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思考[2]02
但是，把物质定义为外部的被感官知觉到的实在的并不只是唯物主义者。坚决捍卫唯心主义世界观、不同意自己的唯物主义合作者的卢梭，坚持认为：“我把我在自己之外意识到并作用于我的感官的一切，称为物质。”[49]先验唯心主义的创立者康德也在《自然知识的形而上学原理》中断言：“……物质是任何感觉之外的东西……”[50]
可见，把物质定义为感觉感知到的客观实在，不足以说明唯物主义的特点，不足以说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以及唯心主义一切变种的根本对立。这个具有感觉论倾向的物质定义，与认为一切被认识到的对象都是被感官感知的这种具有感觉论倾向的认识论一样，是有局限性的。由于把物质概念与感性知觉联系在一起，这一定义因此也给物质定义加入了主观性因素。
同样清楚的是，人创造的对象（例如机器或者艺术作品）不能说是不依赖于人们的意识与意志。这是特殊的客观实在，它是人的智能的体现、物质化，与唯物主义作为出发点的原理——物质第一性、物质古已有之并将永远存在——处于明显的矛盾中。
作为被感知的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和意志的客观实在的物质概念，完全不能被用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各个范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人创造的，它们的客观性具有主—客体性质，就是说，它们部分是独立的，而部分又是依赖于人的活动的。
物质概念的认识论定义有一个不足：关于物质对意识、思维和整个精神的第一性，它什么也没有说。但是在这个物质定义中物质是绝对原初的，它既不是被创造的，也不能被消灭，在历史上和逻辑上是物质的基本哲学定义。顺便指出，列宁也承认这一点，在谈到物质与意识的关系时，他说：“对于认识论的这两个根本概念，除了指出它们之中哪一个是第一性的，不可能，实质上不可能再下别的定义。”[51]可是如我们看到的，列宁试图给出一个新的物质的哲学定义，这个定义不能说是令人满意，把无法整合的对立面，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作了原则性的区分的。
由上所述我得出一个结论：辩证唯物主义没有给出一个自己的物质的哲学定义，而物质是这样一个概念，它把辩证唯物主义与以往的形而上学的（反辩证法的）唯物主义作了根本的区分。当然可能会产生一个问题：新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定义有必要吗？有可能吗？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一样，提出了这样的新概念的必要性问题，想要表述对它的新定义。但是提出的任务没有完成。当然了，最后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哲学并不追求什么属于自己的、特别的物质概念，它会接受在自然科学中形成并得到发展的那个物质概念。但是自然科学的物质概念表明它不适用于无疑同样需要用唯物主义加以解释的社会现象。而因为多学科的物质定义不可能在单个一门科学中制订出来，这样一个本质上讲是哲学概念的制订，成为唯物主义哲学最发达形式——辩证唯物主义的使命。哲学唯物主义还没有从对精神的东西的那种被简单化了的理解中走出来，为了彻底克服这样的理解，新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特别需要。
（二）辩证法方面
作为关于辩证过程的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发展是它的中心概念。虽然辩证法被恩格斯规定为关于一切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的科学，但正是发展应该被理解为包括了一切运动和变化的过程。只有这样理解发展，它才能成为真正普遍的过程。运动，不论它的形式如何，本身不是发展。由一种物质状态向另一种物质状态转变是物质状态的质变，但这也不是发展，因为这种改变是可逆的。前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杰出代表人物们论证了物质的自我运动原则，把运动解释为物质的存在方式。他们也承认物质和自然界的变化是必要的、合乎规律的过程。发展概念对他们并不陌生，但是他们没有研究发展概念和运动、变化等本身还不是发展过程的发展的形成过程之间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也没有研究这种联系，即构成发展过程的有质的不同的各种过程的统一。
辩证唯物主义要以发展的辩证观念为前提。马克思、恩格斯把发展描述为按照辩证法的规律完成着的过程。但这些规律，只要它们还是黑格尔表述和使用时的那个样子，描述的与其说是发展过程，不如说是对立各方的联系、统一。例如由量变向质变的转变被黑格尔描述为可逆的。矛盾，对立面的相互渗透是在黑格尔《逻辑学》的本质论部分考察的，这个部分没有发展概念，这一概念出现于被黑格尔解释为既是存在的也是本质的本体论基础的关于概念的学说中。黑格尔肯定地说：“概念的不断运动既不再是向他物的转化，也不再是他物中的假象，但是是发展……”黑格尔通过把概念的领域与存在的和本质的领域分开来解释他的这一思想。“向他物转化是存在领域的辩证过程，而他物中的假象是本质的辩证过程。相反，概念的运动是发展，而发展的中介被认为仅仅是概念自身已经拥有的东西。”[52]
马克思和恩格斯自然不同意实际上否定了发展的普遍性的黑格尔对发展过程的理解。在他们看来辩证法的规律不仅是一切运动变化的规律，而且首先是发展的规律。例如量变转化为质变的规律，按照唯物主义辩证法，为发展的飞跃式的、革命的道路提供依据。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把革命性发展和进化式发展作了严格的区分，把进化式的发展看作先于革命改造、为革命改造作准备的发展。但是应该指出，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量变向质变的转化（比如，货币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成为资本）是被作为一个渐进的、进化的过程来看待的。
恩格斯关于事物的质的说法使我们得出结论：质变不仅是飞跃式的，它也可能逐渐地发生。恩格斯特别指出：“每一种质都有无限多的量的等级。”[53]但在这种情况下，属于这些物或那些物的一种或几种质的变化完全不意味着这些物（或者过程）向新的以飞跃形式产生着的状况转变。
马克思、恩格斯把辩证矛盾也看作发展的规律。他们把矛盾确定为对立方面的关系，这些方面既互相规定，又互相排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描述为正是这样的关系，即矛盾。与此相关，他得出结论说，消灭资本（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也就是消灭雇佣劳动。马克思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和发展的矛盾性质。例如在分析商品交换过程时马克思指出：“包含着矛盾的和互相排斥的关系。商品的发展并没有扬弃这些矛盾，而是创造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一般说来，这就是解决实际矛盾的方法。”[54]因而马克思认为，矛盾的解决不是取消矛盾而是转向矛盾发展的新的形式。马克思的思想很清楚：在任何时候发展都是一个矛盾过程。但是难道发展不以取消这些或那些矛盾，例如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整个资本主义特有的矛盾，为前提吗？
在研究剩余价值的生产，也即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过程时，马克思确定：“必须在流通领域中，又必须不在流通领域中。”[55]马克思所指出的矛盾不难理解：剩余价值的生产是在商品生产范围内进行的，而商品不断进入流通领域，即进入给资本带来渴望已久的剩余价值的销售。
遗憾的是，马克思只是和他对经济过程的研究联系起来考察矛盾问题，没有涉足对矛盾概念的哲学分析，没有制订矛盾理论。这些话也适用于恩格斯，在恩格斯的著作中，“矛盾”是作为一个自明的概念出场的。
列宁把矛盾解释为对立方面的斗争。在以对黑格尔著作的批评纲要为最重要内容的《哲学笔记》中，看来是为了与黑格尔作对，列宁断言“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接下来他说：“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56]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段引文中加了引号的“斗争”二字，在第二段引文中不见了。但是这些引号的使用绝非偶然，因为列宁在判断他所引用的这些例子时，知道“斗争”一词在受到什么样的条件限制下才能适用于对立方面的任何辩证关系。同样在《哲学笔记》中，列宁列举了这样一些辩证对立：作用和反作用（在力学中）、正电和负电（在物理学中）、化合和分解（在化学中）、阶级斗争（在社会学中）。[57]没有必要证明，存在于力学、物理学、化学过程中的辩证关系无论如何都不能被说成是对立方面的斗争。这是一种相关关系，是矛盾方面的相互规定。阶级之间的斗争是另外一回事。它的确存在，但即使是阶级斗争也不能被说成是绝对的，因为它不排除妥协，就像历史经验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所证明的那样。列宁所说的那种绝对的斗争，首先要求有绝对的对立，但是辩证法只讲相对的对立。
在这些“哲学笔记”中，看来列宁处于黑格尔的影响之下，给予了对立面的统一思想以首要的意义，因此他在确定辩证法的主要的东西时说：“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统一，是怎样（怎样成为）统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相互转化而统一的……”[58]如果说在黑格尔那里对立面的统一属于思维规定，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辩护，那么在谈论物质过程的统一、物的统一的列宁这里，这个思想给予了辩证法突出的相对性、主观性。难道雇佣劳动和资本、真理和迷误、战争与和平、善与恶能够被统一吗？黑格尔所谈论的对立面的统一，只有作为对立各方现实关系的因素，作为对对立方面的相对性要以它们之间共同因素的存在为前提这种情况的指认，才有可能被唯物主义地加以解释。
马克思在批判詹姆斯·穆勒的经济学观点时，指出了黑格尔的一个绝非辩证性质的错误：“他把对立的统一变成了这些对立的直接等同。”[59]马克思的这个具体的批评意见具有更为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它预先表示了对夸大对立面的相对性、把它们的绝非绝对性的统一绝对化的做法的反对。
恩格斯在论证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时，谈到了资本主义内在固有的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的私人（资本主义）形式之间的矛盾。十分清楚，这个矛盾并不以对立面的互相依存为前提，在这里只有一个矛盾方面在决定矛盾的其他方面。因此消灭资本主义的占有不仅不消灭生产的社会性，而且相反，要给予它更为发达的多种形式。同样应该谈谈恩格斯指出的资本主义固有的另外一个矛盾：企业的生产计划制度与资本主义生产整体上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消除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不但不消除企业的生产计划制度，而且要把对生产的计划变为整个国家的任务。
上面所举的例子说明了辩证矛盾的多样性以及对它们加以分类研究的必要，这样的研究我们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追随者那里都没有见到。当然可以指出个别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苏联哲学家的著作，但这些著作通常只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思想的普及，就是说，其中没有对这些思想的任何批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简要地描述了“辩证法的规律”，特别是杜林激烈反对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在列举了一系列说明这个“规律”的例子之后，恩格斯随后得出结论说：“否定的否定究竟是什么呢？它是自然、历史和思维的一个极其普遍的、因而极其广泛地起作用的、重要的发展规律；这一规律，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动物界和植物界中，在地质学、数学、历史和哲学中起着作用。”[60]但是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正是这个规律的普遍性表明，它不以具体的形式决定任何的过程。“当我谈到所有这些过程，说它们是否定的否定的时候，我是用这唯一的运动规律来概括所有这些过程，正因为如此，我没有去注意每一个个别的特殊过程的特点。”[61]这一结论无疑也适用于所有的辩证法“规律”，它说明这些规律（如果保留对它们的这种称呼）不对自然界、社会和思维中进行的过程作出具体规定，而只是记录这些由构成基础科学研究对象的规律所决定的过程所具有的某些共同特点。
人们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掌握自然规律的作用，但是他们当然不是在掌握所谓的辩证法规律，因为这些规律只是理论思维所必需的科学抽象，并不构成对自然界规律实践掌握过程的具体内容。恩格斯也不能不承认这一点：“仅仅知道大麦植株和微积分属于否定的否定，既不能把大麦种好，也不能进行微分和积分。”[62]
这样，在描述这样那样的过程时，特别是在从事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时，虽然也指出了所研究过程的辩证法特点，马克思、恩格斯一直想要揭示这些过程的专门规律，他们把这些规律称作所研究过程的决定性因素。同样不能不承认，在指出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辩证过程时，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在自己关于人类前资本主义发展的论述中，以及在对被定义为共产主义社会形态未来人类的描述中，没有使用（除了个别的例外）辩证法的主要概念。可见，人类历史中辩证过程的普遍性与其说正在被对经验材料的具体分析所证实，不如说仍然是一种假定。
上面已经指出，马克思、恩格斯使用了发展概念，但没有对它加以定义，也就是说是把它作为由于科学成就而在内容上已经完全被确定下来的概念接受的。但是恩格斯的某些个别论述表明，他有时候又确实是在表述一个普遍的发展概念。这一概念的实际的（这一点特别重要）辩证内容，是进步和倒退这两个对立面的相互关系。例如他强调说：“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不断地注视生成和消逝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63]这证明恩格斯远远没有把发展仅仅归结为进步，证明他强调发展的矛盾性，强调包含在发展中的对立过程的相互规定性。为了使这个辩证法的论点具体化，恩格斯转向达尔文关于物种形成的学说，这一学说充分肯定了把发展作为对立面的统一的理解。恩格斯断言：“有机物发展中的每一进化同时又是退化，因为它巩固一个方面的发展，排除其他许多方面的发展的可能性。”[64]很遗憾，这个富有很大创造力的关于发展的一般概念，在恩格斯的著作中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不仅如此，恩格斯事实上修改了他在描述人类发展时表述的关于发展的普遍概念。他声明，世界历史是“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65]。不能不指出，这一论断与马克思关于阶级社会对抗性发展的原理显然是不一致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令人信服地指出，资本主义的进步是与这一进步造成的退步过程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然而上面所引的恩格斯的说法绝不是偶然的。他说社会进步是一个“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66]。用什么来解释他的一般发展概念中的，尤其是当把这一概念运用于社会时出现的这个矛盾呢？在我看来，这里有两个原因：理论上的和意识形态上的。看起来，恩格斯是认为，在进步倾向和退步倾向的相互作用中，前者更有力量，占据上风，总之，正是它在社会发展的一切情况下都决定着发展的方向和结果。已经指出的两种矛盾倾向之间这样的相互关系，当然也存在于历史中，但它完全不具有普遍性，主要是因为，不仅是发展的过程，而且也包括它的结果，本身都既包含进步倾向，也包含退步倾向。
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确定，一般的辩证的发展概念，辩证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奠基人那里尚未得到充分研究。而如果辩证法被他们确定为关于发展的理论，那么严格地说，这样的理论离开对发展概念的全面分析与论证，在原则上是不可能存在的。不错，列宁在《哲学笔记》（《谈谈辩证法》）中做了努力，想要指出辩证法的（与形而上学的相对立）发展理论的主要特点，但是他既没有给出一般的发展概念，也没有就对于这一过程如此重要的进步与退步的关系加以分析。
（三）关于认识论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通常被确定为反映论，这也是以往唯物主义学说的认识论。反映这一概念，部分地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但在哲学中，尤其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中，所说的当然不是认识主体与被认识的客体的直接关系，而是对于现实的观念再现，这种再现是在或长或短的时间过程中完成的，因此“反映”这一术语是对它的准确表达。恩格斯指出：“正确地反映自然界就已经极端困难，这是长期的经验历史的产物。”他接着说：“在社会事件上，反映就更加困难了。”[67]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认识论的反映概念作了辩证的加工改造。他们对理论认识与经验认识（还有感性认识）作了根本区分，证明了理论结论原则上不能被归结为感性材料和基于感性材料的经验结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带有感觉论倾向的认识论，即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局限性，按照这样的认识论，知识的内容，不管它的理论水平如何，都存在于感性材料和感觉之中。但是被理解为认识过程的实质的反映概念，严格地讲，是片面的、不充分的，因为它最终而言把知识归结为对感性材料的思考与概括。然而正像B。A。列克托尔斯基正确地指出的，“物对人的感官的作用，虽然是外部客体的反映，但它们完全不构成知识，它们不是被直接包含在认识关系中，它们只是认识的必要前提，不能被描述为认识的方式”[68]。接下来列克托尔斯基更为明确地指出了任何一种认识与对外部对象的直接的感性知觉的重大区别，他说：“任何一种知觉，如我们想要指出的，是一种以假设、假定、假说、简化等为前提的复杂的中介活动。”[69]
作为马克思经济研究基础的哲学前提，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感觉论的还原论，因为它们令人信服地指出，理论认识及其结果相对地独立于经验知识。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虽然没有对这一真理的表述，但它以自己的全部内容证明了这一点。经验材料说：商品的价格是生产消耗加上利润的数量决定的。经验观察证明：商品价格随供求的变化而浮动。马克思不否认这些经验记录的材料，他借助于对商品价值的生产以及资本的生产与流通的分析，从理论上对这些材料作了解释。这样一来，经验上的证明只是作为材料服务于他，对这些材料的分析与思考得出了推翻经验上认识到的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的表面现象的理论结论。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理论思维相对地独立于经验材料，它以经验材料为基础，但这并不妨碍它与这些经验材料发生矛盾。恩格斯指出，牛顿从理论上确定了地球的扁平度，但是在很长一个时期，持经验论观点的研究者们不仅忽略这一发现，而且想要推翻它。[70]是什么使得理论研究可以相对地独立于经验材料？恩格斯指出，在自然科学研究中这种相对独立性是借助假说实现的，假说为那些不能被纳入到现有理论框架中的观察到的事实提供解释。当然，就像自然科学史指出的，许多假说都是不能成立的，但其中有一些可以被经验研究所确证，并因此完成向新的、更高水平的认识的转变。
很自然，社会科学中也有假说，它们在社会科学中起着与在自然科学中的作用相类似的作用。从认识心理学的角度看，假说要以想象、幻想为前提，当然了，在科学中这些想象、幻想远不是随意的、没有根据的假定。康德在描述思维时把首要的意义赋予了他所说的想象的富有成效的力量。明显地低估了康德在认识论发展中的作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事实上接受了康德的想象概念，当然赋予了它不是先验的而是历史的解释。例如恩格斯在说明理论对当下存在的经验材料的独立性时写道：“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71]不仅是形式，而且理论思维的内容都是历史地决定的，这一事实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最重要的原理。理论思维的历史制约性是多种多样的，但必须首先从中把认识在以往的发展区分出来，以往的发展如果不说决定着认识今后的发展，那么它也以这样那样的形式构成今后认识发展的基础，是为认识今后的发展指出方向与方法的成就。
思维的内容，不论其形式如何，都不能归结为经验材料，这一点在思维所使用的那些范畴中表现得最清楚。它们是思维必不可少的形式，如果没有它们，即使进行日常经验水平上的思维也不可能。范畴是一些具有普遍性的形式，它们当然不可能来自感性材料。思维范畴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依靠基础科学的革命性发现、以得到清楚表现的形式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绵延许多世纪的历史过程。有关范畴的学说，是认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能说马克思、恩格斯对范畴的认识论研究给予了许多的关注，但是应该指出恩格斯的著作中对因果关系的辩证分析，还有他的建立在对黑格尔辩证法唯物主义改造基础上的对具体统一的理解，这种具体统一与作为形式逻辑基本概念之一的抽象统一不同，自身包含着本质性的区别。“同一性自身包含着差异性，这一事实在每一个命题中都表现出来，在这里，述语是必须和主语不同的。百合花是一种植物，玫瑰花是红的，这里不论在主语中或是在述语中，总有点什么东西是述语或主语所包括不了的……与自身的同一，从一开始就必须有与一切别的东西的差异作为补充，这是不言而喻的。”[72]具体同一概念的意义怎么估价都不会高。要知道，一方面这里是说个别的东西或特殊的东西与一般的东西的同一，而另一方面又指出了同一所内在地固有的差别的重要性，不论这个个别的东西或特殊的东西对一般的东西的态度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