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20世纪四五十年代其他著作里发展的人的观念就包含这样的理解。马克思所发展的这些哲学人学观念自身又是他研究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基础。
马克思不但把人的物质肉体存在看作是其生理组织的功能和再生产，而且还看作是人工器官系统的再生产和发展，这些人工器官已经是其第二本质的对象了，它们是人适应自然环境的中介。他形象地称这个对象系统为“人的非有机体”。马克思按照传统把人的物质存在解释为肉体生命（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之后，立即指出，这个肉体并不能归结为生理元素，因为其中还包含“非有机体”，即人的肉体的第二个组成部分。那么，在自己的肉体和物质的存在中，人就是一个有两个组成部分的系统。该系统存在的前提是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物质交换。这个交换自身不能仅仅解释为生理过程，它首先是个能够保障“非有机体”，即人的更新和发展的社会过程，这个更新和发展就是物质财富的生产。
生物对环境的进化式的适应通过它们肉体的改变（在新器官及其功能的改变和自然淘汰过程中形成）来实现，与此类似，人对自然界的适应的前提是其肉体组织的改变和发展。但这个组织自身具有复杂的结构，包括两个子系统：生理机体和非有机体。与动物不同，人能够控制越来越新的自然存在条件，但不是依靠自己生理组织的不断改变和复杂化，而是靠在生产过程中发明越来越新的人工器官和第二本质的形成。结果，生理进化变成了另外一种本质上不同类型的发展，即人类的社会历史。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这样形成的，根据这个思想，物质财富的生产和生产手段的进步（人的人工器官系统中的主要元素）是人类历史的主要因素。
我再次强调，这个思想展开的动因是技术文化所特有的对人的理解，即把人理解为改造自然界的存在物，把人的活动主要理解为人对物质世界的积极的技术作用。
马克思社会哲学的核心思想及其不久前的标准表述（特别是在大众教材里）形成的逻辑曾经被掩盖和歪曲。马克思的哲学人学观点被认为是其学说中某种意义不大的东西，最多不过被认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不成熟的立场。
然而，不但关于生产在人们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基本观念，而且整个后来对生产方式观念的研究都与这些哲学人学观点相关。其中，把生产关系在人的社会关系体系中的主要作用区分出来，正是由于把人的物质存在理解为其活动的人工器官的再生产和发展，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为形成其“非有机体”的客观环境。
这个“非有机体”在社会意义上可以遗传，从一代传递给下一代。在从野蛮过渡到文明之后，人的“非有机体”加速发展，并成为文明成就的重要指标之一。为了成为活动主体，也就是说获得真正人的存在，人应该经常与文明的非有机体的各片段接触，这些片段被当作物质财富和活动手段来使用。否则，他就不是人！这些接触自身意味着个体进入人际关系的复杂系统，因为“文明的非有机体”中的任何工具、任何东西或系统都是社会分工劳动的结果，是其他人的物化劳动。所以，当人使用劳动手段时，为了成为生产力，他必须立即以自己与活动手段结合的行为参与到所有权、分配和劳动的社会分工之间的关系之中。马克思把这些关系称为生产关系，并将其当作社会生活的基础。
马克思认为，社会是特殊的完整机体，这个有机体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而变化。今天，在旧的神话和意识形态崩溃的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已经不再被禁止，这些观念的真理性和有效性问题被不断地重新提出。
我认为，在这些观念里有许多具有建设性的东西，无疑，不能把它们当作某种过时的东西予以抛弃。20世纪文明发展的全部经验最终证明，经济成就才是改善人们生活质量的决定性因素，是获得社会进步以及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取得成就的决定性因素。德国和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走在世界前列主要归功于经济奇迹。
马克思喜欢在社会体制的发展与生物种的进化之间作比较。他写道，动物遗骨的构造对研究已消失物种的组织结构有意义，与此类似，劳动工具的残留物对研究社会经济形态也有意义。
如果继续这个比较，那么下面的说法并不夸张，马克思赋予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它们决定社会与自然界关系的特征以及人类活动在其中展开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在社会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如同达尔文将这个决定性作用赋予生物进化中的自然选择。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作为整体的复杂有机系统的社会发展的这些方面给予了非常令人信服的分析。
然而由此还不能获得这样的结论：他们所制定的社会进程的图式在整体上是完美的，不需要任何补充，更不需要重新考察。这个图式的一个主要缺陷就在于其中没有揭示出文化的功能，文化是传递积累下来的社会历史经验（人类生活的超生物的程序）的方法，没有揭示出文化在社会生活的组织、改变以及各种社会类型产生中所发挥的作用。
这个问题从19世纪末开始在哲学和社会学中获得积极研究，主要是非马克思主义流派。而且，在这一研究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产生了大量关于文化及其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的新知识。研究文化问题的有历史学家、人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20世纪下半叶，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也加入到研究这个问题的科学队伍之中。
当然，哲学获得了大量可以支配的经验和观念上的资源，可以重新思考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问题。
我还想特别指出一个重要情况，它提供了对文化的新看法，即文化是社会生活的特殊的子系统，为人类社会性的再生产和发展提供保障。这里说的是现代遗传学和进化论相对于物种再生产和发展过程中遗传信息的作用所提出的那些观念。
生物进化和社会进化之间的比较对研究社会的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达尔文创立物种起源理论之后。马克思的观念也经受了这种作用。但是，在达尔文之后，与基因发现相关，然后与种群遗传学的研究相关的生物学发展开辟了富有成效的类比和预测的新领域。
如果把社会看作经历历史进化的完整有机体，那么对于解释社会进化的动态进程而言，光揭示出与自然选择类似的那些结构和过程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还要揭示与遗产密码类似的东西——能够储存历史上积累下来的经验的信息结构，社会生活的主要状况就是按照这个历史经验展开的。
在这种情况下，人不仅仅是社会的存在物，有两种组成元素的肉体组织，而且还按照两个不同类型的遗传程序进行再生产和发展，即巩固生物遗传信息的生物密码和巩固积累下来的社会历史经验的社会密码。人们的活动、行为和交往类型将随着这种经验及其改变而发生改变和重建，这又将决定相应类型社会的发展和再生产。
世界观的共相（мировоззренческиеуниверсалии）把一组复杂的文化现象组成一个完整系统，它们是社会密码的基本结构，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类似于DNA（脱氧核糖核酸）。我提示一下，世界观共相（这样一些范畴：“自然界”、“宇宙”、“空间”、“时间”、“人”、“自由”、“正义”等）塑造人类生活世界的整个形象，并表达相应文化类型的优先价值等级。它们的意义就是决定，在不断表现出来的社会经验中，哪些片段将进入传递之流，哪些片段将处在传递之流以外，即不能传递给新一代，在新一代形成过程中不发挥任何重要作用。进而，这些共相决定，哪些形象、知识、信念、价值取向、目标方针等主要地要调节人们的行为、交往和活动，塑造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状况。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共相的功能与DNA的作用确实很相似，如同一个由蛋白质和其他物质的综合所构成的表，蛋白质和其他物质组成细胞和多细胞的有机体，这个表决定有机体的主要结构和功能。
如果这样理解社会过程，那么它们的历史进化也将在新的意义上实现。为了改变社会的类型，产生新的社会种群，就应该经历文化密码的改变，世界观共相的突变，然后，才有技术经济的发展、社会团体的竞争，以及由之决定的新型社会组织的进一步命运。
与新工具和活动手段的发明相关的生产领域中的改变，新形式的劳动分工的出现，无疑都能促进文化共相的含义的变化，但这个变化只能发生在下列的情况下：如果对人而言有重要意义的新经验无法被由世界观共相规定的经验传递的图示所包容。
不要忘记，在诸如“人”、“自然界”、“活动”、“劳动”这样的共相的含义里包含着与自然界关系的一些程序，这些程序规定着人的生产活动的最一般战略。生产革新自身的价值，对经济生活的关注，是当代文明发展所特有的，但对社会生活而言，并非时时处处都是如此。现代欧洲文化传统的承传线索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文明。甚至在古希腊文明当中，经济生活和技术发展也不是社会生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在其社会价值等级中也不占有显要位置，对我们当中的许多人而言，这个位置却是显而易见的。古希腊人，城邦的公民，并不是经济人（homoeicus），而是政治人（homopoliticus）。
人的活动是人根据所设定目的对客体的改变，因此在人的活动里，价值和目的结构相对于所改变的客体而言，并不是次要的。相反，作为一种观念，作为可能结果的样式，目的先于结果自身而存在（作为活动结果而产生的客体的状态）。在图纸上和计算之中的喷气式飞机的观念相对于每个按照这些计算和图纸制造的具体飞机而言都是首要的。假如说在现代人的记忆中突然丧失了这个观念，那么可以肯定地说，所有的喷气式飞机都将消失，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早晚会坏掉。但是，如果假定相反，所有的飞机突然因某种灾难而全部消失，但是在文化里还保留着关于飞机的观念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研制方案，那么不用怀疑，还可以制造出飞机。
因此，相对于在活动中制造的东西而言，指向活动的观念根本不是次要的，而是首要的。所以，当柏拉图和黑格尔说，观念的世界先于事物的世界，事物是观念的物化，他们所发展的绝不是愚蠢的思想。针对人所造的所有人工自然环境（文明的非有机体）而言，这是合理的，这个环境只因有人的活动才能产生，而不是自然界自然进化的结果（自然界既没有造出轮子，也没有用晶体造出计算机来，没有人的理性参与，它们产生的可能性是极其小的，尽管它们的形成并不违反自然规律）。
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自然科学家A。A。波格丹诺夫是首批尝试研究一般系统论的人之一，他当时曾经发展了一个观念，即社会存在等同于社会意识。列宁对这个观念的批判是众所周知的，他坚持社会存在（被理解为社会的物质生活）决定社会意识的论题不可动摇。我们从学生时代就开始重复这个论题，通过必修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体制，这个论题深入到大众意识当中，成为一种类似于神圣咒语的东西。随着苏联社会的变化，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严格意识形态化的态度越是被动摇，相对于清楚地和无条件地区分社会生活的物质和精神领域及精神领域的次要地位，就产生了越多的问题和怀疑。一方面，信息论、控制论和一般系统论在社会科学中的运用；另一方面，文化符号学问题的强化研究，制造出新类型的模型、观念和概念手段，它们有助于揭示与合理地描述文化在人的活动中的程序设计功能。
现在逐渐地弄清楚了，文化中产生和传递的活动、行为和交往的程序在社会生活组织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些程序不但在社会意识层次上发挥作用，而且也在社会的潜意识和无意识层次上发挥作用。在文化中，总是有一些密码系统，它们支配人的行为，但不一定被人意识到。
对文化范畴的理解，对这些范畴进行定义的反思，已经是一种专门的哲学工作。
十分广泛地被理解的社会的精神生活及其表现的全部多样性毫无例外地渗透到人类存在的所有领域。它决定社会生活中丰富多彩的文化再生产和改变，这类似于遗传密码及其突变决定生物的结构及其组织的改变。
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的产生，把它看作是简单的商品生产、金钱变成资本和雇佣工人和资本家阶层产生的结果。这只是过程的一个方面。韦伯在自己“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的观念里企图揭示这一过程的另外一个方面，特别是该过程与新教伦理的联系。如果延续这条线索，那么这里说的应该是对文化中发生在文艺复兴时代的伟大转变的分析，当时形成了许多新的世界观观念，比如关于人和自然界，关于人的活动及其与上帝的关系，关于理性和感性，关于劳动和财富等。
在研究社会进程时考虑文化的程序功能，这个立场根本没有损害社会是复杂的系统化的客体以及社会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的观念。如同考虑遗传密码在有机体发展中的程序功能并没有损害生物研究的客观性一样。
历史地发展着的复杂客体，比如生物系统和社会系统，把以前进化的主要特征（适应环境的经验）积累在特殊的信息结构组织里（信息密码和社会密码），这些信息结构组织调节系统与周围环境的相互关系。从今天的知识水平看，如果不把表现生物有机体和社会有机体所特有的遗传类型的那些信息结构组织包含在这种系统的结构和发展的图景里，那么这个图景原则上说是不完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