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1]
一、导言
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类学”这个术语是否合理？如果合理的话，哲学人类学与唯物主义的历史概念是何关系？不仅在批评马克思的著作和以资产阶级的角度诠释马克思的著作中，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著作中，这些问题越来越频繁地出现。本书试图以对“人的本质”[2]概念的分析为基础回答这些问题，人的本质的概念，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起着异常突出的作用。
虽然我们的分析首先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文本为基础，但是为了说明我们采用的阐释方法的合理性，我们必须在此阐明我们的观点：这一人的本质的概念以及更广义的人与历史的概念是马克思早期形成的哲学概念，但也呈现和延续在马克思晚期的“成熟”作品中。晚期作品确实反对《手稿》对某些问题的具体论述，对最初的论述作出了具体的调整和更正，然而，如果不详细考察那些仅在青年马克思作品中细致讨论和形成的哲学观念，我们不可能全面和正确地理解晚期作品。如果我们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人的本质的哲学概念——某些人喜欢称之为“人类学”概念（也许我们可以沿用卢卡奇（GeeLukacs）的说法，把与之相关的问题群总称为社会本体论）——割裂开，我们就会陷入不可解的二律背反，这种情况在批评马克思的历史中以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历史中是屡见不鲜的。于是，一方面我们发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被阐释为从人类的“真正本质”中以人类学的方式推演出来的某种道德公理[3]，或者更糟糕地被当作来世信仰或超验目标；另一方面我们同样频繁地听到这种指斥：马克思把人彻底地消解于历史，把历史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彻底地消解于严格决定的事件、时代和社会经济结构的简单的连续性，这使得一切价值都成为相对的，因而不可能对历史现象作出普遍有效的非实用性评判（例如道德评判）。事实上，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就是这样理解唯物主义历史概念的，从这个方面说，阿尔都塞（L。Althusser）及其学派的理论的“反人道主义”不过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一个普遍趋势的最新版本之一（无疑也是最合乎逻辑的版本之一）。
这两种研究人类历史的方法在标准的阐释中看起来根本对立，然而，在马克思本人那里，这两种方法构成一个统一体，而我们的目标就是寻找并阐释这个统一体的可能性及其内涵。一方面，马克思赋予共产主义社会如下特征：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环境导致的主客观矛盾通过共产主义社会获得历史—实践性的解决，从这种意义上说，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发展的“必然”阶段。他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其中包括他青年时代的朋友莫泽斯·赫斯（MosesHess））的要点就在于批评从对人类真实永恒本性的考察“推出”共产主义的必然性的企图。另一方面，我们无法否认，对马克思而言共产主义不仅仅意味着资本主义阶段之后的、具备“历史必然性”的“高级”阶段[4]——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种社会生活样式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因果上的和时间上的继续关系，也是历史哲学的和道德上的矛盾关系。马克思把共产主义作为一切“史前”的对抗性时代的反面，视之为在道德上值得肯定的人类社会发展形式，其根据之一在于，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将“在最有利于人类本性、最符合人类本性的环境中”实现与自然界的新陈代谢。以上引文表面上看起来属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但事实上出自《资本论》。[5]
我们的观点是，在哲学—“人类学”思想方面，青年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是一个统一体。[6]为了论证此观点，我们不仅要引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文本，在适当场合我们还要诉诸马克思的晚期作品，主要是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和手稿。
二、人作为普遍性的自然存在物
人是什么？马克思对这个古老的哲学问题的探索始于一个唯物自然主义前提：“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7]，也就是说，人是感性的、物质的、自然的存在物，自然界的无意识的因果过程造就了人的存在。进而，人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人的生存依赖于与自然界持续不断的新陈代谢，这是由人自身的生命能动性实现的和保证的：人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8]。与所有自然实体一样，人也是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一方面，这意味着人是受条件制约的、受动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不依赖于他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9]可以说，这些不依赖于他而为他的存在所必需的对象构成了他的无机的身体，“客观的条件，他在无机自然界发现的他的主体的躯体”[10]（就普遍形式而言，这种关系对于人和动物都是成立的）。另一方面，人就如下意义而言也是受制约的：人作为一种自然生命被赋予了大量的需求、动机、自然力量和能力。
一般来说，在马克思的分析中，作为自然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物的人不过是一个前提（datum），他并不关心人类作为一个生物学物种得以形成的人类起源过程。无疑，马克思的兴趣点在于人的社会历史发展，而非人的自然发展。然而，有些论者在此基础上主张，马克思认为人的最初的发展过程——广而言之包括独立于人类能动性的自然界的全部进化过程——在原则上是不可理解的。例如，阿克塞洛斯（K。Axelos）写道：“关于人类历史的绝对开端这个问题尚无答案。马克思把这个问题视为无意义的，因为它不能在感觉—经验的领域得以解决；因而，历史没有绝对开端……他宣称，就逻辑而言不可理解的对象也就是在本体论意义上不存在的。”[11]
然而，这绝对是对马克思观点的误解。马克思是这样——而且仅仅是这样——说的：“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当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12]马克思后来对达尔文理论的热情接纳很可能显示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早期理论倾向。[13]
“但是，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14]正是对人的这些特殊的人类特性分析和对人作为类存在物（Gattungswesen）的刻画确定了马克思的哲学探索的基本方向。不幸的是，Gattungswesen这个词汇的通行英文译法（speg）丢掉了马克思赋予这个德语词的一种含义：这个词中包含的关于人与动物对立的意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反复强调，动物作为某一物种的成员从属于、归附于某一个类（Gattung）；而人则是一种类存在物（Gattungswesen）——可以说是类的存在物，一种类存在物——属于一种自然属性和类本质都不断丰富的存在物。[15]
然而，人与动物的差异不仅表现为术语选择的不同，也为马克思明确地加以讨论。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同时也是这种差异的本质，必须在人与动物各自的生命活动中寻求。“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16]人和动物都必须通过各自的活动来满足需求。然而，动物的活动局限于获取和消耗满足需求的给定的自然对象，这种活动与主动满足需求的过程直接同一。因此，动物的活动是局限性的生命活动。首先，动物行为非偶然性地涉及的对象是受局限的，或多或少地受环境范围的严格制约——一般说来，只有当对象的物理或化学等方面的特性与动物的由基因决定的需求相匹配时，这种对象才能成为这个动物物种全体的需求对象。换言之，动物的需求对象与其直接消耗对象趋向于同一。其次，不仅作为“目标”的对象是固定不变的，构成动物活动的基本要素——动物的基本“能力”——也是固定不变的，为动物的生物学结构所决定，在本质上不可更改，因而，动物行为是依据自然规定性的一个（在原则上）局限性的范围组织起来的，在动物活动中只能建立这样一种规定性。“动物生来就有它的地位、性情、生存方式……”[17]当然，动物活动不能仅仅归结为天生的本能行为，因为动物在其生命历程中作为一个特定的有机体个别地获得的适应性习惯和反应组成了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同样影响着动物活动。然而，动物物种的生物学—生理学结构始终限定着它的习得性反应，这是一个恒常确定的局限。
马克思把人与动物的差别概括如下：“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也就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也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18]
因此，人依据其独特的人类生活活动与动物区别开来，这种独特的人类生活活动就是广义的哲学意义上的劳动。[19]“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同时也就间接地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20]以及“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21]。劳动造就了人对自然的真正的历史关系，同时决定了人与人的基本关系，因此，劳动构成了整个人类生活的基础。
劳动首先是一种以满足需求为目标的活动，这个目标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中介的。劳动改造和塑造劳动对象，以其他对象——自然给予的对象或更常见的人造对象——为工具，从而使劳动对象适合人类使用。“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22]
这种中介表现为：（1）作为中介性的活动，即先于人类对劳动对象的使用（“消费”）并使之成为可能的生活劳动本身；（2）被人置于人自身与需求的潜在对象之间的、充当人类活动的导体和媒介的劳动工具。[23]动物的劳动工具——即动物的器官[24]——只能通过生物进化的无法控制的漫长过程得以发展和变化，而人本身则利用分离的、独立的对象创造着日益复杂的生产工具。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重述了富兰克林关于人是“使用工具的动物”的定义。
那么，从对劳动（作为以物质为中介的活动）这种特殊的人类生活活动的界定中，就劳动对象（即自然界）和劳动主体（劳动者，即人）两方面而言，牵涉什么问题？可以推论出什么？
（1）由于这种特殊的人类活动形式并不是直接利用天然给予的对象满足需求，而是对物质形式的自然物加以改造以适应需求，因此，环境中可以进入人类活动而成为活动对象的事物和材料的范围不断扩大。一方面，劳动改造事物，使之适合人类消费，从而使可消费的对象的范围得以扩大。另一方面，那些自身即使通过改造也不能被人类消费的对象，可以作为工具应用于生产活动中。于是，在人类社会中，伴随着个体消费（马克思后来称之为“个体的消费性生产”）并在个体消费之上出现和发展了一种“生产性消费”，即“生产资料的消费，生产资料被使用、被消耗”，以及“原料的消费，原料不再保持自己的自然形状和特性，而是丧失了这种自然形状和特性”[25]。于是，“使用”（use）和“消费”（ption）这两个在动物生命中无差别的范畴在人类生命中历史性地得到分化；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个体消费对象在人类可以有效使用的对象总体中所占的比例不断缩小。在物质生活中，在生存活动中，人类占有（aneignen）自然的程度不断加深，人类“无机的身体”呈现出不断增长的历史趋势，人与自然的交互关系日趋复杂化和多样化，生物学条件的制约越来越弱。
（2）“……这种再生产（即生产历史过程中人类个体的再生产——本书作者注），一方面固然表现为主体对客体的占有，另一方面，同样也表现为客体的形成，客体从属于主体的目的，客体转化为主体活动的结果和容器。”[26]劳动和生产不仅意味着作为主体的人对作为客体的自然的占有，同样意味着作为主体的人及其活动的对象化（Vergegenstandlig）：在生产中“劳动对象化（vergegenstandlicht）了，而对象被加工了。在劳动者方面曾以动（Unruhe）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东西，现在在产品方面作为静（ruhende）的属性，以存在的形式表现出来（inderFormdesSeins）”[27]。动物活动的结果是使某些环境中的对象被消耗，另一部分转换为动物的躯体，物种的生命循环导致了动物自身与环境之间的稳定平衡。劳动最终自然也要指向诸多人类需求的满足，但是生产过程使得人造对象不断产生并成为人类环境中的恒常元素。于是，人类所处的环境取决于人类自身有意引发的改变，人类活动不仅实现和维系人与环境之间的平衡，而且经常扰乱并在更广泛的基础上重建人与环境之间的平衡。总之，历史的发展使得自然环境被社会文化环境取代，社会文化环境是前人和当代人的生产活动的结果，其基础是具体化的人类能力，是“人的本质力量”（menschlikrafte）的对象化显现。“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verdoppelt）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28]马克思在《费尔巴哈批判》中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缺陷之一在于无法认识到人周围的感性经验世界不是直接而恒定地给予的、自我同一的抽象“本质”，“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在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方式，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29]，即使最简单、最常见的对象也是如此。
这种对前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批判当然不能理解为如下正确但空洞无物的断言：人周围的世界留下了先前人类活动的印迹。马克思的“对象化”概念并不是简单地指涉人使用已适应人的需求而改造过的人造对象这一事实，而是指涉包含在这一事实中的人与环境关系方面的根本变化：强调在真正的人的生活中的对象发挥作用的特殊方式。当然，所有对象——包括自然对象和人造对象——都可以依据具体场合的需要而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方法加以运用。我们可以用杯子喝水，也可以投掷杯子打人，还可以用它充当镇纸，甚至可以用来盛蝴蝶。然而，自然对象就其使用方式而言可以说是“中性”的，而作为对象化的人类劳动产品则不然：在真实的社会生活情境中，它们有一种标准的、“正确”的使用方式，未经过一定的社会规范认可，是不允许随意违背的。杯子是用来喝水的；粗略地说，它是一只杯子，就是因为它的规范的和通常的功能是用来喝水。人类产品存在于一种规范和社会使用规则的网络之中（通常与“习俗”有关），人类产品在这个网络中获得定位和“意义”，这个网络规定了应用人类产品的正确的目标和方式。由于对象是为这种用法而实际制造出来的，为这个目标并且仅为这个目标进行了具体的改造，所以规范可以说已经内含在它的构成机制中。正是就这种意义而言，人造对象是人类能力的对象化：人造对象以物质形式呈现了行为的方式和方法，这些方式和方法是每个个体必须“拥有”的（把相应的使用规则内化于心）——至少就他环境中的最一般的要素而言，这样个体才能过一种（对他的社会而言）正常的人类生活。因此不同于自然界，社会生活即使在最简单的形式中也表现出规范的模式，而劳动产品充当了这些规范的物质工具[30]：劳动产品不仅是使用的对象，而且是运用价值的对象。
由于人生活在这样一个人化的世界中这一事实，人从出生起就面对着通过历史演化形成的、表现为物质形式的人类的能力和需求，整个社会发展历程造成的结果以对象化的形式供他使用，正是基于以上事实，人不能从零开始，而只能从前辈已经到达的位置出发，继续发展。在这个“占有”（Aneignung）人化对象（这些对象构成了社会化的主要维度之一）的过程中，个体把历史创造的、对象化于环境要素中的社会性的需求和能力转化为个体生活的需求和能力——传统的物质—实践转化通过这种方式在社会中得以实现，历史连续性的基础得以延续，社会进步由此成为可能。因此，正是作为对象化的人的本质的劳动为历史创造了可能性。“人们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自己的生活，而且是用一定的方式来进行的……”[31]
然而，劳动不仅改变它所指向的对象，也改变劳动主体自身：它不仅变革外部自然，也变革人的本质。“在再生产的行为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乡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清除了林木的耕地等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培育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发展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发展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32]
（3）如果把创造新的人造对象的历史活动理解为消费产品或商品的方式，则这种创造不仅意味着人把自己的活动拓展到自然界的新领域，从主体的角度说，还意味着人发展了新的活动能力。正如新的消费对象的出现意味着产生了新的使人获得快乐和满足（Genuss）的方式和潜在可能性[33]，同样，新的劳动工具的出现意味着新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能力的形成。“对这些力量（即生产力——本书作者注）的占有本身不外是同物质生产工具相适应的个人才能的发挥。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对生产工具的一定总和的占有，也就是个人本身的才能的一定总和的发挥。”[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