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3]“……只是在资产阶级生产时期，商品才成为财富的基本的原素形式，异化才成为占有的主导形式。”（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58页，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0。译者注：在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中，这段文字出现在第13卷第48页，其中“异化”一词作“转移”）
[144]《剩余价值理论》，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MEW版，第26卷，第3册，270、273页。
[145]《大纲》，585页。更具体的论述：“于是，劳动的一切力量都转化为资本的力量。在固定资本中体现着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存在于劳动之外，并且（客观地）不以劳动为转移而存在着。而在流动资本中，一方面，工人本身有了重复自己劳动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工人的这种劳动的交换以其他工人的并存劳动为媒介，——这种情况表现为，资本对工人实行预付，另一方面资本又造成各个劳动部门的同时并存。……在流动资本的形式中，资本表现为不同工人之间的媒介。”（同上书，701页）以及：“活劳动被物化劳动所占有，——创造价值的力量或活动被自为存在的价值所占有，——这种包含在资本概念中的事情，在以机器为基础的生产中，也从生产的物质要素和生产的物质运动上被确立为生产过程本身的性质。从劳动作为支配生产过程的统一体而囊括生产过程这种意义来说，生产过程已不再是劳动过程了。相反，劳动现在仅仅表现为有意识的机件，它以单个的有生命的工人的形式分布在机械体系的许多点上，被包括在机器体系本身的总过程中，劳动自身仅仅是这个体系里的一个环节，这个体系的统一不是存在于活的工人中，而是存在于活的（能动的）机器体系中，这种机器体系同工人的单个的无足轻重的动作相比，在工人面前表现为一个强大的机体。在机器体系中，物化劳动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与活劳动相对立而成为支配活劳动的力量，占有活劳动的资本就其形式来说就是这样的力量。……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慧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更明确些说，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只要固定资本是作为真正的生产资料而加入生产过程。”（同上书，693页）
[146]“其次，雇佣工人的协作只是资本同时使用他们的结果。他们的职能上的联系和他们作为生产总体所形成的统一，存在于他们之外，存在于把他们集合和联结在一起的资本中。因此，他们的劳动的联系，在观念上作为资本家的计划，在实践中作为资本家的权威，作为他人意志——他们的活动必须服从这个意志的目的——的权力，而和他们相对立。”（《资本论》第1卷，331页。译文有改动）《资本论》中其他关于异化的论述见310、360、435等页。
[147]《神圣家族》，载《著作》，367页。在一部后来的手稿中——这部手稿正好在马克思完成《资本论》第1卷最后一稿以前——马克思重新研究了异化概念，总结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性分析的结论。“实际上，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不过是独立化的劳动条件、独立于工人的劳动条件（除生产过程的客观条件——生产资料——以外，保持劳动力和使劳动力得以发挥作用的客观条件即生活资料，也属于劳动条件）对工人本身的统治……资本家所执行的职能，不过是用意识和意志来执行的资本本身的职能（通过吸收活劳动来自行增殖的价值的职能）。资本家只是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作为表现为人的资本执行职能，正像工人只是作为人格化的劳动执行职能一样，这种劳动对于工人是一种痛苦，是一种消耗，而对于资本家则是创造财富和增大财富的实体，劳动本身事实上就是以这种实体的形式表现为在生产过程中被并入资本的要素，表现为资本的活的可变因素。因此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Herrschaftsmittel），就是物对人的统治，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因为变成统治工人的手段（但只是作为资本本身统治的手段）的商品，实际上只是生产过程的结果，是生产过程的产物。这是物质生产中，现实社会生活过程（因为它就是生产过程）中与意识形态领域内表现于宗教中的那种关系完全同样的关系，即把主体颠倒（Verkehrung）为客体以及反过来的情形。从历史上看，这种颠倒是靠牺牲多数来强制地创造财富本身，即创造无限的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必经之点，只有这种无限的社会劳动生产力才能构成自由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这种对立的形式是必须经过的，正像人起初必须以宗教的形式把自己的精神力量（Geisteskrafte）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来与自己相对立完全一样。这是人本身的劳动的异化过程（Entfremdungsprozesssei）。工人在这里所以从一开始就站得比资本家高，是因为资本家的根就扎在这个异化过程中，并且他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绝对满足，但是工人作为这个过程的牺牲品却从一开始就处于反抗的关系中，并且感到它是奴役过程（Kungsprocess）。”（《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载《马克思恩格斯档案》，第2卷之七，32页）由于马克思是否在晚期著作中放弃了异化概念和异化理论这一问题迄今仍存在争议，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在这部很少被讨论的写于1863—1865年的手稿（当然不属于“早期”）中包含了对异化的讨论和分析，在马克思一生的著作中，这部分内容是对异化的最详尽的研究之一（这一章名为“MystifidesKapitalsetc”（资本的神秘性等等）。需要补充的是，这一章之后紧接着一大段手稿讨论资本主义生产作为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这个问题马克思晚期从《资本论》的第1卷直到未完成的第3卷一直在研究。
在“前历史”时期，劳动的社会分工只是作为自然形成的（naturwuchsig）劳动分工的形式出现和存在（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经常——在早期著作中尤其如此——在“自然的”劳动分工和“自然形成的”劳动分工之间作出术语区分，如果把二者都称为naturwuchsig，容易导致误解）。自然形成的劳动分工的特性如下：
（2）劳动的社会分工的历史起点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见《德意志意识形态》，载《著作》，422页）。随着自然形成的劳动分工的发展，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越来越成为根本而尖锐的区分和对立。其结果是，劳动活动作为设定目标和实现目标的物质力量的付出的内在统一性削弱和丧失了；设定目标作为劳动的心理—智力环节现在从身体活动本身中分离出来，一部分变成某些凌驾于体力劳动者之上特定个人的特定任务，一部分转化为如自然力一样运作的非个人化的机智。于是，体力劳动的具体种类变得越来越片面和机械；它们要求个人发展狭窄的特定能力而牺牲所有其他能力；因而它们成为人的能力全面发展的阻碍。在自然形成的劳动分工的约束之下，个人的劳动丧失了作为人的发展的特性，沦为摧残人、限制人的发展的力量。
（接下页）
[149]《德意志意识形态》，22页，国际出版社。
[150]马克思：《摘自1。费尔巴哈》，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MEW版，第3卷，540页（译者注：这段文字出自名为“1。Feuerbach”的手稿，写于1845年。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没有收录这段文字，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收录了这段文字，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51]《德意志意识形态》，22页，国际出版社。
[152]特凯伊（F。Tokei）的《论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对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进行了简要概括（柏林—诺依维德，鲁赫特汉德，1969）。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对于这个问题也非常重要（克拉德（L。Krader）编辑，法兰克福，苏尔坎普，1976）。另见克拉德的重要专著《亚细亚生产方式》（阿森，范·高克姆，1975）。
[153]例如，见马克思在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对“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的界定（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MEW版，第9卷，127页）。
[154]《经济学哲学手稿》载《著作》，292页。
[155]《资本论》第3卷，858页。
[156]《经济学哲学手稿》，载《著作》，304页。值得一提的是，这段引文的语境涉及一个在对马克思的诠释中经常讨论的问题——前异化时期的问题。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某些论述（异化意味着“失去”人的本质，共产主义意味着“重新获得”和“恢复”人的本质，等等）似乎暗示，马克思预设了一种历史状态：在自然形成的劳动分工和异化出现以前，人的本质和人的存在现实地统一着，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的发展现实地统一着。“重新统一和回归的幻想包含着这样一种观念：人必须重新回到他的最初。在历史的开端预设了他的统一形式。”（巴特：《真理与意识形态》，115页，苏黎世，1945）然而，对于所有类似诠释——认为马克思预设了一个前历史的黄金时代（类似于卢梭的“野蛮时代”）——我们应持保留态度。确实，根据马克思的说法，在私有财产和自然形成的分工出现以前的历史时期，劳动的产品没有成为独立于人并统治人的力量，而是成为人的真实（共同）“财产”——他们的主体性的无机身体。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劳动在真实的人类学意义上直接表现为发展人的力量和能力的活动。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很难把它称为真正的人类劳动，因为这种活动几乎没有超出对直接的生理需要的满足，它被狭窄地限定了，人依然直接地依赖于他周围的几乎没有被劳动所触及的自然环境。其次，更重要的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很难在严格和精确的意义上说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合一以及人的本质与人的存在合一。这是因为，个人性——就马克思赋予这个词的含义而言——在这个时期根本就不存在。在马克思看来，个人的概念并不等同于单一的单个的生物有机体；在获得必要的“独特性”之前，在从物理学—生物学方面甚至心理学方面彼此区分开以前，人还不能称为个人。一般而言，马克思的个人性概念不是一个本体论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人只有在相当于他们所属的社会整体历史性地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实践距离和相对自主性以后，才可以称为“个人”。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VeraZasulich）的信（第一稿，见《马克思恩格斯著作》MEW版，第19卷）和《大纲》中对前资产阶级的财产形式的讨论都指出，我们从异化成为普遍趋势的资本主义社会出发，越是向前追溯，个人面对他的直接社会环境所拥有的自主性越少：他的社会关系作为他自身存在的一个自明性的框架呈现给他，他所属的群体作为不容置疑并且因而不可改变的单纯的客观前提和客观现实呈现给他。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说，在真实的历史发展的开端，人仍然是“动物性的”（tierisch——《德意志意识形态》，载《著作》，422页），人本身只是“部落体”、“群居动物”、“共同体锁链上的一环”，而他的群体只是“群的存在”（Herdenwesen），等等（见《大纲》，496页）。个人性本身的出现是通过“抽象的个人”的形成实现的，也就是说，必须通过异化的历史途径。
[158]《大纲》，105页。译文有改动。
[159]《经济学哲学手稿》，载《著作》，317页。译文有改动。另对比《大纲》，162页。
[160]“……随着现存社会制度被共产主义革命所推翻……以及随着私有制遭到与这一革命有同等意义的消灭……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至于个人的真正的精神财富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财富，这从上面的叙述中已经一目了然。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各个单独的个人才能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包括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并且可能有力量来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们所创造的一切）。各个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发形成（naturwuchsig）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形式，由于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那些异己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但是对他们说来却一直是一种异己的、统治着他们的力量。”（《德意志意识形态》，载《著作》，429页）
[161]《大纲》，162页。
[162]“由于一切都成了出卖的对象，工人就认定，一切他们都能摆脱，都能割弃；因此，他们就第一次摆脱了对一定关系的依附。”（马克思：《工资》，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部分，第6卷，462页）
[163]《剩余价值理论》，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MEW版，第26卷，第1册，353页。
[164]《大纲》，325页。
[165]《德意志意识形态》，载《著作》，428页。
[166]马克思致巴维尔·瓦西里也维奇·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670页，纽约，国际出版社，1968。
[167]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6页。
[168]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246页，伦敦，默林出版社，1971。卢卡奇的引文出自《资本论》第1卷。
[169]葛兰西：《现代王子》，157页，纽约，国际出版社。这一段引文由译者据本书提供的英文引文译出。——译注
关于我们对历史决定论的诠释，也见下述匈牙利马克思主义研究文献：赫勒：《日常生活与历史》，鲁赫特汉德，诺依维德—柏林，1970；瓦伊达：《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和现象学》，载《泰勒斯》，1971年第7期。
[171]“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神圣家族》，载《著作》，385页）
[172]通常，马克思为了与唯心主义历史哲学的目的论观点保持距离，避免在不直接与个人相关的语境中使用“目的”、“目标”之类的术语。但是我们有时也能在他的著作中见到这样的论述：“但是很明显，这种颠倒的过程（Verkehrungsprocess，即物化转变为异化的过程——本书作者注）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但决不是生产的某种绝对必然性，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而这一过程的结果和目的（内在的）（immaerZweck）是扬弃这个基础本身以及过程的这种形式。”（《大纲》，831页）
[173]“从这全部分析中还可以看出，费尔巴哈犯了多大的错误。他……借助于‘社会的人’这一规定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他把这一规定变成‘人’的宾词，认为这样一来又可以把表达现存世界中一定革命政党的拥护者的‘共产主义者’一词变为一种空洞的范畴。”（《德意志意识形态》，载《著作》，435页）
[174]《德意志意识形态》，载《著作》，415页。当代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概念问题所涉及的任务和主题的争论，见瓦伊达：《客观自然观与社会实践》，载《匈牙利哲学评论》，1967年第2期（匈牙利语）；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讨论与趋势》，载赫格居什（A。Hegedus）、瓦伊达等：《匈牙利新左派》第2卷，西柏林，迈尔沃—贝尔拉赫，1967。
[176]同上书，294页。在原著中，此处引文脱落“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是对象”一段。——译注
[177]《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部分，第5卷，283页。
[178]同上书，293页。
[179]“如果考察的是产生不发达的交换、交换价值和货币制度的那种社会关系，或者有这种制度的不发展程度与之相适应的那种社会关系，那么一开始就很清楚，虽然个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较明显的人的关系，但他们只是作为具有某种［社会］规定性的个人而互相交往，如封建主和臣仆、地主和农奴等等，或作为种姓成员等等，或属于某个等级等等。在货币关系中，在发达的交换制度中（而这种表面现象使民主主义受到迷惑），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育差别等等事实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一切人身纽带至少都表现为人的关系）；各个人看起来似乎独立地（这种独立一般只不过是幻想，确切些说，可叫做——在彼此关系冷漠的意义上——彼此漠不关心）自由地互相接触并在这种自由中互相交换；但是，只有在那些不考虑个人互相接触的条件即不考虑生存条件的人看来（而这些条件又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它们尽管由社会产生出来，却表现为自然条件（Naturbedingungen），即不受个人控制的条件），各个人才显得是这样的。在前一场合表现为人的限制（Bestimmtheit）即个人受他人限制的那种规定性，在后一场合则在发达的形态上表现为物的限制即个人受不以他为转移并独立存在的关系的限制……这些外部关系决不是‘依赖关系’的消除，它们只是使这种关系变成普遍的形式；不如说它们为人的依赖关系造成普遍的基础。”（《大纲》，163页）“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同上书，158页）
[180]《大纲》，540页。
[181]《德意志意识形态》，载《著作》，4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