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不想详细论述这些问题的各个细节，也不想进一步探讨其他一些消极因素，比如人民群众就其总的社会特征来说对于完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是没有准备的这样一个事实。这样的准备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漫长的发展，它的基础日益国际化和人民群众要求的结果。此外，还应看到违背马克思主义指示的革命“输出”和所谓普遍适用的社会主义社会模式所造成的结果，以及错误的、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相违背的民族政策，这一政策伤害了人们的感情并使他们对社会主义兴味索然，等等。因此，只要断定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基本条件尚未实现，就足以清楚地看到，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民主的政治制度，而只能实现在这种或那种形式上独裁的、限制或者甚至取消公民个人自由的制度。在这种状况下，如果不愿意接受解决问题的另一种抉择——由人民群众废止社会主义——就必然会采取上面的这种做法。这是社会政治制度脆弱造成的必然情况；由于缺少人民群众的支持，就只有两种选择的可能：要么自己退出舞台，要么使用暴力迫使反对者保持沉默并强迫其唯命是从。
在这种情况下，哪儿还谈得上民主和自由呢？在这种情况下，取消民主和自由就不是善良愿望或险恶用心的问题，这对于不愿向反动派投降——而这是正确的——的革命者来说，是势在必行的。然而，革命者一度是以如今被他自己所侵犯的民主和自由的名义准备和进行了这场革命的。悲剧正在于此。这里必须明确指出，问题在于，不仅限制了社会主义敌人的民主和自由，而且也一贯无情地限制了整个社会的民主和自由，其中也包括自己的拥护者和革命的开创者的民主和自由。同时还必须明确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将不可避免地向采取恐怖手段发展，为此目的建立的机构也必然会出现异化。
在转向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之前，我们还必须继续论述一下社会主义民主（以及对它的侵犯）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关系。许多人以为，只要他们说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便会对他们在社会主义范围内采取的反民主的措施表示赞同，因为谁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按照列宁的观点），就无权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
这里——用马克思主义的眼光来看——存在着一种误解，然而，这种误解在现存社会主义模式的发展过程中是如此深深地渗入了社会意识，以致今天西方的共产党自己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以便从一向对这一概念的强烈厌恶中摆脱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将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概念意味着新的社会制度的两个发展阶段，在这两个发展阶段，作为新的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要战胜迄今为止所有统治阶级的各种影响，必要时，要用武力粉碎它们的抵抗（巴黎公社的经验）。如果说“专政”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排斥民主和公民自由的政府体制，那么，按照经典作家的观点，“专政”一词即意味着作为国家领导力量代表最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而工作的无产阶级的支配作用。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可以采取极为不同的形式，然而这些形式决不总是反民主意义上的独裁性质的。正如列宁所描述的，这是无产阶级的民主，它的意义不是指可以颠倒黑白，也不是指社会主义民主可以取消民主，而是指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国家的一种形式。然而，实施这种统治也可以采取法治国家的形式，它可以是民主的，正如马克思曾对一些国家预见的那样（指的是英国、美国和荷兰），他曾估计，在这些国家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恩格斯在他晚年曾明确宣布，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同时，他还预计，德国将有可能通过议会选举的胜利而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完整地援引了恩格斯的这段话，他紧接着恩格斯的“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这段话这样评论道：“……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捷径。”[15]这是对恩格斯原文的明显的歪曲。
在俄国革命的过程中，事物却转向另一个方向。在一个落后国家的不利条件下进行的这场革命并未得到人们所期待的西方高度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帮助。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不仅同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不受任何法律规定制约的（列宁语）统治混为一谈，而且，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整个过渡时期被宣布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的固定形式，即哪怕是在发达的社会主义时期也不会消失的一种形式（今天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这样表明其当前的发展阶段的）。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一种完全错误的看法，认为过渡时期政治制度的特殊形式就是马克思所指的专政，因而，对民主和公民自由的否定不是别的而正是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社会主义的“民主”。甚至还有些“正统派”确信，他们宣传这类胡言乱语是在为马克思主义效劳并能代表马克思主义。
从理论的角度看，这一问题本来是老生常谈，但在实践上却是惨痛的，在某些情况下简直是令人发指的，现在的问题在于，要像教科书一样举例说明关于政治机构异化的理论。尽管这个问题是老生常谈，但考虑到其实际意义和与此相关的思想上的误解，仍值得对这个问题加以重视。
我们不去详细论述问题的各个细节，而只想指出，在上述这些“脆弱”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保安机关的异化决不是一个偶然现象，相反是必然现象。正因为如此，这种现象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的角度来看都是有意思的。
这样一种机关为了能完成其任务不得不谋求自身的巩固：不得不从数量上，并且通过提供物质手段来加强这些机构。这些机构为了保证得到必要的情报来源还不得不在人民群众中建立相应的情报机构。一旦具备相应的条件（例如感到危及政权，这个政权便会不惜采取一切手段；除此之外还有旧的警察机构的传统，这些传统与所有那些关于“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空谈相反，会阻碍新的国家机器的运转），那么，在短时间内告密和特务活动的恶性肿瘤便会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内扩散开来。这对于人的社会性是一种危险——虽然有时也吸收忠实“可靠”的人来从事这些工作，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那种潜伏着的犹大一类的人却被发动和动员起来干这种行当。
在这种条件下，保安机关不仅在数量上不断增加，而且还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不断扩大，因为它能吸引某种类型的人，这也是一个规律。如果说在革命时期和革命后的时期人们还能够认为参加这个同敌人作斗争的机关的都是一些有明确思想动机的人，那么，随着情况的进一步发展，这些机关中平庸的“小人”却越来越多，吸引他们的是优厚的物质条件，还有一些人的动机——即使他们对此尚不十分清楚——则是对权力的野心或统治欲。他们能得到这种权力，有时甚至是无限的、不受任何监督的权力。这对那些形形色色的灰心丧气的人们，从充满自卑变态心理的人直至无耻的虐待狂，具有多么大的**力啊。即使是那些具有明确思想动机的人，从他们中间挑选出的也是“有铁石心肠的人”——而恰恰是他们接受了这一挑选——这些人的个性就是擅长担任旨在“整掉”他人的角色。他们并不是一定愿意做这种事，也可能他们想避免这样做，但任何一个心理学家都可以断定，这涉及一个无法避免的现象。
归根结底，这种机关服从于官僚制度的普遍规律：等级森严和对“上”的唯命是从，按照自己的法令行事，使自己活动的意图不受任何制约，对内实行“等级意识”，并竭力想把自己制度的统治强加给外部世界。
只要我们把这个机关的权势，它的不断膨胀的趋势，它的按照等级制结成一体的特性以及日渐构成其干部队伍的那种类型的人联系起来看，我们便会明白，这里涉及的是一个尤其面临着异化危险的机构。这个机构本来应当置于社会的经常不断的和严密的监督之下。同时，这个机构的干部，有必要无条件地实行对任职期间所采取的一切行动承担全部责任的轮换制。然而目前的困境在于，这个机构为了能有效地进行工作，不允许实行轮换制和接受监督，至多也不过是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实行，这特别是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问题和安全机关的异化趋势所涉及的是一个并不违背党的意愿，而是党对此一清二楚并且同意的现象。这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的、受条件制约的概念所造成的后果。假如没有这样一个和在这些基础上行使其职能的机构，党在具体的条件下根本不可能维持其政权。不管怎样，安全机关的异化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危及党本身，而且也已经在实际上危及到党（例如在斯大林的“清洗”过程中）。它会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似乎党和安全机关之间正在进行一场斗争，它们轮流地时而你占上风，时而它占上风。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我们所熟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模式中，我们所看到的是两个“机关”的有机的统一体，尽管它们之间也会出现冲突，但它们不相互依存便无法存在。
下面我们再回到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这个问题上来。
正如列宁所强调的，“无产阶级专政”有两个方面：“专政”的一面，即无产阶级构成为统治阶级；民主的一面，即从历史的观点看它是社会和政治民主的最高形式。
无产阶级构成为统治阶级意味着建立新型的国家，它具有崭新的法治国家的性质，这一点同新的国家为粉碎旧的统治阶级的反抗而在必要时使用暴力是丝毫也不矛盾的。当恩格斯说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时，他想到的正是这一点；对于这一点，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然而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的葛兰西也是这样想的，他强调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的领导权的概念，同行政上的，即公然通过暴力而不是依靠社会的赞同而实现的领导权的概念是相互对立的。显然，这种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都没有排除多元化的可能——恩格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资产阶级专政”在资产阶级国家的范围内（如果这个国家是采取共和国的形式），也没有排除多元化。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不受任何法律制约地行使权力的公式，符合当时同反革命进行浴血斗争的困难条件，是“红色恐怖”的表现，而且被极力地加以鼓吹。它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定义，尽管采取了定义的形式。列宁主要是一个革命的实干家，他曾不止一次给某些为了适应斗争及其形势的不断要求而形成的提法加上普遍定义的形式。
不过，这一切都是次要的问题。根本问题在于——对广大公众来说只有这个问题至关重要——我们如何理解共产主义运动的目标。共产主义运动的目标无疑是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它应成为不只是形式上的，而且是实际上已经实现的人民统治的鼎盛时期。假如有人把这个意义上的民主同到处设立关押“持不同政见者”（即那些敢于持不同于“官方”的观点并对其进行反抗的人）的集中营和精神病院的政权混为一谈，假如有人认为，民主表现为剥夺人民群众享有形成政治见解并作出决定的权利，表现为剥夺知识分子自由发表其科学和艺术见解的权利，表现为剥夺平民百姓在本国自由行动或离开本国的权利等，那么，他向我们兜售的便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恰恰同马克思主义截然对立的论调。
这里，使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个问题的政治方面。而从这一观点出发，就必须肯定，只要“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掩盖机关的专政的幌子，情况便只能如此。这种偷梁换柱的做法反映了社会主义缺乏群众的支持，它的社会基础是薄弱的，它的存在依赖于使用暴力。在这种情况下谈不上无产阶级专政，而只能说以无产阶级的名义对无产阶级，也对社会的其余部分实行专政。在这种情况下，人权和公民权均遭到侵犯。但决不能从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似乎在社会主义国家必然和应当出现这种情况，相反，结论只能是，这里所出现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畸形的和蜕变了的形式。如果说这种形式今天已成为全世界日益尖锐的批判的对象——真正的“左翼”也参加了这一批判——那么，这种批判便是正当的，从中能得出唯一结论：必须彻底改变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从而使这种批判成为多余之举。
[1]选自《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北京，三联书店，1963。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作者这里所指的是“匈牙利事件”后有些人对所谓“斯大林主义”的“义愤”。——译注
[4]载《综合评述》第3卷，1960（17、18）。
[5]选自《哲学译丛》，1979（1，2）。原载法国《人与社会》杂志1976年第41、42期合刊。
[6]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1分册，97～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7]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10页，巴黎，1960。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8～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13页，巴黎，1960。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8～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1]选自《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3]“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3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5]《列宁选集》第3卷，1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