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资本论》第1卷，177页，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68。
[23]“只是有了用于新生产的最初的产品——哪怕只是一块击杀动物的石头——之后，真正的劳动过程（dereigesprocess）才开始。”（马克思：《1861—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第二部分，第3卷，第1册，87页）
[24]马克思本人反复应用这个对比，参见《资本论》第1卷，179、341等页。
[25]《大纲》，90页。
[26]同上书，489页。
[27]《资本论》第1卷，177页。译文有改动。
[28]《经济学哲学手稿》，载《著作》，295页。译文有改动。
[29]《德意志意识形态》，载《著作》，417页。
[30]在社会生活中，劳动的物质产品当然不是规范的唯一载体；进一步说，劳动的物质产品也不是传递累积的社会经验的唯一中介。社会性即使在最简单的形式中也需要预设一个普遍的前提条件：存在另外两个对象化的规则系统——语言和习俗（就这个词的狭义而言）——规范个体的日常生活和交往。对象化的这三种基本形式——产品、习俗和语言——将在第二章至少部分地讨论。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体现在这个过程中：在生产和日常生活的原始的未分化的统一体中，以上述三种普遍系统为基础，衍生出新的、更高级的对象化形式——文字系统、法律系统、艺术系统、科学系统等。关于这个发展过程，参见卢卡奇（G。Lukacs）《审美的特性》第一章（《卢卡奇全集》第11卷，鲁赫特汉德，诺依维德，1963），赫勒（A。Heller）《日常生活》（学院，布达佩斯，1970），以及本斯（G。Bence）《语言在日常生活理论中的位置》（载基什（J。Kis）主编：《一般语言学习》第7卷，1970）。
[31]《德意志意识形态》，载《著作》，421页。
[32]《大纲》，494页。
[33]“只是由于人的本质（menschli）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uss）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Wesenskrafte）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经济学哲学手稿》，载《著作》，309页）
[34]《德意志意识形态》，载《著作》，421页。
[35]《剩余价值理论》，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MEW版，第26卷，第3册，292页。
[36]“消费完成生产行为，只是……由于消费使得在最初生产行为中发展起来的素质通过反复的需要达到完美的程度（Fertigker）……”（《大纲》，93页）
[38]《经济学哲学手稿》，载《著作》，325页。
[39]这正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的特色：马克思从来不把“需要”和“能力”截然分开。人的本质在于“需要和欲望的总体”（《大纲》，245页）。在人的真实性格中，需要和能力结成一个活的统一体：“被动”的需要和“主动”的能力互为前提条件，并且相互转化。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用一个特殊的单独术语表示这个有机统一体：“人类的本质力量”（menschliskrafte）。一方面，人是能动的存在物，即他可以仅凭发展和施展自身的能力来满足需要；另一方面，已形成的能力需要一个自身的范围，即表现为对活动的一种特殊需要。“他的每一种本质活动和特性，他的每一种生活本能都会成为一种需要，成为一种把他的私欲变为对他身外的其他事物和其他人的癖好的需要。”（《神圣家族》，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部分，第3卷，296页）在马克思的晚期著作中，这个问题同样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在关于劳动作为特殊的人类需要的理论中。例如马克思对亚当·斯密把劳动看作牺牲的观点的批判（《大纲》，610页）。马克思当然知道，对现代社会中的人而言，在需要和能力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但是马克思把这道鸿沟视为一种历史现象，视为劳动与异化的“自然形成”（naturwuchsig）的区分所造成的后果。
[40]关于如何翻译马克思的术语“Bedurfnisse”，存在争议。克拉德指出（《市民社会的辩证法》，108页），马克思本人把“wants”译为“Bedurfnisse”（《资本论》第1页对巴尔本（Barbon）的翻译）。在一般情况下本书沿用“wants”这种译法，这与马克思所强调的“Bedurfnisse”的客观性和社会性本质更相符。只有在明显论及个人性和主观意识的要求的语境中，或者马克思著作的英文译本已采用“needs”的译法时，本书才采用“needs”。
[41]《大纲》，527页。
[42]劳动与需要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文献研究中经常出现误解的领域之一。例如，科拉科夫斯基（L。Kolakowski）在论文《卡尔·马克思与真理的经典定义》中写道：“马克思全部认识论思想的出发点在于相信人与环境的关系是人类这一物种与其需要的对象的关系……”（科拉科夫斯基：《通向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42～43页，纽约，果园出版社，1968）这个判断是错误的，因为它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具体特征；这种特殊性不存在于由物种特征决定的、固定不变的人的需要中，而存在于作为人类物质活动的劳动所创造的新需要中。马克思明确强调：唯有生产使人真正成为人类，因此，生产造就了人与自然的历史关系；新需要的产生是历史的第一幕（见《德意志意识形态》，载《著作》，420页）。构成人与动物的主要区别的正是这个事实：“当然，物质生活的这样或那样的组织，每次都依赖于已经发达的需求，而这些需求的产生，也像它们的满足一样，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在羊或狗那里是没有的……尽管目前形态下的羊或狗无疑是历史过程的产物。”（同上书，461页）“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马克思：《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1863—1965年手稿片断，载《马克思恩格斯档案》，第2卷之七，234页，莫斯科，1933）在马克思看来，从需要和消费出发是保守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标志性符号（见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格律恩的批判）。事实上，如果我们把需要视为社会生活中的原始的、非历史性的、固定不变的数据，我们就会倒向相对主义，否认任何形式的历史发展——正如科拉科夫斯基在认识论研究中倒向了不可知论的相对主义立场（他却把这种立场归于马克思），认为一个人和一只苍蝇见到的“世界景象”、一切类型的有机生命（包括人）获得的对实在的感性描述拥有同等程度的“真理性”和“真实性”（《通向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48页）。
[44]《大纲》，92页。另见《经济学哲学手稿》，载《著作》，310页。20世纪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以社会和社会文化规定性的不同来解释进食习惯和规范的广泛差异，这从经验角度证实了马克思关于基本个人需要的社会特性的观点，虽然这些需要在今天经常被视为纯生物学的。
[45]马克思：《哲学的贫困》，42页，莫斯科，外文出版社。译文有改动。
[46]《大纲》，532页。在马克思的晚期著作中，对个人的需要与公共的需要、消费需要与生产需要、必要的需要与奢侈的需要的辩证关系的分析也构成了一个重要部分（这些分析大多与对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有关）。之所以可以这样理解，是因为马克思认为这些辩证关系构成了人类历史的最重要的维度之一。马克思在《大纲》中指出，严格地说，“必要的需要就是本身归结为自然主体（）的那种个人的需要”。但是历史发展（在资本主义阶段这种趋势尤为强劲）使得“过去多余的东西便转化为必要的东西，转化为历史地产生的必要”（同上书，528页）。例如，“手工业本身并不表现为必然要和自给自足的农业相并存，这种农业是把纺、织等等作为家庭副业来经营的。然而，举例来说，如果农业本身是建立在科学经营基础上的，如果它需要机器，需要通过贸易得到化肥，需要来自远方国家的种子等等，而且，如果农村的家长制手工业消失了（这一点已经包含在前提中），那么，机器制造厂、对外贸易、手工业等等就成了农业的需要。农业或许只有靠输出丝织品才能得到鸟粪。这样，丝织厂就不再是奢侈品的生产部门，而是农业所必要的生产部门了……由于这一原因，便发生了下述现象：以前表现为奢侈的东西，现在成为必要的了，而所谓奢侈的需要，例如对于那个自然产生的并完全从自然必要性中成长起来的部门来说，也成为必要性了。”（同上书，527页）关于个人的消费需要与直接社会性的生产需要的动态互动关系的最复杂的分析，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中对工业革命历史过程的分析。
[47]此处无法讨论这个问题，但是至少我们必须指出根本需要这个概念在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中的决定性地位。这类需要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产生，在被压迫的生产者阶级（即无产阶级）中发展，但是在现存的社会关系系统的框架内无法满足。例如，“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马克思认为这是工厂的“革命的一面”（《哲学的贫困》，144页）。马克思认为，对普遍性、“流动性”和劳动职能变换的要求被资本主义工厂组织劳动的社会形式所遏制，因为资本主义工厂必然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专业”——正是这个事实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绝对的矛盾”（见《资本论》第1卷，第四篇，第十三章，第九节）。马克思对“根本”需要——即被压迫阶级的就其本性和内容渴望超越现存的社会关系系统的需要——的革命重要性的强调与马克思的一般理论出发点完全一致，他把已经获得的生产力与现在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确定为革命的终极基础，并把革命阶级本身视为“最强大的生产力”（《哲学的贫困》，174页）。在当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生产者的基本社会团体而言，“饥饿革命”的情况已不再流行，在此局面下，马克思的以上思想对于这些国家的激进运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无疑具备特殊的重要意义。关于这个问题见对“新劳动阶级”——尤其是意大利和法国——的最新讨论。
[49]《经济学哲学手稿》，载《著作》，304页。
[50]“……自然界失去了自己的纯粹的有用性，因为效用成了人的效用。”（《经济学哲学手稿》，载《著作》，308页）
[51]《大纲》，99页。
[52]同上书，712页。
[53]《经济学哲学手稿》，载《著作》，293页。
[54]《资本论》第3卷，857页。
[55]手工业劳动中“表现为最终目的的也不是劳动的交换价值，而是劳动的使用价值”。《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载《马克思恩格斯档案》第2卷之七，110页。——此处马克思长篇讨论了这种社会生产系统的内在局限性。
[56]《大纲》，422页。另见693、708等页。
[57]在所有这些社会中，“发展的基础都是单个人对公社的原有关系（或多或少是自然形成的或历史地产生但已变成传统的关系）的再生产，以及他对劳动条件和对劳动同伴、对同部落人等等的关系上的一定的、对他来说是前定的、客观的存在，——因此，这种基础从一开始就是有局限的，而随着这种局限的消除，基础就崩溃和灭亡了”（《大纲》，487页）。马克思从未系统地讨论社会经济机制造成了前资本主义形态的“保守”（马克思经常称之为“僵化”）特性，但是他在对这些经济有机体的分析中经常简短地论及。他指出了内在于某些财产公有制形式（例如俄罗斯的村社组织或者各种亚洲农村社区）中的均衡趋势在某些特定阶段可以阻碍为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有效积累的可能性；他描绘了使现存生产模式固定下来的各种形式——通过直接公有规则或政府规则（例如在行会体制中），或者通过直接方式（例如他在《资本论》第3卷第四十七章讨论的地租在农业生产中的僵化效果）；他分析了把劳动的社会分工严格控制在一个给定的水平上的社会体制（例如他非常关注的印度的乔杰马尼制度），以及破坏生产的基本要素（土地、劳动力、工具）在社会范围内自由流动的可能性的社会体制。关于最后一个问题有一个偶然的例证：“例如，在行会条件下，单纯的货币，如果它本身不是行会的、不是行会师傅的货币，就不可能买到织机，用来织布；一个人可以用多少织机来作业等等，是预先规定好的。总之，工具本身还同活劳动本身连在一起，还表现为活劳动所支配的领域，以致工具还没有被真正卷入流通。”（《大纲》，505页，另参考297页）另外必须强调，马克思在几个场合谈到，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某些生产关系类型导致了生产力的长期的（而非临时短暂的）倒退和衰落。例如，马克思正是如此界定高利贷资本（经济人类学方面的最新著作称之为“出租资本”）对亚洲和古代生产模式的影响。他指出，高利贷“使这种生产方式陷入贫困的境地，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使生产力萎缩……”它“不改变生产方式，而是像寄生虫那样紧紧地吸在它身上，使它虚弱不堪。高利贷吮吸着它的脂膏，它精疲力竭，并迫使再生产在每况愈下的条件下进行”（《资本论》第3卷，582页）。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斯大林阐释的马克思理论都提出了这样一种观念：生产力（被理解为纯粹的技术过程）的发展作为某种不可避免的自发自律的过程具有本质必然性的力量，然而，这完全不是马克思的思想。
[59]《经济学哲学手稿》，载《著作》，305页。
[60]同上书，311页、304页。
[61]同上书，312页。
[62]同上书，314页。
[63]《大纲》，361页。
[64]在对马克思的诠释中，一个长期存在的误解可以归结为对马克思的劳动概念的狭隘片面的重构。某些学者（例如阿克塞洛斯，见前文引用的著作）完全无视劳动的人类学方面的含义，把劳动仅仅理解为外部的对自然对象的改造，仅仅理解为人类对自然的技术支配。另一些学者把劳动的人类学方面单独地归结为对人类需要更充分、更安全等等的满足，他们把生产完全置于消费之下，并把这种观点强加给马克思。“马克思把劳动过程——导致人在生产中物化的过程——命名为自我外在化或自我异化（Selbstentausserufremdung）……通过劳动，某些对象实现存在，其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是独立的。然而，由于这些对象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生存的手段，于是，只有在它们被终结（aufgehoben）和消灭时，只有在它们满足人类的消费和愉悦时，只有在它们成为这个再生产过程的手段时，它们才实现了自身的目的……通过自我异化，某些善获得实现。只要人类仍然生活在自然形成（naturwuchsig）的条件下，自我异化就呈现为未完成的形式。”（巴特（H。Barth）：《真理与意识形态》，118页，苏黎世，1945）我们必须指出，首先，在这里巴特显然把作为对象化的劳动（Vergegenstandlig）与异化（entfremduausserung）混为一谈。而马克思认为，把这二者等同是唯心主义的重要错误，黑格尔的现象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都犯了这个错误（《经济学哲学手稿》，载《著作》，327页）。这一点下文会继续讨论。此处我们最关心的是巴特加诸马克思的这个论点：唯有为消费而生产才是“人的”和“自然的”，因为唯有为消费而生产才能消除总是呈现（印证这个论点）在劳动中的异化。然而，马克思从未支持这种观点。而且，马克思明确为李嘉图的“为生产而生产”辩护，反对极具资产阶级特色的批评家的“为消费而生产”的口号。“李嘉图是完全正确的。他希望为生产而生产，这是正确的。如果像李嘉图的感伤主义的反对者们那样，断言生产本身不是目的本身，那就是忘记了，为生产而生产无非就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剩余价值理论》，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MEW版，第26卷，第2册，106页。另见《大纲》，408页）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是超越了先前社会形式的局限性和“狭隘性”、突破了内在于先前社会形式之中的阻碍因素的第一个伟大的历史形式。唯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中，“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这正构成了“资本的积极本质”。但是在资本主义体制中财富只是以物的形式作为生产的目标，它以外在的、偶然的、异于个人的形式单独存在。因此，“人的内在本质（Innern）的这种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这种普遍的对象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而一切既定的片面目的的废弃，则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AufdesSelbstzwecks）”（《大纲》，448页）。然而，资本主义一方面在大众中非常成功地制造新的社会需求，另一方面降低了生产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就增加了对作为生产者的个人的能力和博学的要求，于是“越来越使剩余劳动时间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条件——生死攸关的问题”（同上书，706页）。资本主义本身通过这种方式为这样一种社会生产形式创造了前提条件，在这种社会生产方式中，财富告别了具体的实物形式，表现为“在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同上书，4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