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进入新世纪以后，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进入了新的时期。随着新旧世纪的交替，普京取代叶利钦成为俄罗斯总统，社会生活发生了显著的、举世公认的变化。这一变化被许多人认为是普京开历史倒车，倒退回斯大林时代的证明。其实，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普京在就任总统的前夕，1999年12月30日，发表文章指出：
90年代的经验雄辩地证明，将外国课本上的抽象公式和模式照搬到我国是无法进行不付出太大代价的、真正顺利的改革的。每个国家，包括俄罗斯，都必须寻找自己的改革之路。我们在这方面不是很顺利，只是在最近一两年才开始摸索自己的改革道路和寻找自己的模式。只有将市场经济和民主的普遍原则与俄罗斯的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才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5]
这番话清楚地表明，普京的确否定了20世纪90年代叶利钦的全盘西化政策，更多地考虑俄罗斯的特点，但其中丝毫没有出自意识形态的考虑。他追求的是俄罗斯的光明、强盛，奉行的原则是一切从俄国实际出发。普京绝不是要回到斯大林时代，只是因为斯大林时期俄罗斯的强盛让他难以忘怀，从俄罗斯的实际出发使他制定的政策表现出某些与斯大林的做法的相似之处，仅此而已。这番话同样告诉我们，普京奉行的是实用主义，他不要任何既有理论的指导。
这是进入新世纪后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总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这一时期，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进一步边缘化，相关论著越来越少，1998年那样的讨论会再也没有举行过。当然，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消沉，他们仍在努力。他们的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仍在坚持原有的观点，相当正统，但有些保守僵化。他们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毫不气馁，绝不放弃，例如Д。В。赵哈则和Р。И。科索拉波夫。但是客观地讲，他们的学术成果数量不多，而且质量得不到学术界的认可，几乎等于自说自话，没有什么社会影响。第二类把马克思主义研究与现代西方的经济理论、政治理论、思想理论以及俄罗斯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努力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例如B。Л。伊诺泽姆采夫和A。B。布茨加林。这是一些年富力强、才华横溢的人，成果众多，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并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但问题是他们的成果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不多，甚至这些成果是不是属于马克思主义范畴，俄罗斯学术界还有不同看法。第三类是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深度解读，分析批判，力图在这些“老问题”上有所前进。这一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今年已经94岁高龄的Т。И。奥伊泽尔曼院士。
奥伊泽尔曼关注的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整个马克思主义，他的工作实际上是苏联解体以前学术界历史反思的继续，宗旨是要“正本清源”。他想分清哪些观点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哪些是列宁或者斯大林的；哪些方面至今都有价值，哪些方面或者原本就不够成熟，或者今天已经显得过时了、不充分了。时代和俄罗斯社会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一百多年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既有骄人的经验，也有令人痛心的教训，结合这些经验和教训重新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还是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无疑都很重要。然而在今天的俄罗斯，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精英们奉行实用主义，知识分子中则有许多人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回到了“白银时代”的俄罗斯宗教唯心主义哲学，更多的人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其他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偶尔关注而已，只有极个别的人，例如奥伊泽尔曼，最多再加上К。Н。留布金，将近二十年如一日，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这几乎是奥伊泽尔曼一个人的事业。
奥伊泽尔曼关于马克思主义反思的理论成果很多，主要思想集中在《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2002）和《为修正主义辩护》（2005）两本书中。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一书，用很大篇幅分别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了详细分析。奥伊泽尔曼的基本结论是，不论是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都是不成熟的理论，它们的基本概念，例如物质、发展、生产力等，以及基本原理，没有经过严格的论证，而且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他从莫斯科车尔尼雪夫斯基文史哲学院哲学系毕业起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至今已经整整70年，要说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熟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出发对欧洲哲学史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了解，当今世界无出其右者。但是坦率地讲，在经历了实践唯物主义大讨论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近三十年紧张研究之后的中国哲学家看来，奥伊泽尔曼所做的工作，无论是理论视野还是思想深度，与想象中的情况有不小的距离。
这些年留布金一直在从事俄国哲学史的研究，主要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罗斯的发展，出版了两本相关著作。他在2007年一连发表了三篇文章分别论述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和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其中一篇从实践概念出发分析马克思的思想，在俄罗斯哲学界的类似成果中并不多见，可惜篇幅不大，而且仅此一篇，影响有限。
奥伊泽尔曼的工作在俄罗斯引起了激烈的批判，他是今天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最有争议的热点人物，2006年《哲学问题》编辑部还专门就他的《为修正主义辩护》一书召开了讨论会。遗憾的是，不论持赞成还是反对态度，关心奥伊泽尔曼的工作的人，越来越少了。
随着经济的好转以及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的增强，近年来俄罗斯再一次反思自己的历史，不过这一次是“否定之否定”，遭到否定的是苏联解体前后盛行的历史虚无主义。按照计划，2008年4月要在莫斯科召开纪念马克思诞辰19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年底以前要出版大约十位苏联时期重要哲学家的文集，出版一部由中俄两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合作的论文集。很可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罗斯的研究也将因此而升温。
四
上述三个时期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宝贵的教益。
如果对这三个时期加以总结，有两个基本事实是非常明显的。第一，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罗斯的衰落。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然而它的确是事实。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发动改革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苏联的官方哲学；1987年的“哲学与生活”讨论会不仅规模庞大，而且大家的发言都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积极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到随后的关于“哲学是不是科学”的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成为直接的批评与怀疑的对象；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马克思主义哲学受到大多数人的冷落与批判，进入21世纪，如前所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几乎成为奥伊泽尔曼一个人的战斗。就目前而言，我们还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罗斯大规模复兴的可能。不仅看不到复兴的可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罗斯这个列宁主义的故乡、曾经的世界上最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受重视的程度连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如。在那里还有相当多的人把它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而在俄罗斯，唯一全力以赴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奥伊泽尔曼已年过耄耋，在年青一代学者中则还没有见到谁有志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这种情况令人费解，唯一可以用来解释它的，是俄罗斯人的民族性格。俄罗斯学者自己也承认，对于外来的东西，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完全否定，是俄罗斯人的特点。对此，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一书中有很好的说明。
第二，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自苏联改革以来全部研究工作的中心是历史反思，他们在反思的同时在许多方面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思想。例如“哲学与生活”讨论会上哲学家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得失的分析和奥伊泽尔曼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方面所做的类似工作；斯焦宾、梅茹耶夫以及其他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创新；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的讨论；对哲学与政治关系的检讨，等等。其中许多工作是我们也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但是客观地看，俄罗斯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反思有许多不足之处，我们不能对它评价过高。
首先是不够系统。二十多年来俄罗斯哲学界从来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它的重要形式苏联哲学，作过全面系统的分析总结。奥伊泽尔曼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列宁主义、修正主义等问题都发表了自己因新颖独特而备受争议的观点，但缺少一个能把这些工作串在一起统一起来的中心思想，缺少灵魂。除此之外，虽然问题涉及不少，材料也比较丰富，但理论深度有所欠缺。1998年的讨论会虽然因其思想深度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它只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少数理论问题，而且缺少中心，没有思想交锋。会议只进行了一天的时间，会议一结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讨论又告沉寂，系统研究是完全不可能的。苏联解体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思，主要是1987年的“哲学与生活”讨论会及随后关于“哲学是不是科学”的讨论，涉及范围很广，但发言中充满了突然解除思想禁锢之后激动兴奋的情绪，人们所表达的是对各种问题的“意见”，还不是对这些问题的全面、系统、深入的思考。这样的工作当时没有做，以后则因苏联的解体而不可能做了。
如果与这一时期我国哲学家所做的工作作一对比，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反思的上述不足就更清楚了。我国哲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先是大力揭示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本质，然后很快掀起了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热潮，对马克思的相关思想、这一思想的人道主义实质、它对人的主体性的弘扬、它的产生背景、以它为参照标准苏联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显示出的不足、马克思哲学的实质、哲学家马克思与哲学家恩格斯的关系、从实践唯物主义出发应该如何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如何在实践的基础上构建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等，作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讨论。围绕实践唯物主义展开的这些工作，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使中国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俄罗斯哲学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反思工作的最大不足还不是系统性不够，而是缺少建设性。历史反思是必要的，因为总结过去有利于建设未来。如前所述，二十多年来俄罗斯哲学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所做的工作，中心是反思与批评，由于俄罗斯国内的实际情况，没有关注、也很难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然而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才是当今时代摆在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面前最重要的任务。
任何理论都必须以文本为载体，而对任何文本的理解都离不开主体对文本的能动解读。马克思、恩格斯有大量的哲学论著，他们的哲学思想就包含在这些论著之中。但是，不仅对这些论著文本的解读很大程度上受到解读主体的影响，而且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也从来没有系统地阐述过自己的哲学思想，相关的文本在他们那里根本找不到。这更增加了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难度。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是呈现在其解读者面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迄今为止我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带有明显的时代的以及解读者的实践需要等主观因素的印记。苏联哲学以及大体与它同时出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很难说只有自己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统。
在上述理解的基础上，我们看到，否定苏联哲学——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治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肯定是错误的，但反过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苏联哲学，同样也不能成立。苏联哲学有着不容否认的文本依据，在其问世后的大半个世纪里无论是对政治生活还是对科学技术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这是事实。但是，同样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今天我们面临的紧迫任务是通过建立市场经济大力发展生产力，是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实现我国社会和人类文明的科学发展。这不仅是我们的任务，它还具有世界意义。而苏联哲学在这里已经不能完全满足我们的需要了。这是因为，苏联哲学强调的是世界的物质性以及物质世界运动的客观规律性和这些规律的可知性，既不能弘扬人的主体性，也不能反映以人为本以及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一崭新实践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着重大的历史发展，这是时代的要求。适应这一要求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心任务。在新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中，反思总结苏联哲学是一项必须要做的工作。显而易见，这应该是俄罗斯哲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完成这项工作，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任务的存在。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反思过于注重批判，至于建设性的工作，则基本上没有做。
其实，这样的工作他们早就该做。没有建构出新形态的反映当今时代要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得一部分人固守既有观点不知前进，把苏联哲学变为教条，也使得另一部分人彻底抛弃苏联哲学，从而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则，落入抽象的人道主义并把它视为社会改革的指导思想。这是苏联改革脱离实际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罗斯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可以说，这是我们可以从二十多年来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得出的主要教训。
本书选取的是上一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文本，除个别地方因考虑篇幅问题有所删节外，所有文章基本上都保持了原貌。这些文章的作者少数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绝大多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同时力图有所创新。文章的观点我们未必完全同意，有的还感到有展开批评讨论的必要，但文章都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恶意攻击，许多观点角度独特富有新意。我们相信读者能对这些观点作出正确评价，并从中得到某些对我们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有益的借鉴。
五
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俄罗斯哲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中国俄罗斯哲学研究会（全称为“中国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会俄罗斯哲学专业委员会”）各位同人的一致愿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总经理杨耕教授，出于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事业的高度责任心，得知我们正在筹划翻译出版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新成果后立即大力支持，在最短的时间内予以立项。没有他的帮助，这本书的出版不会如此顺利，在此特向杨耕教授致谢。
徐凤林、马寅卯、张百春是我国俄罗斯哲学研究领域的一代才俊，俄罗斯哲学研究会的骨干，他们本是俄罗斯宗教哲学研究专家，但积极承担了本书的翻译任务。尤其是张百春教授，勇挑重担，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伍宇星、赵岩，以及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的李梦阳等同学也参与了本书的翻译工作；书中选用了贾泽林等学者几篇已经发表的相关译作；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饶涛、祁传华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对以上各位在此一并致谢。
全书内容由安启念选定。安启念校阅了全部译稿并对部分译文作了修订。
由于客观原因，本书翻译工作时间很紧，书稿即将付梓，心中仍惴惴不安。译校者虽尽了最大努力，错误疏漏之处仍在所难免，欢迎方家批评指正。
本书的翻译出版得到冯俊教授负责的中国人民大学“985”项目“哲学经典的翻译与诠释”课题资助。
安启念
2008年5月
[1]转引自安启念：《俄罗斯向何处去——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哲学》，5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卡尔·马克思与现代哲学》，13～14页，莫斯科，1999。
[3]斯焦宾还在2004年的一次谈话中论述了文化基因是如何“突变”从而决定社会发展的，参见《哲学问题》，2004（9）。
[4]《卡尔·马克思与现代哲学》，32页，莫斯科，1999。
[5]B。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载《独立报》，1999-1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