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有这样一个专门的部分——“已被提出但尚未解决的问题”。自然，科学的哲学中总是有将来也还会有随科学和实践的发展而被提出来的没有解决的问题。及时准确表述这些问题，找到解决它们的途径，从而以此推进科学和社会发展，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任务。很久前就发现，缺少科学的哲学的帮助，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科学或实践的重大问题能够得以解决。但该书的作者又关注了什么尚未解决的问题呢？奥伊泽尔曼宣称，关于一切事物普遍联系和相互制约的见解是“片面的及事实上（与自然科学）相矛盾的”。他阐述道：“还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气体物理学就是从气体分子相互独立、相互之间缺少联系与相互规定的原理出发的。”[21]在院士提出的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一权威内行的阐述后（不要忘记，马克思仅仅是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而不是院士，甚至不是著名笑话中的“高级经济学家”），你不知道还有什么可想的。而气体存在着分子运动的平均速度和平均二次方速度，存在着阿伏伽德罗定律、玻意耳—马略特定律和盖·吕萨克定律又该如何是好？
院士对于恩格斯对发展的理解，确切地说——不充分的理解，表达了不少批评性的意见。关于这一点奥伊泽尔曼转向了黑格尔对发展的解释，因为正像书中完全公正地指出的，每一个“认认真真钻研”黑格尔的人，不会不这样做。断言黑格尔对发展的探讨实质上否定了发展的普遍性[22]，因为黑格尔所说的发展并非出现于存在和本质之中，而仅仅出现于概念中。奥伊泽尔曼明显地把黑格尔的观点简单化了。在黑格尔那里，存在的“下一个规定”形式是过度，而本质的“下一个规定”是反思，但这仅是黑格尔逻辑学表面上的、被“学识渊博的研究者们”记录下来的东西。实际上据黑格尔之意，逻辑思想的运动有两个同时存在的方向：存在向自身深处、自身基础的运动，和被安置在存在中的概念在外面的运动，即概念的展开。但概念的运动，永远是发展，被理解为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及更加完善运动的发展，理解为内容丰富性的增长的发展。依黑格尔的观点，存在是自身中的概念，它在过度和反思过程中展开。发展是一个“只能以自身已有的东西为中介的”[23]过程。
奥伊泽尔曼在经典作家那里找到了大量错误，并且立刻加以纠正。出于篇幅的考虑，我们只看其中的几个。对作为普遍辩证规律的对立面的统一与斗争概念提出异议的时候，奥伊泽尔曼武断地宣称：“没有必要去证明，在力学、物理、化学过程中存在的辩证关系无论如何也不能被描述成对立面的斗争。”[24]瞧这样：没有必要，全部就是这样了。但是我们知道，科学术语是在词语的一般词汇意义基础上构成的，而“斗争”的含义，如果不强调词语的字面意义，没有什么比黑格尔的排斥、互不相容、否定等含义更不好的了。我们已经注意到这样的拘泥字句。遗憾的是，还有更多摆在我们面前。
继续援引这部著作的话：“如果说在黑格尔那里对立面的统一属于思维规定，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辩护，那么在谈论物质过程的统一、物的统一的列宁这里，这个思想给予了辩证法突出的相对性、主观性。难道雇佣劳动和资本、真理和迷误、战争与和平、善与恶能够被统一吗？”[25]仅仅从上述怪异的拘泥字面意义的立场出发，物质世界中的对立面的统一思想才显得荒谬，所以我们丝毫不想同他争论、同我们的院士商讨资本和产生它的雇佣劳动在哪一方面是统一的，等等。
我们再转到一个肤浅的拘泥字面的例子，它与科学哲学理论的现实分析相去甚远。援引恩格斯的论述，关于“在最初产生的蛋白质小块中，在自身中（ansich）包含着整个无限多的比较高等的有机体的胚种”，奥伊泽尔曼断言这些话“一定程度上接近于在恩格斯时代已经被推翻的生物学发展中的预成论”[26]。但是恩格斯在这里表述的是一个极为深刻的思想，它与流行的发展是新东西的不间断的形成这一思想（渐成论）相对立。其本质在于，作为“开端”的生物最简单形式出现后，生物进化的最远的过程都有着深刻的规律性，与生物进化的“开端”的关系远不是偶然的。如果说黑格尔在近代以杰出的形式提出了哲学中的“开端”问题（虽然他没能最终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在自己天才的著作《资本论》中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解决了它的“开端”问题，那么恩格斯以最普遍的形式把此问题提给了生物学。然而足够了，以这部被评论的著作中的拘泥于字句的现象，可以编成一部不大的“拘泥于字句现象文选”。
从这样的理论的和智力的立场出发，奥伊泽尔曼在第六章《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优点与不足》中考察了历史唯物主义。他没有指出客观实在是物质概念的实质，把客观实在归结为“感性现实”，因此作者“自然而然地”得出否定“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唯物主义的理论延伸”的结论，因为哲学唯物主义的“最重要的本体论内容”，“形成一种关于自然界和作为存在于人之前、其存在与人无关的第一性实在的物质的学说”[27]。奥伊泽尔曼回到了已经过时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观念，按照这种观念，辩证唯物主义是关于自然的学说，而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社会的学说。
从如此现代的哲学家的观点来看，辩证唯物主义中的客观实在概念仅仅适用于自然界，而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客观实在观念却是不一样的，它标志着前代的物质生产独立于后来世代的人。“社会生产正是作为遗产，也就是属于过去的东西，所以是客观实在，不仅独立于人的意识和意志，甚至独立于继承该生产水平及其全部本质特征的那一代人的生产活动。”[28]此“论据”引自马克思致帕·安年科夫的信（1846），在这封信中马克思对自己的观点作了通俗的阐述，绝对不能缩减成上面所说的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解的论证。
按照奥伊泽尔曼的观点，客观实在概念的特性在于，“它不仅是客观的，它也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换句话说，是主—客体实在”[29]。因此，作者由于分析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而取得的主要理论成就，是作为主—客体实在的社会客观实在概念。作者没有注意到这种规定的荒谬（我们使用他所用过的术语之一）：这真的是客观的抑或客观—主观的实在？接下来我们在奥伊泽尔曼的推论中没有见到哪怕一点点明显的给出规定的打算，以说明在这主观的东西—客观的东西的一团概念中，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客观的东西。
奥伊泽尔曼断言，由于机械是由拥有意识的人创造的，所以它是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物质的东西和观念的东西的统一。下面我们看看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概念这些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奥伊泽尔曼宣称，这些概念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同样“明显地不走运”。马克思主义原理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马克思主义文献采用的解释中，这一原理没有考虑到社会存在把社会意识包括在自己之中。“……社会存在即具有意识的人的存在，这种意识为人的存在所内在固有，构成人的存在的本质内容……”“……如果意识被从社会存在中清除出去，那么这之所以可能，只是由于意识是社会存在内在固有的……”[30]
院士正在完成对自己的观点的表述，他认为这个观点是真实有效的，有别于本国哲学中普遍存在的教条式的、庸俗的探讨，是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是对物质生产、物质活动概念本身的符合事实的否定，理由是它们总是与意识相关联。“……马克思和恩格斯谈论物质生产、个人的物质生活、物质性活动、物质性实践等。这种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表述方式引发了合乎情理的反对意见。”[31]奥伊泽尔曼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把这种社会哲学的理解称为唯物主义的，以及把自己归属于马克思主义者的，仍旧是个秘密。
我们已经注意到，马克思主义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哲学奠定了基础的天才的哲学发现，是发现了掌握无限世界的实质的方法，这种实质对总是拥有有限经验的有限的人而言似乎是绝对不可达到的。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知识领域的标志着科学社会学的出现的最伟大的发现，是发现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直接决定人类活动的社会意识、社会思想、思想激励动机，从根本上来看是由物质存在、物质活动、物质劳动所决定的。这意味着出现了一个与从理论上把社会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在划分出来联系在一起的崭新的抽象概念，这种起决定作用的实在，在不同的定义中，是物质存在、物质活动、物质劳动。
这些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的基础性范畴在对社会生活抽象过程中的产生，是借助于一般客观实在的全部基本的普遍特征或者标准进行的。然而，我们知道，把这些准则应用于社会存在是困难的，这种困难在于，社会不同于自然，是物质和思想、客观和主观的统一。“把统一整体分为矛盾若干方面”方法的确定，适用于社会存在，并且是同科学的社会哲学的出现相关的最重要的发现。自然和社会是客观实在两种性质不同的形式，因此客观性的普遍准则具有不同的特性。
社会存在客观地、现实地存在着，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书中对社会存在（бытие）的客观—现实存在（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的意义给予了极好的说明：“观念关系”通过意识形成，而物质关系的形成不通过意识。换言之，物质关系总的来说不存在于人类意识之中，而在它之外，在意识之外的世界。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对А。А。波格丹诺夫“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同一”的概念（与奥伊泽尔曼的观点完全一致，奥伊泽尔曼对此只字不提）进行批判时，列宁引用了补充的论据：人们追求某种目的——变革技术，在市场上出售谷物等，完完全全从未意识到，他们处于怎样的经济关系中，他们给社会存在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列宁写道：“在世界经济中，每一个生产者都意识到自己给生产技术带来了某种变化，每一个货主都意识到他在用一些产品交换另一些产品，但是这些生产者和货主都没有意识到，他们这样做是在改变着社会存在……你们过日子、经营事业、生儿育女、生产物品、交换产品等等，这些事实形成事件的客观必然的链条、发展的链条，这个链条不依赖于你们的社会意识，永远也不会为社会意识所完全把握。人类的最高任务，就是从一般的和基本的特征上把握经济演进（社会存在的演进）的这个客观逻辑，以便使自己的社会意识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阶级的意识尽可能清楚地、明确地、批判地与它相适应。”[32]
从列宁著作中援引上述这段话之后，奥伊泽尔曼称列宁的逻辑是荒谬的，“没有深入到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思维中”[33]。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内部批评者”顽固地不顾及列宁论据的本质：当然，人们所有的个人行为不论怎样都是自觉的和有动机的，但是社会存在的客观逻辑任何时候都不会被社会意识完全把握。批评家完全忽视了物质实在存在于人类意识之外。奥伊泽尔曼实质上完全无视列宁的所有论证，这就是他的“科学作风”。更有甚者，书的作者实质上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著作——马克思的《资本论》。不，当然了，我们在奥伊泽尔曼的书中发现了一些来自《资本论》的引文（哪一个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学者不引用这部著作呢！）。但是奥伊泽尔曼完全忽视了列宁已经很好地发现了的《资本论》的基本哲学意义。马克思在自己的天才著作《资本论》中令人信服地指出，作为社会生活基础的物质活动、被理解为对社会生活的生产的生产，即生产本身、交换和分配，它们的实现与其物质本性相一致，遵照自己的客观规律，处在与内容由物质性的经济存在所规定的意识、人的经验和科学的经常性联系之中。所以列宁有充分的理由断定，在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后，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不再是假说。在我们所考察的奥伊泽尔曼这本书里，所有这些都“没有被注意到”。尤其完完全全被忽视的，是社会意识的内容最终由社会存在所决定这一原理。市场存在不是因为人们脑海中出现了关于市场的想法，相反，关于市场的想法的出现是由于出现了这一思想相应的客观的经济前提。
在完成关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来自内部的自我批评”的一章时，我们还要从奥伊泽尔曼这本书的立场出发指出马克思主义另外的两个“严重错误”。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是主要的生产力，在指出“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的这些无可争议的原理”之后，奥伊泽尔曼断言，这些原理“完全退到次要席位，被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工艺决定论观点所遮盖、所逼退……例如，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主张，社会发展的水平由技术进步水平决定：‘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34]。但是，无须特别费力就可以看到这里的**裸的断章取义：不论在这段引文中，还是在任何其他地方，马克思都根本没有说过技术决定着社会的发展。拘泥于字句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使奥伊泽尔曼的批评不可能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关于技术、劳动资料、劳动工具的论述的真正意义。马克思的基本看法是，劳动工具是衡量劳动力发展的尺度，是劳动借以在其中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标志（《资本论》）。不论是在《哲学的贫困》中，还是在其他著作中，马克思没有提出过任何与此不同的说法。
从奥伊泽尔曼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他接受把必然性解释为由偶然性积累而成的观点。但是不论黑格尔还是马克思，都没有这样简化的解释，因为他们把偶然看作表现和补充必然的形式。以他们的观点，必然仅仅通过大量的偶然而存在，然而必然是支配性的、决定性的。所以主张历史过程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规律的、必然的过程——这既是黑格尔，也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最重要的原理之一。
我们考察了奥伊泽尔曼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他的评价，这些原理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最有价值的内容。书中用了大量篇幅来分析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观点，用来评价社会主义理论和按他的意见已经遭到彻底失败的社会主义建设，用来思索如果没有十月革命该多好，用来（相当粗暴地）评价列宁的活动等。对于这些观点的分析并非本文的任务，因为这需要篇幅不小于这部被评论作品的文章。我们分析了奥伊泽尔曼著作中与一般哲学及社会哲学问题直接相关的理论部分。然而我们认为，对奥伊泽尔曼作品主要部分的理论的、方法论的、智力的水准，有利于理解它的其他部分。最后我们将讲到院士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评价。
在阅读该书时很快会感觉到，作者整个思维过程从属于某些有成见的思想、某些“超级使命”，抑或说从属于作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特别是列宁的观点，驱赶到某种“来自内部的自我批评”感到方便的纲要之下所要顽固地达到的目的。其实作者已经在引言中，在开始分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前，说出了这个目的。整体上看，院士的立场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是19世纪杰出的社会理论（与黑格尔的天才猜想不同），它适应于早期的工业资本主义，包含着许多严重的错误和乌托邦主义。它所得到的“在苏联时期最夸大的表现”，造成“史无前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水平下降”[38]，“科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对科学理论的非批判态度”[39]。历史驳斥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历史的必然”[40]的信念，“根本否定私有制”是乌托邦式空想。[41]
奥伊泽尔曼断言经典马克思主义，还有跟在它后面的教条化了的苏联马克思主义，根本没有注意那种起决定性作用的情况，即：还在19世纪末资本主义已经克服了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化，在20世纪已经完全成为“具有人的面孔的资本主义”。所以，所有对资本主义及其未来的评价，社会主义建设计划和实践都是建立在虚假基础之上的，并必然地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垮台。院士感到惋惜的是，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中，主要是因为列宁的活动，产生了“吓唬人的修正主义符咒”，它使人们不可能理解伯恩施坦在1899年出版的书中提出的警告。他认为，在这本书中伯恩施坦“正确地指出，在《资本论》中描述的工人阶级绝对（即不断增加的）贫困化规律显然不适用于19世纪末西欧资本主义国家”[42]。然而这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的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知之甚少。当然，存在着不少不知道马克思主义对待上述问题所持态度的教条主义者。据我们的观察，荒诞地批判自己虚构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从前的马克思主义者”，通常属于他们之列。我们不想沉浸于细节，将提醒人们记住如下事实。马克思表述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它的一个方面就是绝对和相对贫困化规律，他在《资本论》中预言，这一规律将在未来有所改变。第一个发现19世纪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情况改变的不是伯恩施坦，而是恩格斯，他在1891年的著作《1891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爱尔福特纲领》）中要求从纲领中除去“无产阶级的人数和贫困越来越增长”的条款。恩格斯写道：“这样绝对地说是不正确的。工人的组织，他们的不断增强的抵抗，会在可能范围内给贫困的增长造成某些障碍。而肯定增长的，是生活的无保障。我以为要将这一点写进去。”[43]我们因而有理由发现，如果说我们从这部著作的评论中通过被关注的问题而得知了新东西的话，除去**裸的谎言，就还有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实际历史和内容不甚了解的情况。
在1960～1970年间的苏联理论著作中确认了这样的状况，即当代资本主义中绝对贫困化周期性地出现，而相对贫困化——不断地出现。这一状况在一次党代会上被记录下来。对于理解进入所谓后工业社会阶段的当代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思想有助于理解它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方面和规律性。随着向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信息化社会——其定义形形色色）的过渡，随着其利润最大化趋势的急剧加强、苏联崩溃、由无能的（据А。索尔仁尼琴的定义）改革造成的俄罗斯经济衰败，世界资本主义提供了劳动者物质福利绝对恶化规律产生作用的大量实例。正如后工业化的主要理论家之一，М。卡斯捷尔斯所注意到的，“公共福利”社会落后了。说到从来没有停止作用的相对贫困化规律，则在后工业化和全球化阶段获得了新的特征。像卡斯捷尔斯指出的那样，上个一千年的结束是以美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平等强烈加剧”为特征的。绝对和相对贫困化规律在全球化经济形成过程中具有崭新的历史形式。与把全球化经济作为包含整个世界的整体的经济体系这一广为传播的观念相对立，卡斯捷尔斯指出，全球化经济并不是整体的世界经济。这是“能在现实时代制度下以全球规模的统一体系来进行工作的经济”。事情的实质是，这是一种少数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其最重要的机制，是从全球化经济体系中把整个社会阶层甚至区域排除出去的机制，卡斯捷尔斯把非洲列入被排除的区域之中。因此，绝对和相对贫困化规律在全球化时代，变成最重要的全球化经济规律之一。真的，当今世界正在按马克思所说的运动和发展着！但是在奥伊泽尔曼的书中，除去因“具有人的面貌的资本主义”产生的狂喜，我们什么也找不到。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完全不是这位“马克思主义者”奥伊泽尔曼所说的那样。马克思揭示了商品生产出现的条件和原因、它的本质和演化以及未来的商品生产。我们知道，剩余价值的发现被认为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中最重要的发现。按照我们的意见，在当今时期，即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时期，马克思的另一个发现上升到首要位置，与它相关联的是商品经济所面临的未来的问题，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崭新的、非商品经济产生的问题。
劳动是社会生活的基础，据马克思的观点，它经历了手工、机器和自动化设备劳动阶段。价值现象，这一商品“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同手工劳动的最高形式相关，它的发达形态则与机器劳动相关联。价值是体力劳动、物质劳动的结晶。这种体力劳动中，无疑伴随有脑力劳动的参与，但是价值，是在自己的一种历史形式——体力劳动——中被物化了的物质劳动。
商品生产的发展，它的高级形式——资本主义经济，是有限度的，这种限度由每个社会中有限的体力劳动储备所规定。这给予了马克思得出下述结论的全部根据，即资本主义社会靠侵占他人的劳动是不可能继续发展的。
马克思第一个指出，随着机器化大生产的出现，科学开始变为“直接生产力”。这一发现成为后工业社会理论最重要的基础之一，它和科学作为生产手段其作用急剧增加有关。马克思认为，随着与大规模工业、劳动自动化相关的劳动的复杂性的增长，直接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因而交换价值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资本主义把一个“正在进行着的矛盾”带向终点，这个矛盾在于：一方面，资本主义力图把工作时间压缩到最小，另一方面，把工作时间作为唯一尺度和财富源泉。[47]发现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实物财富和价值财富之间的协调、适应必然崩溃，发现商品生产的、价值关系的基础的被摧毁和趋于消亡，是对后工业时代具有关键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发现。马克思揭示了劳动的新历史形式，他把它称为一般的，抑或科学的劳动。马克思把这一概念收入《资本论》第三卷，而对一般劳动的更详尽的评述，是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遗憾的是，在我国经济和哲学科学中，科学劳动被解释成科学上的劳动、脑力劳动，而生产发展总方向、社会进步被解释为劳动的非物质化和（虽然通常回避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的非物质化。这一思想——公开地或非公开地——在“改革”期间成为“批驳”马克思主义的依据。但是在马克思那里，一般的、科学的劳动并非脑力劳动，而是物质劳动，科学化了的物质劳动，在其中起作用的不是人类直接的、显然有限的体力，而是人的一般的类力量，人的无限的创造能力。一般劳动概念依据的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哲学观点，这一观点把人视为最高形式的物质、具有普遍性的存在物、“自然界的皇冠”、以概括和简约的形式具有世界的无限内容并因此拥有全面力量的小宇宙。自然，普遍劳动概念没有被马克思彻底完成，因为19世纪生产的实际状况仅仅显现出了导致产生崭新劳动形式的最一般的趋向。在我们看来，被一些人解释成后资本主义社会、被另一些人解释成社会主义社会、再被一些人解释成晚期的社会化了的资本主义的后工业社会（以马克思思想的精神来看，资本主义的社会化迄今还是在它自己的基础上进行的），是一种其内部深处正在发生价值关系的、商品经济的、“市场”经济的因而也是资本主义的巨大的结构变化的社会，这是20世纪下半叶最令人吃惊的事实。以我们的视角看，这个过程是完全依据现象学，根据其外在表现，在后工业社会理论中被发现的。这一理论不能揭露后工业社会的实际的深刻的经济和社会趋势。因而，如果提及当今世界最重要、最基本的发展趋势，那就必须承认当今世界在严格按照马克思的话变化着、发展着。
我们来总结一下，以我们的观点看，从马克思开始的路线并不会把人们引向奥伊泽尔曼的这本书，这条路线把它撂在一旁。当然，奥伊泽尔曼的书还是有某种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它使人们以特殊的方式，理解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的一些特点，理解苏联时期和“改革”时期科学知识分子的不同集团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然而，这些特点与态度的含义与奥伊泽尔曼的解释是不一样的。
（李梦阳樊乐王烨萌胡树伟祁春娜译）
[1]选自《人类前史的终结：社会主义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的选择》，奥木斯克，2004。该书为2003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同名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
[2]M。卡斯特：《信息时代》，《经济、社会和文化》，485页，莫斯科，2000。
[3]Т。И。奥伊泽尔曼：《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6页，莫斯科，2003。
[4]同上书，168页。
[5]同上书，13页。
[6]同上书，13页。
[7]同上书，530页。
[8]同上书，565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T。И。奥伊泽尔曼：《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105页，莫斯科，2003。
[11]同上书，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