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的辩证法[1]
一、具体总体的辩证法
（一）伪具体的世界及其结构
辩证法探求“物自体”，但是，“物自体”并不直接地呈现在人面前。把握“物自体”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还要走迂回的道路。因此，辩证思维把关于事物的观念与概念区别开来。它不仅以此为基础来理解认识实在的两种形式和两种水平，而且首先以此来理解人类实践的两种类型。在对实在作最初的直接探究时，人不是一个抽象的认识主体，不是一个思辨地对待实在的沉思着的头脑，而是一个客观地实际行动着的存在，一个历史性个体，亦即在与自然和他人的关系中进行着实践活动，并在一个特殊的社会关系综合体中实现着自己目的和利益的个人。这样，实在最初不是作为直觉、研究和推论的对象（与它相反相成的另一极是存在于世界之外的超越世界的抽象认识主体），而是作为人的感性—实践活动的界域呈现在人面前，这个界域构成对实在的直接实践直觉的基础。当参涉个体实践—功利主义地处理物时，实在表现为手段、目的、工具、需要和操持（pr）的世界，而参涉个体则形成自己关于物的观念，并且发展出诸种适用的直觉形式的完整系统，以此来捕捉和固定实在的现象外观。
在历史地决定了的实践的执行者头脑中，“现实存在”和实在的现象形式直接地再现为一系列观念或一些“日常思维”范畴（它们被看作概念只是出于一种“原始的习惯”）。但是，现象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并且往往与现象的规律相矛盾，即与事物的结构、它的本质内核和相应的概念相矛盾。人们使用货币，用它做最精明的交易，但他们从不知道也根本不需要知道货币是什么。直接功利主义实践和与之相应的日常思维，能使人们在世界上找到可行之路，使人们感到与物相熟悉，并能处理它们。但是，这并不能使他们达到对物的实在理解。所以马克思说，社会环境的代理人在现象形态的世界里如鱼得水，但这个世界与他们的内在联系是异化的，而且在这种隔离状态下是绝对无意义的。他们对彻头彻尾矛盾的东西决不会感到不可思议，而且，他们在沉思中也不会对合理与不合理的颠倒提出任何异议。我们这里所谈论的实践，是以劳动分工、社会阶级差别和社会地位等级制为基础的。在这种实践中形成了历史性个体的特殊物质环境，同时也形成了一种精神氛围，将实在的表面形态固定下来，成为一个虚构的亲近、熟识、信任的世界。在这个虚构的世界中，人“自然地”运动着，并与这世界发生日常接触。
充塞着人类生活氛围的现象集合，构成伪具体的世界。这些现象以其规则性、直接性和自发性渗透到行动着的个人的意识中，并获得了自主性和自然性的外表。伪具体的世界包括以下几种：
第一，纷呈于真实本质过程表面的外部现象世界。
第二，操持和操控世界，亦即人的拜物教化实践世界（它与革命的批判的人类实践是不同的）。
第三，日常观念的世界。这些观念是投射到人的意识中的外部现象，是拜物教化实践的产物。它们是这种实践运动的意识形态形式。
第四，固定客体的世界。这些客体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它们是自然环境，使人无法直接看出它们是人的社会活动的结果。
伪具体的世界是一幅真理和欺骗互相映衬的图画，这里盛行着模棱两可的东西。现象在显露本质的同时也在掩盖本质，本质在现象中显现自己，但是，它仅仅显现到一定程度，仅仅显现出某些方面和侧面。现象指示出某些超出它自身的东西，它只有依赖于自己的对立面才得以存在。本质不是直接给予的，它以现象为中介，因而，它在与自己不同的东西中显示自身。本质在现象之中显现自身，本质在现象中的显现表明它在运动，证明本质不是无活力的和被动的。但是现象也同样揭露着本质，揭露本质就是现象的能动性。
现象世界有其可以揭露和描述的结构、秩序和规律，但是，现象世界的结构仍然不能捉住这个世界与本质的联系。如果本质根本不在现象世界中显示自己，那么实在的世界将从根本上区别于现象世界。实在世界就会像在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教义中一样，成为人的“彼岸世界”，而人所能达到的唯一世界就是现象世界。但是，现象世界不是某种独立存在的绝对的东西，现象是在与本质的联系中构成现象世界的。现象与本质没有根本上的区别，本质也不属于实在的另一个等级，否则，现象就将与本质没有任何内在联系。这样，现象就不能在遮盖本质的同时揭露它，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将是相互外在、无足轻重的关系。捕捉某一事物的现象，就是探究和描述“物自体”如何在这一现象中显示自身，又如何在其中隐藏自身。把握现象打通了达到本质的途径，没有现象，没有它的显现与暴露的活动，本质自身将是不可企及的。在伪具体的世界中，事物显露和隐匿自身的现象方面即是本质，现象和本质的区别消失了。现象和本质之间的区别，是不是像真实与不真实之间或者实在的两种不同等级之间的区别一样？本质是否比现象更真实？实在是现象和本质的统一，因此，如果现象和本质中任何一方被孤立起来，并且在这种孤立的状态下被看作是唯一“可靠的”实在，那么，本质就会像现象一样不真实，反之亦然。
因此，与隐匿着的本质相反，现象首先是某种直接显示自身的东西。但是，为什么“物自体”，即事物的结构，不直接地、无中介地显示自身呢？为什么人们必须竭尽全力才能把握它呢？为什么“物自体”要在直接表象之下掩盖自己？它是以什么方式把自己掩盖起来的呢？本质不可能被彻底地掩盖起来，因为，只要人能够谈得上探寻事物的结构，只要他有研究“物自体”的打算，只要揭露社会的隐秘本质和结构的可能性确实存在，那他肯定在做任何探究之前就已经有了确定的认识，认识到存在着事物的结构、事物的本质、“物自体”等诸如此类的东西，认识到存在着关于事物的隐藏着的真理，这种真理与直接显露自身的现象不同，等等。人之所以不厌其烦、竭尽全力地去发现真理，就是因为他们有某种理由假定存在着需要揭露的真理，因为他有关于“物自体”的某种认识。但是，人为什么不能径直地、不经过中介达到事物的结构呢？为什么人必须麻烦地去捕捉本质呢？这种麻烦会把人引向哪里？如果事物的现象与“物自体”不同，可以在直接表象中把握，这是否因为事物的结构与现象是等级不同的实在呢？这是不是表明事物的本质是完全异类的实在，一种在现象背后的实在呢？
本质与现象不同，它不直接在我们面前显现自身，事物的隐匿的基础必须通过特定的活动去揭露。这就是为什么要有科学和哲学的原因。如果事物的现象形式和它的本质是直接同一的，那么，科学和哲学就都是多余的了。[2]
从古代开始，哲学一直在努力揭露物的结构和“物自体”。各种重要的哲学思潮，不过是人类发展的不同阶段上这个基本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各种变体。哲学是一种不可缺少的人类活动，因为事物的本质、实在的结构、“物自体”、实存之有（beis）并不径直地、无中介地显示自身。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哲学确定为旨在捕捉“物自体”、揭示物的结构、展现实存之有的系统批判工作。
事物的概念意味着对事物的理解，对事物的理解意味着关于事物结构的知识。认识的最独特的特性是它对原一的分割。辩证法不是从外部或者作为一种后思进入认识，它也不是认识的一个特性。认识就是辩证法本身，在某一形式中，认识就是对原一的分割。在辩证思维中，“概念”和“抽象”这两个术语具有方法的意义。这种方法即是分割原一以便理智地再现物的结构，也就是去理解它。[3]
认识形成于把现象与本质分开、把表面的东西与本质的东西分开的过程中。因为，只有这样的分离，才能证明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并表明事物的特殊性质。在这一过程中，表面的东西不是被抛在一边，它不是作为不真实或不太真实的东西被分离出来。相反，它之所以被证明是现象性的或表面性的，正是因为它证明了事物本质中的真理。这种对原一的分割是哲学认识的基本要素，没有分割就没有认识。这种分割展示了一种与人类活动相类似的结构，因为活动也以对原一的分割为基础。
思维自发地沿着与实在性质相反的方向运动，它有隔绝和“麻痹”的作用，而且，这种自发运动有趋向抽象性的特点。这并不是思维本身的固有特性，而是从它的实践功能中承袭过来的。一切活动都是“片面的”[4]，因为它追求一个特殊目标，因此把实在的某些片断孤立出来当作本质，而把其余的丢在一边。这种自发活动提升了某些对达到特殊目标有重要意义的片断。这样，它就把统一的实在劈开了，介入到实在当中，对实在作了“评价”。
“实践”和思维对现象进行分离，把实在分割为本质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自发倾向总是伴随着对被分割整体的一种悟识。这种悟识也是自发的，但它只能模糊地出现于朴素意识中，并往往是无意识的。对被分割整体的朦胧悟识，是一切活动和思维的无处不在的背景，虽然它在朴素意识中可能是无意识的。
现象和事物的现象形式，在日常思维中被自发地当作实在（即实在本身）再现出来。这并不是因为它们在表面，因而最接近感性认识，而是因为事物的现象形式是平日实践的自然产物。平日的功利主义实践产生了日常思维，作为一种生存和运动的形式，它既包括对事物及其外貌的熟识，又包括在实践中驾驭事物的技术。但是，在拜物教化实践中，即在操持和操控中，暴露在人面前的世界不是真实的世界，尽管它带有真实世界的“坚实性”和“功效性”。它是一个“形相世界”（马克思语）。事物的观念假扮“物自体”，并且构造出一种意识形态的形相，但是它不是事物和实在的自然特性，相反，它是某一僵化了的历史环境在主体意识中的投射。
观念与概念之间的区分、形相世界和实在世界之间的区分、人们平日的功利主义实践和人类的革命实践之间的区分，一句话，“分割原一”，是思维透视“物自体”的方式。辩证法是一种批判的思维，它力求把握“物自体”，并系统地探寻把握实在的方式。因此，辩证法与日常观念的学究式的系统化、浪漫化是根本对立的。力图正确认识实在的思维不会满足于关于这个实在的抽象图式，也不会满足于同样抽象的观念，它必须扬弃直接日常交往世界的表面自主性。这样，扬弃伪具体以达到具体的思维也就是在表面世界底下揭示出真实世界的过程，是在现象的外表背后揭示出现象的规律、在现象背后揭示出本质的过程。[5]这些现象之所以具有伪具体性，不是因为它们的实存（existence）本身，而是因为实存的表面自主性。在摧毁伪具体时，辩证思维并不否认现象的存在及其客观性。辩证法只是通过指明它们的中介性来扬弃它们虚构的独立性，并且，通过证明它们的派生性来反对它们的自主要求。
辩证法不把固定的人造物、造型和客体、物质世界的整个综合体和观念的整个综合体等看作是某种基始的和独立自在的东西。辩证法不是在现成形式上接受它们，而是对它们加以研究。在研究中，客体的物化形式和理想世界都溶解了，丧失了固定的自然性和虚构的基始性，显现出它们原本是派生的、有中介的现象，是人类社会实践的沉淀物和人工制品。
非批判的反映思维[6]直接地（即不作辩证的分析）在固定的观念和同样固定的环境之间寻找因果联系，并且把这种“原始思维”方式当作对观念的唯物主义分析。由于人们一直是以“挖煤哥的信义”或“小布尔乔亚的怀疑”来认识他们自己的时代，所以教条主义者认为，一旦找出与观念相对应的经济的、社会的和阶级的等价物，他便“科学地”分析了这些观念。这种“唯物主义化”理所当然地什么结果也没有得到，只是造成了双重的神秘化，形相世界（固定观念的世界）的颠倒在颠倒了的（物化了的）物质性中固定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开始分析时必须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人们恰恰是在这样一些范畴中认识自己的时代？通过这些范畴的反射，人们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时代？通过这样的设问，唯物主义者既为摧毁观念的伪具体也为摧毁环境的伪具体准备了基础，因而他可以对时代与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作出合理解释。
辩证－批评的思维方法是对伪具体的摧毁，它溶解物的世界和观念世界中的拜物教化人工制品，以透视它们的实在。当然，这种摧毁伪具体的辩证思维方法不过是改造实在的革命辩证法的另一面。为了要批判地理解世界，解释本身必须根植于革命的实践。我们以后将会看到，实在之所以能够被以革命的方式加以改造，只是因为实在是我们自己构造的，因为我们知道它是我们构造的，而且，实在也只是在这个范围之内才是可以被改造的。在这方面，自然实在和社会人类实在之间的区别就在于，人可以改变和改造自然，但他能以革命的方式改变社会—人类实在，而且，他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这个实在是他自己构造的。
被伪具体掩盖又在伪具体中显现自身的真实世界，既不是与不真实环境世界相反的真实环境世界，也不是与主观幻想世界相反的超越世界，而是一个人类实践的世界。这就是把社会—人类实在理解为生产和产品、主体和客体、起源和结构的统一。因此，真实的世界不是在其拜物教形式背后牵引着先验实存的固定“真实”物体世界（像在某些与柏拉图观念相类似的自然主义中一样）；相反，在真实的世界中，事物、意义和关系被设定为社会的人的产物，而人本身则表现为社会世界的真正主体。实在的世界不是天国的世俗化幻象，不是某种现成的无始无终状态的世俗化幻象，而是人类和个人实现他们的真理的过程，亦即使人成为人的过程。实在的世界与伪具体的世界不同，它是一个实现真理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真理不是给予的和先定的，不是一成不变地摹写在人类意识中的东西，或者也可以说，真理在这个世界中发生着。因此我们可以说，人类历史是真理的故事和真理的进程。摧毁伪具体还意味着，真理既不是无法达到的，也不能一劳永逸地获得。真理本身是发生着的，它发展着并实现着自身。
摧毁伪具体有下列几种方式：第一，以人类的革命—批判实践来摧毁。这个实践与人的人化过程是同一的，而社会革命是它的关键阶段。第二，以辩证思维来摧毁。辩证思维溶解拜物教化的形相世界，以透视实在和“物自体”。第三，通过真理的实现和个体发生过程中人类实在的形成来摧毁。因为，真理的世界也是作为社会存在的每个人类个体自己的个人创造。每个人都必须去占有他自己的文化，他必须自己引导自己的生活而不要别人代理。
因此，摧毁伪具体并不是撕下一块帷幕，露出隐藏在后面的现成的、给予的、不依赖于人的活动而存在的实在。伪具体恰好是人的产品的自主实存，是人向功利主义实践的降格。摧毁伪具体是构造具体实在和具体地观察实在的过程。各种唯心主义流派，或者把主体绝对化，探讨怎样观察实在才能使它成为具体的、美的；或者把客体绝对化，认为愈是彻底地把主体从实在中抹掉，实在就愈真实。唯物主义地捣毁伪具体带来了“主体”和“客体”的双重解放，因为人们的社会实在将自身构造为主客体的辩证统一。这里的“主体”解放指对实在作具体的观察，反对拜物教式的“直觉”；“客体”解放指形成一个在人看来透明的人类环境和合理状态。
人们经常会听到“adfontes”[7]这个口号，这是对极为多样的伪具体现象的一种反动。这个口号和实证主义“无预先假定”的方法论原则，都以对伪具体的唯物主义摧毁为基础和根据。向“本源”的复归采取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形式，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复归像是一个精通于本源批判之道的人本主义学究，为寻求真正的实在对档案和古迹进行研究。但是“adfontes”这个口号的最深刻、最重要的形式中（渊博的经院哲学家甚至在这种形式中发现了野蛮，他们对莎士比亚和卢梭的反应就是证据）包含着对文明和文化的批判，包含着在产品和人造物背后发现生产活动的浪漫主义的或革命的尝试，以及在占统治地位的物化实在背后寻找具体的人的“真正实在”、从固定习俗的沉积物中挖掘可靠的历史主体的尝试。
（二）实在的精神理智再现
因为事物不直接向人表明它们是什么，人没有直接地直观事物本质的能力，所以，人们在获得关于事物及其结构的认识时，要经过一番周折。正因为这种周折是通向真理的唯一可行之路，人类时常试图从这种长途跋涉的辛苦中摆脱出来，追求径直地直观事物的本质（神秘主义是人追求真理时的不耐烦的表现）。但是，人在这一艰难历程中还有迷失方向和半途而废的危险。
“自明性”远非物自身的明证与澄明，它是事物之观念的不透明性。自然的东西显现为非自然的东西，人必须通过努力从其“自然状态”中浮升出来而变成人（人提升自己而成为人之在），并认识什么是实在。一切时代各家各派的伟大哲学家，例如柏拉图和他的洞穴神话、培根和他的偶像幻想、斯宾诺莎、黑格尔、胡塞尔、马克思，都把认识正确地规定为对自然之物的克服，规定为至上的能动性和“力量的运用”。人的认识中能动性和被动性的辩证法突出地表现在下列事实中：为了要认识自在之物，人必须把它变成为我之物；为了要认识事物的不依赖于他的实在，他必须将它们诉诸自己的实践；为了要弄清事物在没有他的干涉时是怎样的，他必须干涉这些事物。认识不是沉思，对世界的沉思要以人类实践为基础。人构造着人类实在，从根本上说，他是作为实践性存在行动着，只有在这一限度内，人才能对实在有所认识。
为了接近物及其结构，发现通向它的路径，与它保持某种距离是绝对必要的。众所周知，对当下发生的事件进行科学的探讨是非常困难的，而分析过去的事件则相对容易些，这是因为实在本身起着某种清理或“批判”的作用。科学要以实验人为地复制这一自然历史过程，这种实验的基础是什么？是适当的、有根据的科学距离。隔着这一段距离，人们可以充分地、不加歪曲地对事物和事件进行观察（席勒在论戏剧的著作中，强调了这种替代真实历史距离的思想实验的重要性）。
物的结构（即物自身）既不能直接把握，也不能通过沉思或单纯反映来把握，只能通过特定的活动来把握。人通过活动把握事物，如果不分析这种活动，就不能透视“物自体”，不能回答“物自体”是什么的问题。分析还必须包括活动的产生问题，活动为人打开了通向“物自体”的途径。这些活动是人以不同方式对世界的占有。现象学详尽阐述的一些问题，诸如所谓“指向某物的意向性”、“对某物的意指倾向”或多样的“知觉方式”等，马克思已在唯物主义基础上作出了解释。马克思把它们解释为人类对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占有：精神—实践的、理论的、艺术的、宗教的，还有数学的、物理的等。人们不能以不适用于数学实在的意向性（例如宗教体验或艺术知觉）去占有数学并把握它。人们生活在几个世界之中，但是每个世界都有一把不同的锁，没有相应的钥匙，或者说，不改变意向性和占有实在的方式，人们就无法从一个世界转移到另一个世界。实践概念永久性地丰富了现代哲学和现代科学，在现代哲学和现代科学中，认识代表人占有世界的方式之一。每一种占有方式都有两个基本要素：主观的官能和客观的意义。什么是意向性？什么是视野？为了把握并揭示事物的客观意义，人发展出一些官能，并用它们把自己装备起来。这些所谓的官能是什么？揭示事物意义的过程，同时就是在人身上造就适当的“官能”，使他能用以理解事物意义的过程。如果人化产生了适当的官能，他就可以把握住事物的客观意义。人们用以揭示实在和实在意义的这些官能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历史产物。
人类认识的任何水平（感性的和理性的）以及占有实在的任何方式，都是以人类客观实践为基础的活动。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与其他方式相联系，并以某种形式被其他方式所中介。人所知觉到的东西总是多于视听器官提供给他的东西。我观看面前的一座建筑物，一开始就直接把它知觉为一座公寓、一座工厂，或一座历史博物馆。这种直接感性知觉是在某一特定情绪中实现的，这种情绪可表现为感兴趣、无所谓、惊奇、嫌恶等。同样，我听到一阵噪声，我即刻把它知觉为一架由远而近或由近而远的飞机的声音。而且，仅凭这个声音，我就能知道这是一架直升机、喷气机、战斗机还是运输机。这样，我的全部知识和文化，都以某种方式参与看和听的活动。我的全部经验、新鲜的经验或埋藏在忘却之中随时准备在特定条件下复现的经验，都参与感知活动。我的全部思维和判断也都是如此，尽管在具体的感知经验活动中它们没有以清晰论断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在精神—实践地占有世界的过程中（它是理论、艺术等其他占有方式的基础），实在作为实存和意义的无差别整体被知觉。而且，它是在事实陈述与价值陈述的统一中被含混地把握的。要从这个丰富而不可穷尽的实在世界中选择某些范围、方面和领域，就要进行抽象和提炼，即进行投射。朴素的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把选出的范围、方面和领域看作是唯一真实的和唯一实在的，而把“其余”方面当作纯粹主观性加以排除。实证主义提出的物理主义图景把人类世界变得贫乏枯竭，而且，它的绝对排他性使实在走了形。它把真实世界降低为单向度、单方面的世界，即只有广延和数量关系向度的世界。此外，它宣称物理主义的世界、理想化真实价值的世界、广延性、量、测量学和几何形体的世界是唯一的实在，并把人的平日世界称为虚构物，这就分裂了人类世界。
在现代实证主义视为唯一实在的物理主义世界里，人只能在特殊的抽象活动中生存，即作为物理学家、统计学家、数学家或语言学家生存，而不能以其全部潜能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来生存。物理世界是经过提炼的认识物理实在的模式，它只是诸多可能的世界图景中的一个，它表现着客观实在的某些本质特性和方面。但是，除了物理世界之外，还存在着别的世界，这些世界也同样可靠，例如艺术世界、生命世界等。换句话说，物理的世界图画并没有穷尽实在。实证物理主义用某一种实在图景代替了实在本身，把占有世界的某一种方式提升为唯一真实的方式。这样，它否认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客观世界不可穷尽、客观世界并不能还原为知识。其次，它把通过客观的人类实践历史地形成的人类主体性财富，下降为占有实在的单一模式。
人把自己的眼光、注意力、行为或评价聚焦在一个个特殊事物上。这些特殊事物是从一个包裹着它的整体中浮升出来的。整体在人的知觉中是一种模糊的背景，或是一种朦胧直觉到的虚幻境域。人如何知觉个别事物？是把它当作绝对孤立的和唯一的东西吗？事实上，人总是在整体的地平线中知觉个别事物的，但整体往往未表现出来或未被清晰地知觉到。人知觉、观察和作用于整体的一个部分，能为揭示事物的独特性和意义带来启示之光的，恰恰是未被清晰地知觉到的整体。因此，研究人类意识必须注意它的两种形式：一是理论—论断形式，即清晰的、论证的、合理的和理论性的认识。二是前论断整体直觉形式。意识是这两种形式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统一，因为它们都以客观实践和对实在的精神—实践再现为基础，并在这上面达到统一。否认第一种形式或使之失去效力，会导致非理性主义和“植物性思维”的形形色色的变种；而否认或贬低第二种形式，则导致唯理论、实证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由于其自身的片面性，它们无情地产生出非理性作为自身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