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格丹诺夫建议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现代化，拒绝严格贯彻社会意识居次要地位的原则，看来，这时他接近了对复杂组织系统的这些特点的理解。他正确地假定，这种现代化与马克思所坚持的对社会过程描述的客观性的理想并不矛盾。
列宁对波格丹诺夫经验一元论的批判首先是由党内“清算”和确立党的一致意见的渴望导致的。实际上，列宁用这个意识形态化的批判终止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在新科学成就基础上改变和补充的可能性。至于说这个观念的创立者自身，那么显然，指责他没有考虑他死后出现的那些科学成就，这是没有道理的。每个理论都是自己时代的产物，其中都留下了一定局限性的烙印。重要的是要看其中合理的和建设性的方面，它们可以解释和预测一定范围内的现象。
在展开生产方式的决定性意义的观念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念，即历史过程是社会经济形态的更替。这里又重新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技术文化主导因素之间的深刻联系。社会形态的观念实质上一开始就指向受技术文明形成及其发展和前史的范围限制的历史资源。
我认为，这种情况可以解释此后在对比这个观念与更广泛的历史资源时所遇到的困境。比如，历史学家们不止一次地指出，奴隶制生产方式以及奴隶制社会状态的标志（可以把这些标志看作是奴隶制社会形态）只能在地中海地区找到，主要是在古希腊和罗马世界（未来的近代欧洲文化传统就源于此，这个文化传统塑造了技术社会的基本价值）。至于说到其他地区（印度、中国、日本和斯拉夫世界等），那么在这里，从原始公社向文明社会的过渡与奴隶制社会形态及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出现无关。在这些传统社会里只能遇到奴隶制的某些因素（家奴），这些因素与封建依赖性因素交织在一起，而且经常与这一社会形态的主导依赖形态交织在一起，这种依赖性与作为一位综合封建主的国家官僚有关。
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当马克思分析东方传统社会的历史时，他注意到一个特殊类型的生产关系，并把这些关系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但这样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以前成熟的形态观念的普遍性问题。可以在形式上摆脱困境，出路就是尝试在考虑到这个生产方式在不同地区表现出来的特征的情况下，将其还原为前资本主义形态，比如还原到封建社会。其实，许多保卫经典形态论观念不可动摇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就走了这条路。在这套论述里假定了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封建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必然产生资本主义，因为暗中又假定了任何传统社会的自我发展都可能将其转化为资本主义社会。
然而，这个结论恰好引起许多怀疑。历史的实际道路是，向资本主义过渡标志着技术文明的产生和发展，这个过渡是与传统社会进化的特殊路径相关的。马克思从多方面的历史过程中区分出这条路径，并且用形态更替的术语来描绘它。同时，由于提出的任务是研究历史运动的逻辑，主要注意力就放在了由一个历史形式向另一个过渡的规律性上。这些形式按序排成一列，前面的每一个形式都被看作是向更高形式过渡的层次。
马克思从全世界历史众多线路里区分出一条线路，并将其确定为人类进步的主要方向，这就给自己的后继者和对手留下一个问题，这条被区分出来的线路和与之并存的那些线路之间关系如何。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形态论立场是不够的；必须用对文明发展类型之间相互关系以及从一个类型向另一个类型的过渡进行分析来补充这个立场。
可以推测，传统社会进化有几个方向。马克思只区分出其中的两个：一个方向在欧洲地区实现了，另一个与东方传统社会的发展相关（亚细亚生产方式）。只有第一条线路能够导致技术文明，可以用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术语来描述。
至于说到第二条线路，在这里，仅仅依靠内部动力从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可能性是很成疑问的，传统社会文化深处基本要素表中所包含的社会再生产机制是技术社会所特有的新的价值类型和新的活动种类形成之路上难以克服的障碍。只要东方传统社会尚未遇到业已形成的资本主义及其在技术发展道路上取得的成就，如果它们只与其他传统社会相互作用，那么它们就仍然停留在旧的、历史上原始的文明发展类型之中。实现向新类型过渡只能在来自已经产生的技术文明的外部压力作用下，通过将技术文明成就移植到传统土壤之上，通过现代化，甚至是通过破坏传统文化的途径。
在马克思的遗产中，除了五种基本形态的观念之外，还能找到另外一种对人类历史阶段更全面的经典分类。他区分出：第一，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第二，以对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第三，作为未来人类发展的假定的阶段——共产主义社会。
通常把这个分类看作是对形态理论的概括性的独特草图，该草图在五个相继更替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观念中获得具体化。
马克思所使用的术语自身也为这种解释提供了依据。他把上述社会进步的阶段描述为原生的形态（前资本主义社会）、次生的形态（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形态。
不过我觉得，今天可以按照另外的方式解释马克思描绘人类历史三大阶段的尝试。尽管这个尝试在形式上并不完全合理，但是其中也指明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它实质上已经超出形态论范围，需要对文明发展类型进行研究。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原生形态可以解释为传统文明的出现，次生形态可以解释为技术文明的历史。但是，技术文明并不立即取消传统社会，而是与它们共存并改变它们。
那么，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念可以重新理解为一个预测，即文明发展的第三个，实质上是全新的阶段。
但是，毕竟不能认为这些思想在马克思的遗产里获得了充分的研究。它们还没有获得系统的发展，后来似乎消融在五阶段论的观念里。
形态论就其根源而言之所以依据对技术文明的历史及其前史的分析，技术文明被突出出来作为进步的主线，是因为文明发展的这个类型的深刻特点和价值包含在对进步的总体方向的理解之中，并推广到未来。这些特点和价值暗中被看作是下一发展类型的基础，“科学地组织的共产主义共同生活方式”的产生将发生在这个类型的发展轨道上。
传统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将这个立场教条化了，并给它配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里相应的引文。
当然，一百五十年前，甚至五十年前很难确定，技术进步的路线自身及其价值体系将导致人类处在危机的边缘，这个类型的文明发展的潜力能够被穷尽。
这一点只是在我们这个世纪（20世纪）的下半叶才显现出来，当时深刻的全球危机迫使我们批判地对待以前的进步理想。
我曾经讲过和写过，现代全球问题的解决大概只有在下面的情况下才可能，即向文明发展的新类型过渡，这个类型的基础是与技术文明的价值体系不同的另外一个价值体系。
显然，应该改变对待自然界的态度，即把自然界看作是资源库和人类活动的特殊场所，应该去改变它，使它服从人。应该从技术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技术至上论理解自然界过渡到宇宙有机论的观点，自然界应该被看作是一个特殊的有机体，人就包含在其中。很有特点的是，这个为古代诸文化所特有的，被技术文明的产生和工业化发展阶段的现代欧洲科学所否定的观点，今天已经与主要的科学观念获得一致，根据这些科学观念，直接包围着人的自然环境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生物圈，人在其中生活和活动，是其中的一个组成元素。
改变对待自然界的态度又以形成新的活动战略和对需求的新理解为前提。消费型社会的理想是作为技术发展的自然结果而产生的，在工业时代就已经开始形成，这些理想无疑对这个时期的许多流派都产生了影响，其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观念。共产主义被宣布为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那时将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基础上保证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
今天已经很明显了，可再生资源的有限性要求限制外部能源消费的无限制的增长。在这里，消费的优先性应该从物质能源消费转向信息消费，这就要求彻底地改变消费社会的价值（为此所需要的技术前提已经被创造出来了，即全球计算机网络，各种信息技术）。
那么，如果这种情况（世界观的彻底改进）不发生呢？如果技术进步之路继续下去呢？这条进步之路建立在消费社会、对自然界的暴力和技术态度的理想基础上。如果这样的话，就可以预言全球危机的增长，在这个发展方案里，等待人类的将是不可逆转的灾难。
顺便指出，考虑到未来可能的各种发展方案，对后工业社会的两种理解在今天就开始竞争，这里的后工业社会被理解为现代文明发展最有可能的结果。在第一种发展方案中，后工业社会首先被理解为技术发展的新阶段，理解为技术文化价值的延续。在第二种方案里，后工业社会被理解为价值体系的彻底变革，这个变革与技术发展的战略改变相关。
我认为，只有考虑到人类文明发展中可能的变革才能获得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未来问题的答案。
在马克思主义遗产中，在其对社会进步的理解中有几层含义，必须对它们进行区分，以便确定社会进步的未来前景。首先是这样一些观念，它们表达了技术文明的深刻价值结构，其次是这样一些观念图示，它们使这些结构具体化，以适应技术发展的工业阶段；第三是这样一些洞见和发现，它们超出了技术文化的思维方式。
在批判地对待前两个层次时，我们不应该忽视第三个观念层次，这些观念可以在寻找新的世界观指标时发挥自己的作用。这样的观念有：作为联合人类的未来的理想，这个人类将在人道主义基础上，在全人类价值主导地位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关系，全人类价值将取代阶级主导价值；人的个性及其创造可能性和精神发展的不断增长的价值观念；对科学技术进步人道化的观念，那时人及其发展将成为技术进步的最基本目的和主导价值，将发生关于自然界的科学和关于社会的科学的综合，它们将综合为一门关于人的统一科学；等等。所有这些观念将与世界观探索中的许多现代趋势合拍，一般而言，这个世界观探索已经表明技术文化中业已开始的一系列深刻价值的转变过程。
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化的半宗教态度的时代已经结束。对我们而言，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理论和世界观观念的时代开始了，这种理论和观念将与发展着的世界文化中的其他学说和社会理论相互作用。今天，在人类过去文化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某个学说或观点体系未必能够觊觎对未来的唯一正确的预言作用。
在布莱顿（1988）世界哲学大会上，著名法国哲学家里克尔（П。Рикёр）说过，他把现代西方哲学分为三个主要流派：新形而上学（包括生命哲学、存在主义等）、分析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他认为，这三个流派的相互作用最有可能决定21世纪哲学的面貌。
（张百春译）
[1]选自《卡尔·马克思与现代哲学》，莫斯科，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