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到奥伊泽尔曼[1]
我国历史的当前时期，是社会主义失败和苏联解体的时期。一些人把它解释为共产主义建设和马克思主义的垮台所不可避免的结果；另一些人把它解释为部分精英人物渴望攫取财产的后果，理由是突然上升到政权顶峰的经济学家缺少应有的知识与经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本着“抽象市场逻辑”[2]提出的错误建议。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作用及前景的兴趣变得出奇地炙手可热。1999年英国BBC广播公司网上问卷调查，把卡尔·马克思评为公元后“第二个一千年的伟人”，就证明了这一点。
在这样的背景下，曾经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科学院院士Т。И。奥伊泽尔曼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莫斯科，进步与传统出版社，2003）中所提出的通向光明之路，不论从理论，还是从道德甚至心理学的角度，都明显地引起了人们的兴趣。该书讨论的问题很多，对它们的分析将超出一篇论文的篇幅，因此我们将只关注书中的几个关键论点。
提及自己著作的意图，奥伊泽尔曼表示，“在这个马克思主义曾经不仅作为官方统治性的思想体系，还是广泛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的崩溃”绝非偶然，这使得“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分析”成为一种“道德责任”[3]。在谈到自己的立场时，Т。И。奥伊泽尔曼把自己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拥护者”，而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批评”[4]。他反对“对马克思主义不分青红皂白的批评”和“对马克思主义庸俗的批评”[5]。
据奥伊泽尔曼的评价，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在社会发展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但包含了一系列非常本质性的错误及乌托邦式的理论思想。作者确信，在苏联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被教条化，“极端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6]得到推广。乌托邦主义及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庸俗化造成“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纲领无力发挥作用”[7]，这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垮台的根本原因。然而，同时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的学说，其中主要的东西绝“不是论证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必然性，而是论证通过根本的社会变革，不论这个过程是以革命的方式还是以进化的方式进行的，实现人类能力和需要全面发展的可能性和必然性”[8]。因此马克思主义应该是祛意识形态的。本书的写作目的就是为这种对马克思主义本质和意义的一般性评价作论证。
奥伊泽尔曼在该书第三章《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思考》中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在他的“马克思主义自我批评”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始于对这样一个问题的讨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承认哲学整体上的必要性，这一点用了不少篇幅。虽然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十分明确地表述道，“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9]，奥伊泽尔曼仍断言马克思后来对整个哲学都作了否定。奥伊泽尔曼声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与费尔巴哈一致，并因此接受了费尔巴哈对哲学的否定，尽管费尔巴哈对哲学的否定明显地有片面性和简单化的特点”[10]。奥伊泽尔曼继续写道，“对哲学的否定在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合作的第二部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述得特别尖锐。……实际上，这是对哲学的虚无主义态度……”[11]这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深刻理论错误的论断，其根据是他们大量的在激烈论战中的说法，在这些说法中，从上下文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们所指的不是整体上的哲学，而是以前的唯心主义哲学和宗教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自己提出建立科学的哲学这一历史性任务，这样的哲学只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打算不大量引证那些从中完全可确定地看出令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自我批评者”如此伤心地从自然和社会中“驱逐哲学”不应该像奥伊泽尔曼那样拘泥字句来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卓越的辩论家，他们使用了各种各样的、高水平理论的论战手法，包括隐喻、夸张、讽刺、讥讽等，这样当然有可能产生建立在拘泥于字面的和庸俗的解释基础上的吹毛求疵。拘泥于字面的解释的最好例子，我们可以在与马克思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第十一条论纲有关的地方见到。关于这一条论纲，我们可敬的批评家向表现出“当然，对哲学非常片面的理解”的马克思说了一大通训斥的话，向马克思主义奠基人（还有我们这些缺乏理智的人）详细讲解过去哲学曾常常服务于对世界进行革命性变革的事业，等等。这位批评家没有注意到，马克思指的是建立科学的哲学的必要性，这种哲学能在对世界的革命性变革中充当科学的实际的指导。
人们会得到这样一种印象，这部被评论作品的作者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几乎如同对待大学生的作品，他庄重地向这些学生详细讲解实际上应该怎样思考。如同我们将要展示的，这样一种特别的手法是奥伊泽尔曼的风格和特点，即：受到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先预支到少许合乎理智的评价，接下来就走不了了，他们为许多页的“分析”提供了理由。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简单赞许是与对他们最重要的原理的大量批判结合在一起的。
这一章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总体评价是这样的：辩证唯物主义直到今天“完全没有脱离形成阶段”，只是一个“草图，且不要说其某些原理还是错的”[12]。其主要缺陷在于它在总体上没有自己的物质概念。“……列宁提出的物质的哲学概念，无论在马克思主义论著中，还是在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哲学中，都不是新的。”[13]批评家把“被感知性”这一特征视为列宁对物质所下定义的本质。但院士批评家向我们阐述的这一特征已然为卢梭、霍尔巴赫、康德等人所具有。至于不那么新的概念“客观实在”，奥伊泽尔曼在把它同物质的“被感知性”相比后，将它划归到次要的地位。在他看来，这个概念似乎对于康德、对于黑格尔都是完全可接受的。“……得自人的感性知觉之外的客观实在这一概念，对于客观唯心主义来说完全可以接受。”[14]
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客观实在概念的主要含义并不在被感知性特征中，最终而言，不在感觉中，而在客观实在性概念中。列宁引入“被感知性”特征，是为了从根本上把马克思主义客观实在概念和康德的这一概念加以区分。我们知道康德把存在认定为物自体，否定其可知性，即它可以通过感觉而被我们感知，事实上把物自体变为无，因为如果它没有在内容方面如它所是的那样被我们感知，那么说它存在就变得没有意义了。没有注意列宁和康德在客观实在概念上的根本区别，轻一点说，物就很难讲清楚。
列宁在强调物质概念的实质时说：“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它是客观实在，它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15]“没有注意”这一对于物质新概念之本质的准确说明，以“被感知性”偷换了物质的基本特征——这不就是说“没有注意”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本质吗？
列宁把物质和意识视作人类知识的极限概念，他指出用亚里士多德的经典方法通过属加种差来定义物质是不可能的，因为对于物质，任何“属”——更广泛和内涵更丰富的概念并不存在。列宁指明，只有通过物质和意识的对比来下定义，才是定义物质概念的唯一可行的方法。列宁写道：“……对于认识论的这两个根本概念，除了指出它们之中哪一个是第一性的，不可能，实质上不可能再下别的定义。……在认识论所能使用的概念中，有没有比存在和思维、物质和感觉、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这些概念更广泛的概念呢？没有。这是些极为广泛的、最为广泛的概念，其实（如果撇开术语上经常可能发生的变化）认识论直到现在还没有超出他们。”[16]
对世界的最普遍的本质——其物质性——的认识不存在其他途径，这是由物质概念和关于无限世界的本质这一问题已经达到“极限”这一特点决定的，是由不可能把无限的世界与某个什么在它之外的东西区别开来决定的。这种定义方法最重要的特点在于无限的世界处于它的普遍的、全面的、一般的对立面——意识的对立之中。只有在这种普遍的关系中，无限世界的本质才能被真实地表现出来，能够被把握。所以“当马赫主义者要求唯物主义者给物质下的定义不再重复物质、自然界、存在、物理的东西是第一性的，而精神、意识、感觉、心理的东西是第二性的时候，他们是在说些多么荒唐绝顶的话”[17]。
存在三种意识对物质的关系，以此物质表现为第一性，而意识表现为第二性、派生的。第一，意识——物质无限发展的产物。第二，意识——人这种被高度组织的物质的特性、功能、产物。第三，意识——客观世界的反映和主观形象。列宁指出物质和意识的对立性是绝对的也是相对的。在最终考虑到物质是第一性的、决定性的这一意义上对立是绝对的；由于意识并非与物质格格不入——对立又是相对的。意识产生于物质，在根本的意义上与物质同源、相像、统一、一致。此外在最切近的设想中，意识作为人类行为直接的动机，在对物质现实的关系中表现为第一性，但最终而言它还是由物质条件和事实决定的。
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是在认识论基本问题的狭窄范围内考察物质和意识对立的绝对性的。
所以列宁研究制订了一个内容极其丰富的新的、科学的物质观，它从根本上有别于以前的没有突破把物质理解为自然这一界限的唯物主义物质观。列宁物质观的核心，是在理论上把物质“留”在了物质与意识的对立与统一之中。
客观实在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是客观性和真实性（存在、生存、现实）这两个范畴的综合。恩格斯已经卓越地指出，存在不是最后的哲学解释概念，关于存在的问题从已知的时候起是开放性的，而关于物质性的问题，随着科学哲学的出现，是封闭性的。列宁及其拥护者的著作中的客观性具有完全固定和严格的意义。客观的东西——是整个地存在于意识之前、之外、不依赖于意识的东西。非常明显，与奥伊泽尔曼的观点相悖，没有任何理由把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客观实在与黑格尔理解的客观实在混为一谈，因为按照黑格尔的理解，客观实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意识。
客观的东西这一概念在辩证唯物主义中具有普遍性，它意味着客观性、客观实在的无穷尽的多样形式。辩证唯物主义确实拥有黑格尔认为对于科学哲学不可或缺而他在康德的理性的“幻想哲学”（按他的评价）中没有找到的理性力量，在他看来康德的“幻想哲学”重理智而缺感情，而在其中黑格尔没找到这种理性力量。同客观存在形式的无穷形式相联系的是由恩格斯提出、列宁发展的著名原理，这个原理认为，科学的唯物主义形式随着自然科学中每个划时代的发现和人类历史上每个重大事件而发生永无止境的变化。
哲学思维自其出现便常常遇到的最复杂的，甚至是悲剧性的困难，在于总是具有有限经验的有限的人怎样能够获得关于无限世界的可靠的得到证明的知识。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构成康德的“幻想哲学”及其众多追随者的，包括当代国外和俄罗斯哲学现象学各种各样变种的基础。如同我们接下来将看到的，奥伊泽尔曼亦持有这样的立场。
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这个问题已经得到根本上的解决，这种解决首先表现在通过物质与其普遍的对立面——意识的对立而给物质下定义的方法中。但是在20世纪中期，这种总体上的解决表明它还是不完备的，在那个时候，无限性成为具体科学——相对论的宇宙论的直接问题。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个问题在苏联哲学科学中引发了激烈争论，在争论过程中提出了两种极端观点：其一是作为公设和假设集合的半康德主义的哲学观念，这些公设和假设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驳倒（这把哲学变成一组明显不相容的假设，即变成没有意义的东西，一组“幻想”）；其二是作为确实的可证明的科学知识的哲学观念。这场争论在苏联科学中从来没有明显地结束，它“延伸到”80年代。“改革时期”我们看到了我国许多哲学家的转变，特别是“新形态”的哲学家们，向经典的及后来变形形式的“幻想哲学”的转变。顺便指出一个有趣的事实：向复杂得多的黑格尔哲学的回归没有出现。然而，这种情况也出现于1905～1907年的革命失败后的“反动时期”。
奥伊泽尔曼院士的著作完全没有提到上述重大哲学问题与争论。但是这本书提出的哲学的本质特点证明，奥伊泽尔曼实际上同意将哲学解释为以编年史形式写就的假说性的、不能证明的知识。
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在哲学思想史上第一次研究制订了“对世界的本质问题的可靠解决何以可能”这一哲学根本问题的解决方法，研究制订了通过与意识的对立来定义物质的方法。与奥伊泽尔曼的观点相反，我们在从前的哲学中没有找到什么类似的东西。发现定义世界本质的方法和定义物质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哲学中作出的主要发现。
评价马克思列宁主义物质观与整个辩证唯物主义，其关键之一是这个概念有没有可能变得陈旧过时？马赫主义者称，把物质定义为客观实在有可能变得过时，众所周知，列宁把他们这一见解称为婴儿般稚气的见解。奥伊泽尔曼回避了这一点，而列宁的这一主张为指责他是教条主义、简单化做法等开拓了多么广阔的空间啊，在奥伊泽尔曼的书中指责列宁是教条主义、简单化的评价太多了！
黑格尔已独具匠心地发现了的世界哲学思维发展最重要的趋势，是向原本的、真实可靠的、科学的哲学发展。对科学性的需求已然蕴含在十七八世纪唯物主义者的观点中。但看来仅仅在以创建“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为目标的康德那里才以直接的、“反思的”形式出现。哲学理智进一步的运动先是加强了被黑格尔准确地定义为“幻想哲学”的哲学特征，然后回到被黑格尔认为是以前所有哲学系统分类的基本准则的客观性（《思维对于客观性的三种态度》）。黑格尔明显地加强了对哲学的科学性的要求，通过对当时的科学体系提供的资料的概括建立自己的哲学，提出哲学是向绝对真理的运动（真理“是过程”），以及哲学对象是无限的思维世界，建立了逻辑思想辩证发展的展开了的理论。无疑，黑格尔的哲学史观比在当今俄罗斯哲学中广泛扩散的平庸的多元论哲学观站得更高。
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哲学的历史不是思想的坟墓，而是向绝对真理的运动，在这其中每套哲学体系均有自己的真理成分。对于黑格尔来说，其哲学实际上正是这种思维活动的结果。这种观念已经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其他敏锐的思想家所批判。但是在其中亦包含着某些有价值的因素，它们由于黑格尔这个马克思主义伟大先驱的哲学具有众所周知的局限性，在这一哲学中未得到应有的表述。哲学思想的发展的确不可能是观点更替的无尽过程，即所谓其中任何时候、任何观点都不能成为完整科学的“恶的无限性”。哲学发展的思想必然导致科学性悖论。
如果说世界具有实质（对它的承认在科学哲学中是不可避免的），则这个实质早晚会被科学哲学所抓住。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科学哲学进一步如何发展？否则的话，如果哲学能成为科学的（即能够解释世界的实质），那么它怎么能继续发展下去？如果哲学能够继续发展，那么它怎么能变成科学的（因为它尚未提供对世界的科学的，即正确的、与实际相符合的解释）？非常明显，科学性悖论不能从相对主义的立场来解决，也不能从认为每个观点仅仅抓住无限世界实质的“一部分”，任何时候也不能把这种实质当作整体把握住的哲学观点更迭的“恶的无限性”的立场解决。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中，科学性悖论实际上已经被解决：科学的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在原则上对哲学的最普遍的问题给予了彻底的解决。关于世界物质性及其无限发展的确认是彻底的、从根本上不能重新修改的。
常常有人把具体科学与哲学的发展方式混为一谈，这是很不正确的。具体科学的对象是有限事物，而哲学对象是普遍的、无限的事物。所以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具体科学的发展方式是概念的更迭（牛顿的力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而哲学，从科学哲学产生的那一刻起，发展方式就是概念的深化。譬如我们所看到的，当列宁把马赫主义者关于物质概念将过时的说法称为婴儿般幼稚见解的时候，他就是本着这样的精神理解哲学的发展的。让我们接着解释。对哲学发展方式本身理解中的本质方面包含在黑格尔的著名思想，实质上是个独特的纲领之中，这个纲领是被黑格尔以最初的不完善的形式提出的，我们知道，它直到今天仍被低估，这就是从抽象普遍概念思维向具体普遍概念思维转变的纲领。我们无意对这一纲领作详细的分析，只想指出，从抽象的立场对普遍的东西的理解会成为最后的、彻底完成的，而抽象普遍概念本身会变成永远给定的、僵化的因而是死亡了的东西。黑格尔对用抽象普遍概念进行的思维作了出色的批评，只把它们确认为抽象的推论。相反地，把抽象普遍概念作为一个方面包含于自身的具体普遍概念能够无限地丰富自身，同时在基本的也即抽象普遍的特性中，仍然是它们自身。保留下基本的即抽象普遍特征，这是同样的。道德戒律对于知识肤浅者和聪慧者同样以长者的生活经验存在着，但是其内容在不同的人那里是极为不同的。
具体普遍的发现是真正天才的发现，虽然最终看来黑格尔的纲领遭受了失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在新的哲学基础上，这个纲领被天才地体现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以及在最普遍的方面，体现在哲学中。
在马克思主义中客观实在概念是这样的具体普遍概念，它在最普遍、最基本，即抽象普遍的特征中永远不会过时，但将无限地丰富化、复杂化，因为物质世界的无限多样意味着具有客观实在性的存在方式的无限多样性。
这一方法使列宁能够作出自己的著名预言：物理学将克服所有的危机，电子也是不可穷尽的，等等。我们想到了人们所熟知的А。爱因斯坦（“受列宁辩证思维力量震撼”）及其他著名物理学家（比如195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С。Ф。鲍威尔）给予列宁哲学立场及预言的评价。
依照我们的看法，在20、21世纪，科学的哲学的“增长点”同在我们所熟知的这一段实在的两个“极端”上对客观实在的特点的理解是相关的，这两个“极端”，其一是物理学形式之前的物质（“物质的前物理学形式”），其二是获得后工业社会称号的社会发展新阶段。
奥伊泽尔曼遵循的是关于哲学发展性质与方向的另外的、相对主义的观点。他实际上没有科学性概念及科学性的判定标准。奥伊泽尔曼坚持“对哲学的多元论理解”，以他的观点看，哲学从未形成某个统一的普遍的观点，总是有众多的不同的哲学体系。正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这种空想的信念，相信建立合乎真理的哲学的可能性。“……从未有过也不会出现最后的、彻底的、唯一的合乎真理的哲学。”[18]无可争议，在不再发展的意义上的“最终的”哲学，永远不会有！但关于哲学的本质的问题，比起在庸俗的方法下和“一切都在发展”的意义上所显现的要复杂得多。由此可见，从院士的立场出发，哲学中任何时候都不会有统一的、完整的、科学的有关世界和人的观念，哲学在任何时候都是对世界和人的一些根本不同、互不相容的解释：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宗教的、神秘主义的，等等。显然从这个时候开始，应该认为，要么世界没有统一性、共同的本质，要么这一本质在根本上就是不可认识的。我们所见的立场与黑格尔的相去甚远，更不用说与正在被以如此缺少创意的方式“矫正”的马克思主义了。在这里，俄罗斯哲学中“流行”的“多元论”的阴影十分明显。当然，多元论、意见的多样性在假说阶段是重要的调整机制。但是我们在这里遇到的是把这个原理转移到真理领域，这就把科学变成了各种互不相容的意见的不确定性和混乱了。
奥伊泽尔曼断言，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是“辩证法的普遍规律”[19]。那么，对于科学唯物主义哲学的创建者来说，物质、物质性、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物质存在形式不属于哲学的研究对象吗？这是一种奇怪的见解，但“主要的东西——还在前面”。这指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常常不使用我们这个时代习惯的“对象”、“客体”等哲学、政治经济学学术范畴。但是不能由此产生任何怀疑：对他们来说世界和人的最一般的本质、世界和人的全部方面（属性、规律、存在方式），抑或换言之，世界和人的普遍特征以及在此基础上以哲学方式来理解的特殊方面（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社会的），不是哲学的对象。
说到辩证法规律，这部“马克思主义者发自内心”而写的著作，热切地想要证明经典作家对于辩证规律的普遍性、一般性的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基础科学不知道这些规律。哲学是从哪里把它们弄来的？从哪里也不能得出“存在着无所不包的、绝对的辩证法规律”[20]。确实，所有这些并没有妨碍作者称“万有引力定律”为普遍规律——这是不晚于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说的。
的确，辩证法规律的普遍性问题是最复杂的哲学问题。上面已经谈过这一点。遗憾的是，由于文章篇幅的限制，我们不能把它展开来研究。但是我们已经在前面引用了七八十年代发表的文献。现在必须指出，恩格斯著作中对发展及其规律的普遍性的论证与下列论据相关，否认发展的无限性意味着承认其发展早在19世纪已被科学证明了的世界是不变的、固定的、静止的，这样的世界的发展只能用“第一推动力”、“创世”来解释，而自然科学和哲学已经掌握了反对所谓“第一推动力”和“创世”的无可反驳的论据。黑格尔早已令人信服地指出，发展即矛盾，承认事物与自身绝对同一是站不住脚的。但这意味着承认矛盾规律、对立面的斗争与统一规律的普适性、普遍性。
在上文提及的、就哲学有能力得到关于无限世界的可靠结论进行的讨论中，提出了有代表性的世界领域、最高发展领域存在的观念，在这些领域中，世界的一切方面都得到了鲜明的表现，人——物质的最高级的花朵（恩格斯），有能力（原则上）把握无限世界的普遍特征、特性、规律性。在我们所讨论的奥伊泽尔曼的这本书中，所有这些完完全全地被忽视了。指出下面这一点是完全恰当的，即：在这本著作中引用了不多的、主要是较窄范围内的哲学家著作，其中主要是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哲学家的著作。看起来对于院士而言，除此之外我国哲学什么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