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反辩证法地否定偶然性以及把偶然的东西当作自然过程中无足轻重的东西的观念，都提出了有说服力的批评。他引用达尔文的学说，强调：“偶然性推翻人们至今所理解的必然性。关于必然性的迄今的观念失灵。坚持这种观念，就等于把人的自相矛盾的并且和现实相矛盾的任意规定当作规律强加给自然界，因而就等于否定有生命的自然界中的一切内在必然性，等于把偶然性的混沌王国普遍宣布为有生命的自然界的唯一规律。”[73]这一得自达尔文学说的结论，恩格斯是以更为概括的形式表述的，也就是说，它被扩大到一切自然现象上。但是一当恩格斯转而考察社会生活，他对必然性—偶然性关系的理解就开始改变了。现在偶然性已经不再被解释为必然过程得以从中形成的东西，而是被解释为构成这一过程的外表的东西。恩格斯说，对社会历史过程的研究，任务在于“透过一切迷乱现象探索这一过程的逐步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74]。断言偶然性是一种虚幻的东西，即使说它是一种表面上的客观现实，意味着倒退到了前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立场。
怎样解释恩格斯关于偶然性和必然性关系观点的这种改变？我认为，其原因与其说是理论上的，不如说是意识形态上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理论上论证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转变的客观必然性，他们总是把这种必然性解释为排除任何其他历史选择的不可避免性。带着如此迫切心情的考察使得历史必然性绝对化了，根本背离了辩证法，在对历史必然性的这种理解之下，偶然性不可避免地被贬低为纯粹的表面现象，贬低为看起来有那么回事的东西。因此恩格斯肯定地说：“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75]这样一来，偶然性被解释为表面的、外在的现象。不难明白，从关于偶然性的这种见解出发，是不可能理解统计规律的实质的，而统计规律在现代自然科学中以及在社会科学中，意义极其巨大。
Ю。В。萨奇科夫在他内容丰富的专著中公正地强调：“概率论经常被称作关于偶然性的科学，在科学家们的观念里，概率和偶然性实际上是融为一体的。”在进一步发展这一思想时，他指出：“偶然性概念是个初级概念，它不能通过别的更为普遍的概念加以定义。”[76]这些正确的思想当然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偶然性和必然性相互关系的观念不一致。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继承人，是把事物的必然联系当作严格的决定来理解的，这种严格的决定实际上事先决定了未来的状况。这种观念一方面是由意识形态公设决定的，另一方面与经典力学的基本前提有关。虽然马克思、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指出机械论世界观的局限性，但他们关于必然性就是不可避免性的观念，事实上也带有这一世界观的烙印。
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并没有覆盖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进行的全部的多样性的过程，指出这一点也很重要。作为例子，我们可以举出下面的事实：流行病是被必然地决定的过程吗？可以说，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们不仅成为必然的，而且甚至成为不可避免的。但不管怎么说，流行病不能被认为是必然性，更不能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某些流行病已经因人们接种疫苗而被消灭，这一事实确证了上面的结论。但是如果流行病不是必然的，是不是说它们是某种偶然的东西呢？绝不是。这说明本着二者择一的精神——或者是必然的，或者是偶然的——描述某些现象，是不合适的。在这里，这些范畴或者被简单地拒绝，或者认为我们是在与这样的事物打交道：它们在相同的程度上既是必然的也是偶然的。
再举一个例子。20世纪30年代，由于在德国建立了法西斯制度，马克思主义著作界有人论证法西斯的胜利不是必然的。这个结论很正确。但是能说法西斯制度的建立是偶然的吗？当然，不能。那么结论应该是什么呢？很明显，应该是这样的：或者这些范畴在这里不适用，或者必须认为法西斯制度在德国，考虑到它在其中获胜的那些具体条件，既是必然的，也是偶然的。就十月革命在俄罗斯的胜利，也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
这样一来，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以一种崭新的、十分重要的身份出现在我们面前。两个重要对立方面的这种关系没有引起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以及他们的追随者的注意。看来，问题在于必然性概念没有成为详细的、全面的研究对象。
毫无疑问，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关系也属于理论思维，特别是辩证思维拥有的重要范畴关系之列。第一次对这一对范畴的含义与意义加以研究的是亚里士多德，根据他的学说，物质含有无限多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只有借助各种非物质的形式才能变成现实。像在许多其他方面一样，黑格尔在这个方面继承了亚里士多德。但与自己天才的先驱不同，黑格尔没有把无限多样的可能性与物质概念联系起来。不错，黑格尔没有否定无限的可能性，不过他把它们说成是抽象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只能被思维，但不能被现实地实现。黑格尔用有限的现实的可能性与抽象的可能性相对立，这些现实的可能性在存在一定条件和以实现这个或那个可能性为目标的活动的情况下变为现实。现实的展开表现为必然性，它高于可能性。这个结论表达了黑格尔哲学的基本倾向，表示出阅历丰富的意识与现实和解的思想，这一思想与只是简单地存在着的东西不同，它既是必然的，又是理性的。
想要把自己的时代看作全部世界历史过程的完成的黑格尔，当然不能够也不想明白由社会进步表现的这样一个事实，即可能性世界，其中包括那些借助历史的发展成为现实并最终得到实现的可能性，比那种正在被社会或者自然发展更发达阶段的实现着可能性的新现实合乎规律地取代的当下现实，丰富得多。
很遗憾，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时不时地涉及可能性—现实性的范畴关系。在这里，可能性被他们主要解释为一种胚胎，它将随着时间的流逝，由于发展，成为现实。这种把可能性归结为胚胎的做法，只是作为一种类比才是有意义的，它的不足之处在于，它指出的是一个由胚胎的存在所决定了的可能性，一个完全规定好了的、得到充分预言的现实已经被给予，已经设定好了。然而不论任何时候都存在着两种甚至更多的可能性。
马克思在分析使用价值和商品内在固有的价值的对立时指出：“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77]恩格斯就马克思对商品的理解作了解释，他说：“在产品的价值形式中，已经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形式、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对立、产业后备军和危机的萌芽。”[78]商品生产在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核心内最初的萌芽之前好几千年就已出现，如果考虑到这种情况，那么为什么这个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会沉睡那么长的时间这个问题，就变得完全不能解释了。
作为胚胎的可能性概念也被恩格斯用在对自然科学问题的考察中。例如他说：“在最初产生的蛋白质小块中，‘在自身中’包含着整个无限多的比较高等的有机体的胚种。”[79]这种关于可能性与现实性关系的观念一定程度上接近于在恩格斯时代已经被推翻的生物学发展中的预成论。
更为广泛和深刻的可能性概念在恩格斯对人的认识能力的分析中得到使用。他说思维是至上的，又是不至上的，思维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就像它是有限的一样。“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情况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80]在这里，可能性被理解为认识所固有的着意要超越现有认识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性的世界要比现实丰富得多。对认识过程的可能性的这种理解是对世界无限可知这一辩证法原则的有力论证。但是就是在可能性—现实性关系的这种理解中，也缺少关于多种可能性的观念，即缺少关于发展的现实过程绝不是以唯一的可能性为前提这样的观念。然而只有考虑到可能性的多种多样性，才能正确地理解确定的现实的形成，理解它固有的并非单义的、一维的必然性。
人类的历史，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以无可争辩的说服力证明了可能性对现有现实的超越。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上半叶的工业革命，19世纪最后30年的电工技术革命，20世纪中期的科学技术革命，这一革命的现代阶段，电子计算机革命——所有这些不是别的，而是多种多样的可能性变为现实。在今天，谁有勇气对多种可能性因而也是对科学技术进步、它的潜在能力和前景加以限制？这样的人在现在是找不到的。的确，有不少人，包括在科学精英中，被科学技术进步的多种可能性吓坏了。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创作了描绘科学技术进步可怕后果的反乌托邦作品。最明显的例子是O。哈克斯利的长篇小说《新的美丽世界》（当然，名称是在讽刺意义上使用的），小说描绘了借助专门的技术设备制造人。这部小说是在70年前问世的，现在它所说的人工制造人类个体已经不是乌托邦了。的确，人类有可能拒绝克隆人类个体，制止这种可能性，但这也证明了人的活动的可能性是无限的、看不到边的、不容争议的。
对作为认识过程和结果的真理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相区别的特点。在《反杜林论》中我们可以见到由认识的发展决定的对客观真理的相对性的深刻理解。认识的进步不断对已经似乎具有绝对性的被承认为真理甚至经常被认为是绝对真理无须批评分析的真理的认识结果，加以修正。对真理相对性、历史性的这种见解，与反辩证法地把绝对真理理解为对对象的详尽无遗的认识、理解为最后真理永恒真理的观念相对立。在这里，如果把绝对真理理解为相对真理的统一以及理解为在自己的界限内的相对真理的话，当然不否认为数不多的永恒真理，不否认达到绝对真理的可能性。
在对真理的这一说明中，如果谬误不是被理解为简单的逻辑错误，而是被理解为科学认识中经常有的内容上的错误，中心点是真理与谬误相对对立的思想。恩格斯说：“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81]但是从如此深刻而正确的思想中，恩格斯出人意料地得出了，说轻一点，可疑的结论——“因此，真正科学的著作照例要避免使用像谬误和真理这种教条式的道德的说法”。这一结论是在与杜林的激烈争论中作出的，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完全不相吻合。
认识论中最复杂的问题之一，是真理标准问题。唯心主义总是想在认识过程中，更有甚者，在被当作真理的意见中，发现真理的不会被推翻的标志。与唯心主义不同，唯物主义想要通过分析判断与判断所述说的外部对象的关系来解决真理的标准问题。但是唯物主义的这个基本正确的对问题的提法，没有得到发展。可以说是只有费尔巴哈通过指出“人的本质的那个不研究哲学的方面，吸收到哲学本身里面来”[82]，进而摸索到了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但是费尔巴哈所说的只是我们的感性知觉，只是我们感官的证明；他把这些证明解释为在判断和思维中所述说的东西的真理性的（或者非真理性的）标准。在这里，费尔巴哈否定了对用无须怀疑的正确观念解释的感性材料加以验证的必要性。
马克思的哲学观点是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影响下形成的，他赞同哲学在解决自己的问题时应该把注意力转向哲学以外的东西上。不过这一哲学所必需的非哲学因素不是简单的感觉、感性知觉，而是唯一能成为我们的认识的真理性标准的感性实践活动。
在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不是把感性“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83]。马克思把费尔巴哈的以及以往一切唯物主义的这一不足称为直观性。它的特点是认识被看作外部世界对我们的感官作用的结果，然而世界上事物可知性的最重要的条件，是人对这一世界的作用，是借助实践活动对它的改变。正因为如此，“人应该在实践中（也只能在实践中——奥伊泽尔曼）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84]。
把实践概念引入认识论，无疑是杰出的哲学成就。但同样清楚的是，实践概念首先属于物质生产和社会活动的一定形式，它远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能被直接地（或者哪怕是间接地）运用于对认识结果的检验与评价。并且和人的一切活动一样，实践绝不可能摆脱一切谬误。因此会很自然地产生一个问题：一切实践都是认识的基础吗？一切实践都能成为真理的标准吗？在我看来，对这些问题不可能给出确切的回答。
承认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无论如何都不含贬低理论证明的意义，特别是在数学、物理学等其研究常常与实践没有直接联系的领域。Д。П。霍尔斯基的话是不能不同意的，他说：“作为真理标准的实践不能被简单地也即在这样的意义上理解：每一个科学原理都应该在实践中运用并得到它的确认。在对科学原理的论证中，我们要运用许多把只是在最终的意义上才与实践相关的科学论点、科学语境与现实加以直接比对的方法（逻辑证明、协调一致原则、简单与不矛盾原则、建立模型、符合形式逻辑的要求、把复杂化为简单的各项规则，等等）。”[86]
实践，不论其形式与发展水平如何，不断地受到来自理论的批评。物质生产、社会活动还有用于认识的物质手段，都一样要受到理论批评。特别是在当今时代，理论往往要走在实践的前面。当然，这不是说实践不再是认识的基础了。实践继续扮演着这样的角色，但只是在它掌握、吸收科学理论成就所达到的那个程度上成为认识的基础。但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是实践本身，也并非与科学理论无关，而是实践与科学理论的统一成为科学认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在其研究工具成为科学理论、理论研究成果的物质化、物化形式的现代自然科学中（例如在原子物理学、在天文学、在生物化学中），这种情况特别明显。
恩格斯正确地指出了实验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在确定理论原理是正确还是虚假的过程中的巨大作用。这些理论原理，直到它们获得实验验证之前，一直是通常的假说。毫无疑问，实验是实践活动的特殊形式。其特殊性在于：它是从正在接受实验验证的一定的理论原理出发的。斯焦宾说得对：“实验应该是先有某些抽象的实验方案，这些方案是事先在科学中建立的，并且存在于科学知识的内容之中。”正是通过这些方案，实验者观察自然界，并把它作为自己实验活动的“标本”。这样一来，就是实验实践也并非与理论无关，不依赖于理论。实验不仅是被科学地思考过的由科学理论指引的实践，它还是一定的科学设想、见解、假说的现实化或向现实靠拢。
恩格斯在强调实践活动特别是实验的作用时指出：“单凭观察所得的经验，是绝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Posthoc（在这以后），但不是propterhoc（由于这）。这是如此正确，以致不能从太阳总是在早晨升起来推断它明天会再升起，而且事实上我们今天已经知道，总会有太阳在早晨不升起的一天。但是必然性的证明是在人类活动中，在实验中，在劳动中：如果我能够造成posthoc，那么它便和propterhoc等同了。”[87]如果赞同恩格斯关于劳动、实践、实验的认识作用的观点，那就不能不承认，他举的例子，可能与他的意图相反，所说明的正是实践的，特别是实验的局限性，因为这里所说的天文现象不论在什么程度上都不能听从实践的作用。因此，在这里不能为了证明propterhoc的必然性造出某种posthoc。
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在对社会过程的认识中，实践也是真理的标准，虽然在这个领域与自然科学相比，实验的作用不那么显著，而在许多方面完全是不可能的。在这个认识领域，实践通常被理解为历史经验。确定性不是这个概念的特点，因为在对历史教训的研究者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一致意见。虽然如此，有相当多的社会知识，其真理性已经得到了历史的证实。社会思想家们关于奴隶劳动和奴隶制在经济上没有效率的论点，在这些经济关系实际上被消除之前很久便已经讲出来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耗尽了自己的潜力、自己全面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能力的原理，最初是由他们在19世纪40年代末表述的，这些原理早在他们在世时就已经被推翻了，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坚持这些原理是正确的。这个例子说明，马克思主义把历史经验当作真理标准所作的理解是相当不确定的。
由此可见，就深层看完全正确的关于作为真理标准的实践的新思想，与其说是在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著作中从理论上研究过了的，不如说是一种假设。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继承人几乎是把实践当作一个自明的概念来使用的，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有对实践的认识论作用加以批评分析以及对使用这个真理标准的方法与界限加以研究的必要。因此我们可以同意德国认识论问题研究者P。布博奈尔的观点，他指出，不应该把实践概念变成借助它可以解决一切理论问题的咒语。布博奈尔说：“任何地方都没有使人们可以看到由理论领域向实践的简单转变可以自己清除谬误的根据。”[88]
我可以断言，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找不到对本质的这种多方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通常把本质规定为现象的内在联系，没有像黑格尔所做的那样深入到对内在的东西与外在的东西相互过渡关系的考察。例如马克思把人的本质规定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种本身正确的原理，无论是对人的本质，还是对作为一般辩证法范畴的本质，都是片面的规定。没有必要证明，属于人的本质的，有他的各种人类学上的特点（年龄、性别、得自遗传的特征）、情感和智力的发展水平，当然首先是他的个性，即那种把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区别开来但是又成为人的本质的内容的人的个性。因此，人的本质不是各种人类个体的抽象同一，而是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自身包含着在一定条件下成为矛盾的区别的具体同一。
列宁的《哲学笔记》是继续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在对黑格尔辩证法加以唯物主义改造方面所做工作的尝试。但是列宁的黑格尔著作提要与其说是对任务的实际完成，不如说是指出了完成任务的必要性。
当然，在今天研究唯物主义辩证法不仅要求批判地掌握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而且也要求掌握哲学在黑格尔之后全部发展创造的思想财富，这里所说的哲学，其意义不仅被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而且被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其他杰出代表所否定。恩格斯公正地强调了为发展唯物辩证法而对自然科学成果加以哲学思考的必要性。他在这个领域的著作令人信服地指出，上个世纪中期的自然科学成就证实了辩证法的原理，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它们具体化了。列宁试图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继续恩格斯开始的工作，但是1908年随着该书的出版而为世人所知道的他的研究领域（当然不仅仅是这些原因），很自然地没有给予他对20世纪初自然科学的伟大发现加以哲学思考的可能性。至于说到自然科学后来的重大成就，虽然这方面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为数不少，但进一步发展唯物主义辩证法和用新的概念丰富它的任务，至今仍未解决。在我看来，这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来解释，由于这种教条化，任何创新的尝试都会遇到不可克服的阻力。
没有权利要求所有的自然科学家都成为辩证唯物主义者，不仅是因为存在着科学创造领域的劳动分工，而且也是因为这种要求间接地保留了那种被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公正地加以反对的哲学与非哲学研究的对立。这意味着不应该因为辩证法是发展的理论就要求在每一门关于自然界的科学中人们都要从事对发展的研究。甚至在研究中运用了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这些或那些概念时，科学研究的对象以及它的方法也不依赖于辩证唯物主义。
在辩证唯物主义存在的将近一个半世纪里，它的众多信奉者不仅解释传播它的理论，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发展了这一哲学学说。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它的哲学被变成了教条，这种情况极大地束缚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排除了它与其他哲学学说的创造性的相互作用，经常不仅导致迷误，而且导致事实上背离了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原则。
我对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叙述与分析，是这一哲学学说的自我批评。我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忠实信徒，同时我也清楚，哲学在其本性上就有多元性，也就是说，过去和现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最后的、彻底的、唯一具有真理性的哲学。我在自己1999年出版的专著里，以如下形式表述了这一结论：“与任何科学都不同，不论哲学发展的历史水平如何，可以说，它都只能以复数的形式存在。换句话说，哲学只能作为许多哲学而存在，也即作为各种各样相互对立的哲学体系构成的数目不定的多数而存在。哲学的本性就是如此。哲学在自己问世后的最初一百年就已经是这样的，在我们今天它还是这样，也没有理由认为在未来的什么时候哲学将失去自己的我相信是它特有规定性的多样性。”[90]
这一结论不应该使辩证唯物主义者感到沮丧，相反，它应该刺激他们在自己选择的方向上的研究活动。我想用来结束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建设性批评思考的一般结论，归结起来就是：这种哲学理论还处在自己的形成阶段，与它的正统派代表人物的表白相反，与其说它已经成为一个系统，不如说它还具有初创的性质，更不要说它的某些原理看来还是错误的。对这些事实的确认，为建立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和它通过对科学成就以及历史经验的理论思考实现进一步的创造性发展，开辟了前景。
（安启念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