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史中，俄罗斯哲学家，尤其是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哲学家，贡献最大。尽人皆知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便是苏联哲学家在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加以系统化的重要尝试，大半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多数人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义语而流行于世。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乃至对整个人类哲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随着1991年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缓缓降下而宣告结束，苏联哲学也随之终结。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俄罗斯并未结束。从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发动改革至今的二十多年，是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受到冲击并逐渐被否定的二十多年。坦率地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罗斯不仅失去了往日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而且被日益边缘化；进入新世纪以后更是无可挽回地趋于衰落，其发展前景令人担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二十多年来，哲学家们又以前所未有的广阔视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持续的、深入的、创造性的反思，对它发展历史中的经验与教训作了全面的总结，就理论深度而言，在许多问题上远远超过了以往。历史反思是这些年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心内容，这对任何一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总结。
与俄罗斯社会的发展阶段相一致，这二十多年的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每个时期都有鲜明的特色，涌现出不少有价值的思想。
一
第一个时期是1985年到1991年。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1991年苏联解体。这是苏联社会因戈尔巴乔夫发动改革而剧烈变化的几年，苏联哲学，也即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在这几年经历了剧烈的变化。
苏联改革始于戈尔巴乔夫1987年1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对苏联历史的批判反思，由此引起了哲学家们对苏联哲学历史的反思，进而引发了苏联哲学的剧烈变化。这不是以往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继续，而是对它的批判否定。这一时期苏联哲学家在这个方面发表了难以计数的著作，进行了多次讨论乃至激烈争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齐普科的一篇文章和在当时主要的哲学刊物《哲学问题》与《哲学科学》上进行的两次讨论。
齐普科的文章，题目是《斯大林主义的根源》，发表于《科学与生活》杂志1988年第11、12期和1989年第1、2期上。这篇文章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直接的关系，其主题是反思斯大林主义的由来，主要是一篇政治学方面的论文。在1987年1月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在发言中突出强调，苏联社会遇到的各种问题，总的原因是苏联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还停留在20世纪30年代的水平上，也即还受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的束缚，因此苏联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对这一思想加以反思批判。这篇讲话以及在这次全会上确定的社会改革的基本方针——民主化、公开性，在苏联开启了旷日持久的历史反思运动的先河。在历史反思中，批评斯大林是一个重要内容，但是在当时发表的所有文章中，齐普科的这一篇不仅篇幅长，而且最具理论深度。它结合俄罗斯文化与历史传统，深入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在俄罗斯演变为斯大林主义并给俄国革命与俄国社会造成巨大损失的。这里涉及的已经不只是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而且也涉及整个俄国革命的合理性问题。文章一出，舆论哗然，人人争说齐普科，一时洛阳纸贵。人所共知，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俄国革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需要紧密相连，是为它们服务的，无论其理论特点还是它的社会使命，以及它的整个形成历史，秘密都在列宁、斯大林等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当中。因此，理解俄国革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是理解与评价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键。齐普科的文章对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就在这里。
应该指出的是，齐普科对斯大林持批评态度，但是对马克思主义，对列宁，态度是肯定的。这也是当时共产党领导下的改革时期，主流社会思潮的普遍态度。随着历史反思思潮的泛滥与自由发展，知识分子中许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和批评也一步步升级，这从齐普科的另一篇文章中就可以看出。在这篇文章中，齐普科历史反思的触角已经越过斯大林涉及马克思了。
在这一时期苏联哲学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由《哲学问题》杂志召集的题为“哲学与生活”的圆桌会议。与当时的社会氛围相一致，这次会议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前提下对苏联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方位的深刻反思。从理论的角度看，与会者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一点上，即批评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没有人的地位，他们强烈呼吁马克思主义哲学人道化。事实上这样的批评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哲学界也时有所闻，对人的问题、人的主体性等关注不够也确实是以往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不足之处，这在今天的中国哲学界已是共识。
哲学为政治服务，是20世纪30年代确立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使命。这是该圆桌会议批评的另一个焦点，也的确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哲学与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深层联系，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无产阶级的理论武器，这是任何时候都必须承认的。但是哲学应当怎样为政治服务？需要研究。苏联那种哲学政治化的做法，事实证明并不成功。哲学与政治没有了距离，负面影响颇多。会议强调这样做不利于哲学家创造性思维的发挥，扼杀了哲学的生命，这固然有道理，但还不是问题的全部。从另一方面看，政治家也必须自觉地与哲学保持一定距离，对哲学家的意见持分析态度，仅供参考，不然会使自己的政治实践“书生气十足”，脱离实际，并为此付出代价。“人道化”是自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哲学发展的基本趋势，苏联改革的失败，苏联这个国家的解体，究其原因与戈尔巴乔夫在人道主义思潮左右下制定的从理想出发脱离国内外实际的改革方针，有直接关系。
本书的《哲学的新思维》一文是“哲学与生活”讨论会俄文材料的节译，讨论会的一些内容未能得到反映。例如，没有涉及讨论会关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队伍建设的意见。发言人提出，哲学队伍的老化、僵化、官僚主义化是阻碍哲学发展的重要原因。《哲学问题》主编В。С。谢苗诺夫说：
至今还有不少吹起来的大人物基本上保持着所占有的位置和称号。实际上的哲学工作，他们过去没有做过，现在也没有做。
……
某些人物一辈子总想当“第一名”，“总是走在前面”。他们在积极妨碍哲学的创造性的、勇敢的发展和尖锐地提出哲学问题与社会问题的时候是这样，在我们由于缺乏创造性和不敢尖锐提出问题而受到毫不手软的批判和打击的时候，还是这样。现在当他们又一次“首先”号召我们要勇敢的时候，他们又走在公开性和改革的“最前列”，没有一句自我批评，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1]
就苏联而言，这的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未能不断创新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米丁等人占据哲学领导岗位几十年，早已成为哲学官员，丧失了学术创造能力，而几乎所有勇于创新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都曾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与压制，如伊里因科夫、季诺维也夫、凯德洛夫、柯普宁、凯列……
20世纪70年代末从中国开始的几乎席卷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浪潮，是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一次重大转折，它要求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等一系列问题重新加以认识，其中也包括总结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经验。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宝贵历史机遇。迄今为止，真正大规模地、深入地进行了这一工作的，只有苏联，只有这次“哲学与生活”讨论会。讨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框架内进行的，一些意见虽然不尽客观公允，但整个讨论的意义不言而喻。
这一时期值得关注的第三件事，是关于“哲学是不是科学”的讨论。如果说齐普科的文章和“哲学与生活”的讨论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批评的话，开始于1989年的关于“哲学是不是科学”的讨论已经是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的“客观”立场上进行的了。这种变化是戈尔巴乔夫“公开性”方针和历史反思运动的产物，表明苏联的社会思潮已经与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尽管如此，讨论是纯学术性的，发言中绝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恶意攻击。这次讨论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但它把一个过去人们“视而不见”的问题——应该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科学的”哲学能否存在，暴露在世人面前。提出这个问题会引起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深入思考，其范围远远超出苏联哲学家们自己所预料，在今天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1992～1999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罗斯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戈尔巴乔夫发动的历史反思运动，在公开性方针的推波助澜之下，到1991年已经成为涉及一切领域的对苏联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持久而公开的批判。苏联人的精神支柱垮掉了，这带来了十分严重的社会后果。最直接的后果是，苏联共产党的威信急剧下降，改革和历史反思运动的发动者戈尔巴乔夫失去了对社会局势的控制，国家解体，苏共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人们讲得最多的，但实际上负面影响远不止于此。公开性方针否定了对新闻、出版、舆论的一切引导与控制。正面的宣传民众早已耳熟能详，不感兴趣，长期以来口口相传的小道消息或者以往因严格保密人们不知道的种种负面情况，一旦公开曝光，不胫而走，人们趋之若鹜。再加上国外敌对势力通过多种渠道的影响，新闻宣传领域事实上成为反苏、反共的单行道。俄罗斯学者一再讲，对一个事物或者全盘接受，或者彻底抛弃，是俄罗斯人的性格特点和历史传统。上述单行道现象与这种传统共振，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失去理智，情绪化了。人们被情绪所裹挟，很难心平气和地对自己的过去作出理性的分析。1917年十月革命后74年的历史，无产阶级专政、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社会主义制度、苏联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被全盘否定，简单抛弃；政治上照搬美国式的民主，经济上试图“一夜之间”进入市场经济的“500天计划”、“休克疗法”纷纷出笼。社会改革被当作收拾房间，似乎只要把苏联式的旧家具全部扔掉，摆上西方的进口货，俄罗斯就可以成为西方式的文明国家，加入它们的俱乐部。
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解体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罗斯的命运可想而知。
苏联解体前及解体后的最初几年，与苏联共产党以及社会主义苏联这个国家“一夜之间”土崩瓦解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一夜之间”便几乎在俄罗斯销声匿迹。相关的研究机构被解散，课程被取消，至少是课程和教材名称中“马克思主义”几个字被抹掉。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书店。1994年莫斯科的主要书店连一本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都见不到，就连旧书店里都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真研究，无从谈起。
这种情况到20世纪90年代末有了变化。变化的原因不在哲学本身，还是在政治。
20世纪80年代末成为反共旗手的叶利钦，1991年5月高票当选俄罗斯首任总统，上台伊始便极力推行反苏反共全盘西化的政策。但是他的政策对内而言不符合俄罗斯国情，对外而言向西方示好只是一厢情愿，同样脱离实际。几年之后，急剧的私有化和市场化使俄罗斯经济彻底陷入混乱，西方答应的帮助口惠而实不至，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一落千丈；一味强调民主、人道、对话，使俄罗斯政府在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武装叛乱面前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国家爆发内战；像雨后的蘑菇一样遍地涌现的政党和无休止的权力斗争，导致政局动**，社会秩序混乱，人人自危。在国际上，西方把俄罗斯的友善视为软弱可欺，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北约东扩步步紧逼。事实教育了俄罗斯人，物质生活的困难使他们摆脱了情绪的支配，从昔日的狂热中冷静了下来。在对待自己的历史和马克思主义等问题上，也走出了回到过去的保守派与简单抛弃过去的激进派的两极对立，开始了理性的分析与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回到俄罗斯哲学界的学术视野之中，成为真正的学术研究的对象。
1998年4月，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80周年，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举行学术讨论会，当时俄罗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仍有兴趣的所有重要哲学家，不论政治倾向如何，几乎尽数出席。1999年，提交大会的论文和会上的发言结集出版，书名为《卡尔·马克思与现代哲学》。著名哲学家Н。И。拉宾在以“不是群众集会，是学术研讨”为题的该书前言中说：
在80年代中期以前，很少有人敢于对马克思主义说“不”，因为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在90年代初，国内的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由于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出现了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猛烈攻击。在大众出版物上发表了许多基本上站不住脚的文章，这些文章认为马克思应该为斯大林主义的罪行负责。……
已经到更为客观地说明我们当前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的时候了。1998年4月，马克思诞辰180周年的前夕，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组织了题为“卡尔·马克思与现代哲学”的学术讨论会。它的基本目的是，使与会者能够重新反思自己对马克思哲学的态度，使这种态度理性化，尽可能使它摆脱对马克思哲学的神话化以及与以往那种思乡病一样的认同，使自己不论是热衷于马克思的学说，还是疏远这一学说，都言之有据。[2]
这番话是对当时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总体形势的很好说明。事实上该文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真的是百花齐放，作者中既有坚持传统观点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也有创新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有主要着眼于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评的人。
这部著作集中反映了当时俄罗斯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例如В。С。斯焦宾的技术文明思想、В。М。梅茹耶夫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问题的分析、Л。Н。米特罗欣有关马克思哲学与宗教的关系的思想、А。А。古谢伊诺夫对马克思伦理思想的简要但极为深刻的阐述，等等。其中特别是斯焦宾的文章，尤其值得重视。
斯焦宾的文章标题是《马克思与现代文明发展趋势》，基本思路是把马克思的思想放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视野中考察，分析它的得失。文章涉及的问题很多，着重阐述的是作者的“技术文明理论”。“技术文明”一词，本义是“以技术为基因的文明”，也即一切取决于生产技术的文明。这是斯焦宾在20世纪90年代反复论证和使用的一个概念，被他用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背景、唯物史观的形成、马克思主义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以及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等等。斯焦宾本人是苏联时期最重要的科学技术哲学专家之一，对自然科学有着广泛深入的了解。“技术文明”概念的提出与使用就是证明。但是斯焦宾在这个方面所做的最有价值的工作，是他在对技术文明的阐述中运用生物遗传学的方法对唯物史观的分析。斯焦宾提出，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文中说，正像达尔文发现了生物进化的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很正确的。但是在今天看来，两种理论都表现出了历史的局限性。达尔文主义正确地强调了自然环境对生物特性的选择在生物进化中的作用，但是现代遗传学证明，物种的特性及其发展的基础是基因，是基因及其变化决定着生物的特性和这些特性的变化，从而决定了物种的进化。斯焦宾说，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与此相似，它的基因就是文化。文化决定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文化的继承决定着社会的稳定，文化的进步决定着社会的发展。他指出，正是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这种基因作用，唯物史观没有涉及，这是唯物史观的重要不足。[3]他说：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是很有说服力的，但是并不能由此就得出结论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研究制订的关于社会发展机制的公式整个都是无可挑剔的，无须任何补充，尤其是不需要重新审视。这一公式的重要弱点之一是，它没有阐明作为积累起来的社会历史经验（人类生命活动的超生物学程序）的传递方式的文化的功能，没有阐明文化在社会生活的组织、改变以及各种社会形式的产生中的作用。[4]
应该承认，斯焦宾是对的，而他对文化基因的研究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哲学家解放思想创造性地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取得的宝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