经验对比。另一方面，该论题经常被用于证明仓促的总结，这些总结企图事后去论证某个现行政策和实践行为体系，许多假理论思想观念就是这样形成的：斯大林关于阶级斗争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增加而尖锐化的论断，赫鲁晓夫时代关于社会主义最终的彻底胜利以及1980年之前建成共产主义的可能性的思想和党的决定，对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关于发达社会主义的声明的“论证”等。它们冒充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尽管事实上甚至连任何像样的理论证据都没有。很有特点的是，这些论断正是作为“行动指南”而被提出来的，记录在党的相应的政治文件里，然后大规模地推出意识形态文献，其目的是为这些论断找到理论基础。
如果不考虑理论、意识形态和实践之间的所有这些相互联系，那么总会出现危险和**，即从复杂的历史线团里抽出一条或几条线，简化学说发展路径，并用同样的方法评价该学说的历史命运。
当然，无法避免评价判断，这就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无法避免按照意识形态来对待在一个半世纪里对人类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理论，该理论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实践，从改革派的实践到极端革命派的实践。斯大林和后斯大林时代的极权主义广泛运用马克思主义现成词句来证明相应的政治机构和镇压行动，这种情况必然要影响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这时如果断定，在马克思主义与极权主义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就意味着在作仓促的和不适当的总结概括。20世纪的历史证明，极权主义既利用了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主义）的现成词句，也利用了反马克思主义（法西斯主义）的现成词句。至于说斯大林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那么所观察到的事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其被用来证明极权实践之前就遭到的那些严重变形。
大量的意识形态运动首先都是指向严格控制理论活动，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僵化的图式。马克思主义理论被改变为一组教条，任何非标准解释的企图都被看作是修正主义，将遭遇严厉的镇压措施。
哪怕只要回顾一下我们20世纪30～50年代哲学的历史就够了，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大众财富的口号下，哲学遭到了有规划的庸俗化。当时有许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布哈林、卡列夫、卢波尔、谢姆科夫斯基、斯腾等）遭到了镇压。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与之进行对话的任何反派哲学思想同时也遭到了镇压。根除哲学思想的多样性开始于1922年著名的令人伤感的驱逐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别尔嘉耶夫、洛斯基、布尔加科夫等）的行动，其结局是直接镇压并导致了许多思想家在斯大林集中营里的死亡，其中包括这样一些俄国哲学家，如施佩特、弗洛林斯基等。揭露“孟什维克唯心主义”运动（30年代），哲学史中为“战斗的党性”而进行的斗争（40年代），党和国家对社会科学进行严格监督，官方宣传斯大林著作为“哲学思想的顶峰”，并要求把哲学研究归结为对这些著作的解释，这一切逐步地消灭了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潜力，根除了哲学思想中的专业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文化、世界哲学思想史的成就之间相互联系的传统被强行中断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一组为现行政策服务的意识形态的刻板公式。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进行不断的活体解剖导致了抛弃经典马克思主义中最有价值和启发意义的观念：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人学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理解的联系，活动理论，还导致否定人道主义哲学，阶级价值与全人类价值之间辩证法的断裂，将阶级价值与全人类价值对立起来，等等。
新的基础科学流派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体系，但其结果却无法与极权意识的公式相容。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对这些新的基础科学流派的贬损运动就与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进行的这种对哲学思想的镇压有关。这里说的是摧毁遗传学，揭露生理学中的“反巴甫洛夫思想”，批判化学中的共振论，与控制论斗争，等等。
我们的哲学创造潜力只是在苏共二十大之后才开始逐渐复兴。整整一代人通过紧张的努力恢复了哲学家与自然科学家之间的对话，重新形成了哲学科学各领域已经丧失的职业工作模式。当然，对哲学的意识形态监督还保留着，但与这个监督相联系的镇压已经很轻了。监督常常局限在只要求哲学著作的外部意识形态的形式。这就使得哲学认识的一系列领域里能够依靠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展开新的内容，也可以与国外哲学流派进行建设性的对话。
原则上说可以不用证明如下论断，即笼统地否定一个学说与过分赞扬它同样都是徒劳的。但全部问题就在于，克服极权意识形态的过程，向思想的民主和多元化的过渡并不像改革初级阶段想象的那么简单。在以前的意识准则中还残留着对异己思想的毫不妥协的态度，企图通过制造“敌人形象”来肯定自己的观点，相信最好的生活应该根据好领导的指示从上边来建立，好领导应该在最短时间内让我们的食品极大丰富，等等。
过去的思维方式依然按照意识形态来对待马克思主义。极权体制把马克思主义的现成词句当作自己的“意识形态保障”来使用，对这种极权体制的批判在以前意识的惯性下继续保持对马克思主义的笼统否定的态度。
三、马克思主义是技术文化的产物
所有其他问题今天都集中于它的那个最复杂的问题，大概就是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末显露出来的世界文明发展新趋势背景下的命运问题。
我认为，这个问题的许多方面还将不止一次地引起激烈争论。当然，我不奢望给出全面详尽的回答，只想针对讨论该问题的角度谈点自己的想法。我已指出，马克思主义只能在技术文明时代的文化里产生。这种文化在欧洲地区形成，是它之前的传统文化一系列激烈突变的结果。
在生产和其他活动领域里由技术工艺革新引起的生活的社会联系和方式的经常性变化是技术文明的特点。这些变化形成了非常清楚地表达出来的、指向未来的发展方向。从过去经过现在向未来流逝的不可逆转的时间观念是技术社会的文化所特有的。为了进行比较，我想指出，在大多数传统文化里，占统治地位的是另外一些理解：时间经常被理解为周期性的，即世界周期性地返回到原初的状态。传统文化认为，“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在后面，在遥远的过去。在技术社会的文化里有另外一种理解：最好的时代在前面，在未来。在这样的文化里，进步通常都获得了积极的评价，在技术文明的价值等级当中，进步的理想逐渐地占据最高的位置。
在传统社会里没有任何类似的东西。这里完全没有一种被当作价值的进步观念。改变传统的那些社会变革通常都被给以消极的评价。如果用现代方式表述中国古代《关于变化的书》（《易经》）上的一句关于激烈转折和变革时代的名言，那么大致就是：“但愿别生活在变革时代。”一个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人，扎根其中的人，不会歌颂比方说作为“革命风暴中净化的雷雨”对传统的破坏。
作为面向未来幸福社会建制的运动的社会进步和革命变革的观念，只有在技术文明的深刻思维领域才能获得系统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进步和共产主义的学说就是在这个领域里形成的。
众所周知，这个学说的核心是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和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其中每个组成部分都与技术文明的主导世界观因素相关，都是作为对技术文明的历史和社会经验的反思而产生的。
技术工艺发展对社会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的决定性影响在工业发展阶段清晰地表现出来了。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工业革命导致大机器生产的出现。工业革命展示了生产发展和社会结构变革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在传统社会的历史上很难延续下去，原因是人类活动的手段和目的以及许多世纪都在重复的活动类型的保守性。
工业革命是18世纪中期最先在英国开始的，然后把欧洲和北美洲所有新国家都纳入到工业发展潮流之中。在伟大的工业革命时代出现了对人与技术的联系的特殊理解以及对人的进化自身的解释。美国思想家本杰明·富兰克林把人定义为从事工具生产的动物。美国哲学家爱默生和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普（马克思的同时代人，和马克思一样，作为“左”派黑格尔主义者开始自己的创造）发展了关于活动的工具和手段是延续和强化人身体的特殊器官的思想。尽管这个思想在一般形式上在古希腊哲学中已经获得了表述（亚里士多德），但是对其系统的研究将导致关于人与其周围客观环境之间关系的新观念。卡普将这个环境解释为人体的外化（экстернализация），人体器官及其功能的实现。他把铁路看作是血液循环的体现，把电报解释为神经系统的延续，等等。其次，卡普把生产技术和工艺的方式逐个地转移到人的生活的所有领域，把伦理学、法制、国家等都解释成特殊的工艺。
这种看法是由工业革命的实际成就及其所制造的生活方式导致的，它把人理解为技术的存在物，这个存在物改变世界，并在这个过程中经常培养出越来越新的有用器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