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方面是社会财富的积累，另一方面则对应着人的能力的积累。“真正‘积累’起来的，但不是作为死的物质，而是作为活的东西‘积累’起来的，是工人的技能，是劳动的发展程度（诚然……每一特定时刻所具有的、作为出发点的劳动生产力发展程度，不仅以工人的技能和能力的形式存在，而且同时存在于这种劳动为自己创造的、并且每天都在更新的物质工具之中）。这是形成出发点的真正的前提，而且这个前提是一定发展进程的结果。”[35]通常我们可以这样说：人只有通过物化的方式才能形成和发展自身的能力。从主体能力的角度考虑，历史上最早生产出来的对象通常是差强人意的——这种生产往往源于“幸运的巧合”，在某种特定环境条件下凭借陈旧的不充分的能力把对象创造出来（这种“巧合”可以在没有任何人类干预的情况下自然发生，但也可以是——在高级阶段——人类主动探索的结果）。唯有通过生产的经常性重复的过程，人才能掌握他自身的活动方式，控制“自身力量的施展”，并发展自身的相关技能，形成统一的能力。[36]
这种新获得的生产能力的客观内容是什么？主体掌握某种生产方法意味着劳动者形成了一种统一的活动，把为实现欲求的目标所必需的原料和劳动工具具体结合起来（关于目标和意图的问题见下文）。于是，所形成的能力表现为自然界的某种客观的结合转换为主体的活动。人通过发展新的生产能力，在自己的活动中提升自己，并按照人的行动原则来改变那些并不属于其自身（生物学的）本性的自然法则。劳动（至少就其发达形式而言）“征服自然的力量并迫使它们为人的需要服务……”[37]因此人有能力把范围更广阔的、在原则上无限的自然规律和自然联系转化为人的活动的规则和原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把人（借用歌德的比喻）定义为“呼吸着一切自然力（Naturkrfate）”[38]的存在物。
（4）人的每一个行为在其自身中已经预设了存在着一个需要[39]，它决定着这个正在进行的活动。但是在社会再生产的连续历史过程中，需要（needs）[40]与生产能力之间的关系倒转了。
当然，人的劳动活动必须历史性地预设一个给定的需要系统，这个系统是由人的生物学结构决定的，并以它为出发点。尽管如此，我们不应把物质生产理解为指向那些被假定为永恒的、不变的、“自然的”需要的活动（所谓变化，只能表示越来越复杂，因而越来越有效、越来越安全等含义）。真正指导和决定生产的需要不是那些“原始”的、抽象的生物学需要，而是社会性需要，社会性需要本身就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先前的物质生产活动过程的结果。“……需要也如同产品和各种劳动技能一样，是生产出来的……历史地自行产生的需要即由生产本身产生的需要，社会需要即从社会生产和交换中产生的需要越是成为必要的，现实财富的发展程度便越高。财富从物质（stofflich）上来看只是需要的多样性。”[41]唯有通过大量地创造和生产一个新对象，人才能唤起对这个对象的社会性、集体性的需要。[42]
需要的历史性建基于并且取决于劳动作为特殊的人类生命活动的特性。
第一，满足人类需要的对象不是自然给予的、环境中的事物，而是最初进入生产活动的对象，经由人的物质活动改造和生成的自然物质。因此，具体的、历史性的个人的需要并不指向具有适当的物理、化学等方面属性的事物，而是指向那些本身具备社会—历史特性的产品。甚至人的通常固定不变的“生物学的”需要也在历史过程中改变了“形式和方向”[43]，以至于其具体内容不适于用自然科学的术语描述。马克思经常以人的饥饿为例说明这个问题。他写道：“……生产使消费得以完成。首先，对象不是一般的对象，而是一定的对象，是必须用一定的而又是由生产本身所媒介的方式来消费的。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因此，不仅消费的对象，而且消费的方式，不仅在客体方面，而且在主体方面，都是生产所生产的。所以，生产创造消费者。”[44]
第二，物质再生产的连续过程使得新的需要衍生出来，这些新的需要就起源和内容两方面来说都直接地是社会性的。由于劳动的中介特性，由于人类活动通过作为工具的其他对象的中介作用指向劳动对象，对这样一类产品的社会需求出现了：它们不能被任何个人消费，却是社会不可或缺的，因为只有它们使得现有形式的生产过程的连续性成为可能。在马克思看来，“生产需要”的动态变化是历史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需要往往直接来自生产或以生产为基础的情况。世界贸易几乎完全不是由个人消费的需要所决定，而是由生产的需要所决定。”[45]除社会性的生产需要以外，还存在着“表现为社会需要的个人需要，即个人不是作为社会中的单个人，而是同其他的人共同消费和共同要求的需要——这些需要的消费方式，按事物的本性来说，是一种社会的方式……”[46]无疑，马克思所说的表现为社会需要的个人需要不仅包括对产品（现在我们称之为经济“基础”的要素）的社会需求，也包括对这样一类对象的社会需要，这类对象的用处“来自于它们的社会功能”（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货币的辨析），例如商品生产者团体对货币这种社会对象的需求。
第三，由于社会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具体特性，更重要的，由于劳动本身的社会性、自觉性本质，产生了新形式的个人需要（更一般地说，社会认可的行为动机），这些新形式的个人需要——至少就其实际与人相关的内容而言——不能简单地视为由基因决定的生物学需要在人类身上的体现。[47]其中某些需要，如从事有意义的、有目标的、追求成功的活动的需要，与人交往、获得认同的需要，可以作为人的存在的一般特征，虽然它们的“形式和方向”当然是在历史过程中不断改变的。另一些需要在更狭窄的意义上是历史性的，它们生成于某些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例如满足中立的科学的好奇心的动机），或者仅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以特定的社会形式出现（例如马克思眼中的宗教需要）。[48]只有新性质的需要和需求在社会物质生活过程中的出现才能解释在物质生产以外（最终与物质生产的规定性相一致）出现的人占有自然和人自身的新模式，新的精神的或心灵的（geistige）生产形式。“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49]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远离固定的生物学限制，而且逐渐失去了片面利用的特性。[50]
马克思总结了关于经济生活不同领域（或不同要素）——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关系的分析，他写道：“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greiftuber）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51]在社会再生产的连续过程中，一切惰性的事物和固定的定势都消解、再造和改变，成为历史性地相互关联的人类个体和人类世代的永无止息的实践活动的要素。“具有固定形式的一切东西，例如产品等等，在这个运动中只是作为要素，作为转瞬即逝的要素出现。直接的生产过程本身在这里只是作为要素出现。生产过程的条件和物化本身也同样是它的要素，而作为它的主体出现的只是个人，不过是处于相互关系中的个人，他们既再生产这种相互关系，又重新生产这种新的关系。这是他们本身不停顿的运动过程，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更新他们所创造的财富世界，同样地也更新他们自身。”[52]
然而，首先由于生产和需要的辩证关系，由于人类需要本身的历史生产，在社会中劳动过程不仅不断地重新开始，而且通常在一个更广阔的基础上重新开始，就劳动对自然和人的影响而言，劳动在量和质两方面越来越具有普遍性。人潜在地具有这样的能力：可以把一切自然对象转化为他的需要和活动的主观质料，可以“呼吸”一切自然能力，即可以把原则上范围无限的自然法则和规律转化为他自身的行动原则，从而持续地扩展自己的环境，乃至于与日俱增的程度。因此，就这个意义而言，如果说劳动构成了人的本质活动，那么人在本质上是一个普遍性的自然存在物。“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53]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这种意义上的人的普遍性只是内在于作为特殊人类活动的劳动的一种趋势。如前文所述，哲学上的劳动概念不能简单地还原为技术性的行动，它表示总是存在于某种社会形式中的人类自我转化的物质活动。正是劳动在其历史具体性中的这种社会形式——即社会生产关系的某种历史类型——在每个历史时期，在给定的社会经济形式中决定着通向普遍性的实现形式、程度和限度。马克思明确强调，正是生产关系“决定着生产的全部性质和全部运动”[54]。生产关系不是简单地加速或减速、“促进或阻碍”被假定为不可抗拒的“技术性的”发展过程，而是在总体上确定发展过程得以实现的实际社会条件。首先，正是这个社会生产条件决定了发展方向，发展可以（而且事实上）接受这个方向（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的发展形式）。例如，马克思反复指出行会体制的手工业生产发展与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发展的不同特性：前者本质上指向表现为使用价值的个人产品的艺术风格[55]（并进而引导上文所讨论的发展进入经济学意义上的非生产性渠道），而后者以社会财富生产为目标，即通过大生产、劳动过程合理化等方法追求价值和使用价值，通常表现为这样一个趋势：无止境地扩张客观生产力，作为代价使“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片面化，受到限制”等等。[56]其次，正是生产关系的现存形式决定了积累的特性和速度（什么可以积累，积累的程度以及由谁积累），并进而决定了生产本身的经济可能性和扩展范围。只有在资本主义阶段，生产在质和量两方面的扩展程度才成为经济运行本身的必要前提。在所有其他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中，劳动全面化的长期历史趋势使得劳动仅仅是自发的，并且受到经济组织本身的阻碍：在这些社会形式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机制，它们不仅减缓劳动的主客观因素的发展进步，而且在某些历史条件下（例如马克思经常讨论的“亚洲停滞”）持续地遏制这种发展进步。[57]“资本把财富本身的生产，从而也把生产力的全面的发展，把自己的现有前提的不断变革，当作它自己再生产的前提。”这种“全面趋势……使资本同以往的一切生产方式区别开来”，这些生产方式“都随着财富的发展……没落了”[58]。
人类实现普遍性的历史过程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这个过程表现为人的自然化，即他的“无机身体”的成长，与人的活动相适应的自然现象以及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的范围的扩展：人由一种受限制的自然存在物走向越来越具有普遍性的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这个过程表现为自然的人化，即“自然限制（Naturske）的退却”：人类活动对自然的改造使得不断拓展的人类物质环境中的要素越来越多地成为先前劳动的产品，成为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由此人与自然的“统一”在作为人类物质活动的生产中得以实现：这种统一不是最初给定的、稳定不变的人类存在的本体论事实，而是在历史进步中并且通过历史进步不断展开的过程。“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durchgefuhrte）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59]因此，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虽然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二者可能暂时地、相对地彼此分离和相互对立）。马克思借助“sive”这个符号表示这种统一，这个符号表示相等，他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特别偏爱这个符号：“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60]等等。“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61]
如同上面的引文所显示的，马克思赋予“劳动”双重维度和双重含义。他首先把人类生产活动视为一个具有人类学—社会学的特性的过程，视为人类在历史进程中自我创造、自我转化的过程。“因为在社会主义的人看来，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Werden）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产生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62]但是马克思也把劳动视为一个具备自然进化特性的过程，视为自然进化的最高级的形式和类型。“劳动（Arbeit）是活的、塑造形象的火；是物的易逝性，物的暂时性，这种易逝性和暂时性表现为这些物通过活的时间而被赋予形式。”[63]当然，马克思并不把对宇宙而言的重要性赋予劳动，通常也不赋予人。谈论整个宇宙的发展当然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就我们所知的自然界这个部分而言，就这个我们可以讨论的正在发生的进化过程而言，劳动和社会生产表现为自然界发展的最有效和最普遍的形式和模式——而不仅仅是单纯地从外部改造自然对象使之适合预定的人类的要求和消费。[64]
三、人作为社会性的和有意识的自然存在物
把人归结为劳动的，因而具有普遍性的存在物，并没有涵盖马克思“人的本质”概念的全部内涵。前文所描绘的人类存在的特征本身就必然推演出进一步的特征，这部分地是对前述规定的补充，部分地已经包含在前述规定之中，因此后者已经被前述规定所预设（至少是暗含于其中）。
首先，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是群体（Gemeinwesen）和类的存在物（Gattungswesen）。“因为人的本质（menschli）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Gemeinwesen），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和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gesellschaftli），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65]
把人归结为社会性存在物包含两方面密切相关的含义。其一，一个人必须与他人保持接触和交往，否则他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不能过人的生活。在马克思看来，人作为社会本体论的基本元素（这是社会契约论的意蕴之一），作为可以脱离群体（至少在本质特性上）界定的存在物的概念是一种哲学幻相，仅仅以扭曲的唯心主义的方式表达（和论证）了个人的生活条件，因为个人总是卷入具体的、纯粹功能性的、非个人的商品生产社会的关系之中[66]（马克思通常用Gemeinwesen这个术语表示人类社会的这个方面——人的存在的群体特性）。其二，人之所以为人，正是因为他在一定程度上占有了由前辈或同时代的其他人创造并对象化的能力、需要、行为方式、观念等，并纳入他自己的生活和活动。因此，一个人类个体作为一个具体的人，即使单独地作为他自身，也是社会交往和历史的产物。“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Genuss）[67]决不仅仅存在于直接共同的活动和直接共同的享受这种形式中……甚至当我从事科学之类的活动，即从事一种我只是在很少情况下才能同别人直接交往的活动的时候，我也是社会的，因为我是作为人活动的。不仅我的活动所需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本身，都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的活动……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人的个人生活和类生活并不是各不相同的，尽管个人生活的存在方式必然是类生活的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方式，而类生活必然是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个人生活。”[68]（马克思通常用Gattungswesen这个术语表示人的社会性这一方面——虽然他对术语的使用从不完全一致）
另一方面，劳动个体的活动本身——即使不考虑他与他人的实际联系——总是具有社会历史的特性，因为他所应用的劳动工具和劳动技术是占有前人创造的生产力和对象化的能力的结果。[72]这是由劳动作为物质性的中介活动的特性决定的：劳动只有通过使用和“消费”先前的对象化的劳动（作为“生产消费”的生产）才能实现，因此，每一个单独的孤立的生产行动都是被社会历史地决定的。[73]
显而易见的是，人的社会性的上述两个方面（群体性和社会历史决定性）互为彼此的前提。只有在人类共同体中，通过与他人的交往，个体才能占有历史地创生和对象化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儿童一开始就发现自己处于人造的人化的、已内蕴着人类本质力量的环境中，但是对象作为环境的要素并没有被直接赋予“真正”的人的含义。“自然界，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都不是直接地同人的存在物相适应的。”[74]人的对象不是被简单地给予人，而是作为任务被安置在人面前。一个人为了实际地和这些对象发生联系，为了使它们实际地成为人的对象，实际地成为人类力量的对象化，就必须在自身之内发展起运用或再生产这些对象的能力。就社会实践行为的基本形式而言，这个“学习”过程（人的能力在确定的社会形态中发展的过程）只能以“成年人”为中介，在其帮助下完成，也就是说，这个过程必须在社会中，在人类群体的实际现存形式（例如家庭）中完成。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长大”的过程与动物相比如此之长，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个过程与他需要占有的能力的实际历史发展过程相比如此之短。[75]另一方面，人类个体之间的实际关系——抛开那些可以被视为人的历史进化的起点的、原始的、半本能的人类共存形式——从来不是直接生物性的、完全“自然”的关系：人作为具体的历史的个体，必须以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某些形式为前提，这些交往形式对他们来说是已经存在和设定好的，他们可以在自己的生存活动中修改这些形式，这些形式与他们具体的个人特性共同限定了交往的内容和范围。
马克思这样总结个人与社会的一般关系：“显然，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bedingt）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联系的，后代的肉体的存在是由他们的前代决定的，后代继承着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这就决定（bestimmt）了他们这一代的相互关系。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不断地进行着，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83]
此处有两点需要注意。其一，不能把决定具体个人的社会—历史条件理解为与个人相异化的、从外部强加到个人真实的“原始的”冲动和动机之上的、窒息和压抑真实自我的桎梏。[84]这些社会—历史条件是个性的真实的内部条件，换言之，个人拥有和内化了这些条件，并转化为自身的性格要素。“……人不是抽象地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85]对象化（并因而成为客观物质性存在）的人类能力、需要、接触形式和行为形式通过被个人占有再次转化为生活个体的性格，转换为主观世界和个人生活的要素和成分。每个人具体的独特的性格就是以这种方式——通过主动地占有人造的社会性的世界、通过占有某些特定方式——形成的。在特定历史时期，对于特定阶级的个人，这些社会条件以及它们所决定的社会形式确实表现为施加于相关个人的外在的偶然性的束缚和阻碍、破坏个性的表达的异己力量——在异化的整个时期这是一个普遍趋势。但是这是必然结果，因为这些特定的社会条件，这些历史性存在的具体形式以及对具体形式的积极占有，在个人之中发展了这些要求、目标、能力和潜能，与此同时又阻止（或者仅仅片面地许可）它们的实现和达成。这种内在的不一致和分裂使得个人感觉不到自身生命的真实存在，反而把这些社会条件当作不可抗拒的命运，这反映了个人生活于其中并在其中被决定的社会现实的分裂和自我矛盾：“有个性的个人与偶然的个人（zwiIndividuumundzufalligemIndividuum）之间的差别，不是概念上的差别，而是历史事实。在不同的时期，这种差别具有不同的含义，例如，等级在18世纪对于个人来说就是某种偶然的东西，家庭或多或少地也是如此。这种差别不是我们为每个时代划定的，而是每个时代本身在它所发现的各种不同的现成因素之间划定的，而且不是根据概念而是在物质生活冲突的影响下划定的。一切对于后来时代来说是偶然的东西，对于先前时代来说则相反，亦即在先前时代所传下来的各种因素中的偶然的东西，是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交往形式。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在上述这种矛盾产生以前，是与他们的个性相适应的条件，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什么外部的东西；它们是这样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生存于一定关系中的一定的个人独力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以及与这种物质生活有关的东西，因而这些条件是个人的自主活动的条件，并且是由这种自主活动产生出来的。这样，在矛盾产生以前，人们进行生产的一定条件是同他们的现实的局限状态，同他们的片面存在相适应的，这种存在的片面性只是在矛盾产生时才表现出来，因而只是对于后代才存在。这时人们才觉得这些条件是偶然的桎梏，并且把这种视上述条件为桎梏的意识也强加给先前的时代。”[86]
如果说前文对马克思关于劳动的概念的讨论是从人逐渐成为普遍性的自然存在物的过程的角度考察历史发展，那么现在我们从人作为普遍性的社会存在物的角度考察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同生产发展的过程一样，它不仅在抽象形式上获得社会特性（就这个意义而言，每一个劳动行为总是社会性的，因为它预设了通过个人之间的交往占有历史地创造的手段和能力），而且在具体内容上也获得社会特性（就这个意义而言，每个人开始互相为其他人生产，他们的产品互相供应给其他人，他们的劳动仅仅作为总体的统一的全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一个构成部分而实现）。个人的合作劳动，在小规模的独立的地域性群体中的直接合作劳动，被逐渐覆盖全世界的劳动分工与协作取代。于是，个人成为“协作工作团队”中的一个成员，劳动者之间的协作不是在自己掌控下的自觉自愿地结成团体来实现的，而是由隐藏在劳动者身后的社会关系的具体网络造成的结果。通过这种方式，每一个个人的生活开始依赖于由其他个人组成的成长环境的活动，每个人不再单独地作为个人与他人接触和交往，而是获得了——至少在理论上获得了——利用人类经验的可能性，这些经验不仅包括在他所处的特定群体中积累的主观财富和客观财富，而且包括在全人类中积累的财富。世界历史不过是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经历了从宗族、部落、民族直到国家的演化，在这个过程中人自身转变为世界历史性的、社会性的、普遍性的个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87]
马克思所讨论的人的本质的另一个特性是意识。“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