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区别于其他任何存在是因为人是一种实践的存在。这并不意味着人是由其口头意义上的、政治的、商业的或某种其他的“实践”活动决定的。根据马克思的精神，就实践是一种自由的、创造的活动而言，它是人之活动的结构。作为一种实践的存在，人是一种自由的和创造性的存在，因而也是一种革命的存在。革命并不是历史的一种特殊现象，而是人类集体创造性的一种最集中的形式，即一种人之创造性本质最鲜明地得到体现的形式。
众所周知，与非革命时期相比，革命在人类历史上一直是较为罕见的，而且非常短暂。这如何才能与表现了人之本质的论点相一致呢？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迄今的历史只是人类的前史，其中人与其本质是异化的。这并不是说人有一种既定的、固定的本质，而是说人还没有实现其历史地发展着的创造性潜能。相反，当人同时实现和扩展了其创造的可能性，并在社会生活中充当了一种革命的存在时，才不是自我异化的人。在迄今为止的自我异化的前史中，人在作为一种革命的存在实现自身时，只是偶尔和很不完全地获得过成功，这和革命作为历史的本质的论点并不矛盾。
迄今的全部革命都包括了不同程度的暴力和流血。如果我们把革命誉为人类生活的一种可能的持久形式，我们不是要使人重蹈暴力和残杀的覆辙吗？这和我们的意图大相径庭。革命的本质不是流血和暴力，而是一种通过它能够造就和发展新人与新社会的创造性活动。即使在以往，流血和暴力也只是革命的次要因素，而且在整体上，革命中的人道主义因素比那种经常以恐怖和暴力为标志的“和平”的进化发展时期也要多得多。
然而，以往的革命尽管想要实现一种更好的人性，但仍属于人类之异化的前史，它们是克服异化之环的勇敢尝试。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对人类之整个非人的阶级历史的彻底否定，在原则上应该给我们某种新的东西，带来一种彻底消除了暴力和流血的人类创造性能力的发展，带来一种联合，其中，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革命并不仅仅代表一种离经叛道，或在本质上被看作存在之特殊领域的历史的一种偶然现象；革命在历史作为存在的一种形式（其中存在本身发展和实现了其最大的可能性）的构成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革命是“存在的真正本质，是其本质的存在”。
若果如此，那么，革命的概念就不是社会学的（也根本不是科学的）概念，而显然是个哲学的概念。它只能以哲学的方式被思考，而且只能通过这种哲学即通过一种新的、革命的观点克服旧的本体论和人类学，革命的概念才能废除自身。
由于这种革命的哲学——形而上学观，我们达到了何处呢？我们达到了其真正的本质，还是偏离了革命的思想和革命的过程了呢？有时人们实际上认为，这种抽象的“哲学化”背离了具体的革命任务，因而起着反动的作用，果真如此吗？革命的思想是革命行动的障碍，还是革命行动之不可避免的前提和组成部分呢？
如果我们拒绝和反对这种概括了的革命观，我们来看看将发生什么事情吧。当然，拒绝这种观点的方式各不相同，因此我们只简要地讨论其中的某些方式。
拒绝这种概括了的革命观的最激进的方式也许是拒绝一切革命思想。其论据是，革命无须思想，因为革命只有作为自发的爆发或集体创造性的迸发才有可能，而绝不可能作为某种事先经过计划和预谋的东西产生。我们可以部分地同意这一观点。在理论上，革命不可能建立在经过计划和预谋的科学技术思想的基础之上，尽管这种思想可以帮助我们在现存秩序的范围之内进行某些较小的改革，但它不能帮助我们推翻或重建整个生活。然而，没有思想是对有计划、有预谋的思想的唯一可能的选择吗？革命没有思想如何可能呢？如果我们抛弃一切思想，我们怎样才能知道我们讨论的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呢？
拒绝我们的革命观的另一种方式是接受某些不同的革命概念。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呢？在上述内容中，我们未曾思考过所有可能的革命观，但我们思考了其最重要的类型。其中，哪一种类型才称得上我们所探讨的较好的革命概念呢？
不论这种独特的性质变革是如何被阐述的，一切革命观在本质上都隐藏着一种把社会变革与人的变革分离开来的危险，而且，这种分离将思想和社会行动引向了一条错误的道路——背离真理和革命。顺便说一句，这个论点在斯大林主义中得到了充分证明。在斯大林主义当中，对自由和人性的压抑被证明为是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和机构更快发展的一种手段，因为它实际上意味着既阻挠作为个性发展，又阻挠作为社会结构和机构发展的社会主义的发展。
这第二种基本的革命观试图只在人类学水平上讨论革命，它必然陷入一种无批判的、表面的、不能解释其自身主要论点和前提的人道主义。这种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作为一种真正人道的、非自我异化的社会和人的创造与发展的论点，只有通过对人的概念、异化和非异化之真正的批判分析才能真正被发现，这种分析只有超越哲学人类学的界限才有可能，才能真正被发现。关于人、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纯粹的人类学概念至多只能达到一种感伤的人道主义，它诉诸的不是理性而是感性，而且在社会活动中至多只能为进步的进化主义和改良主义提供基础，而不可能成为革命行动的基础。
因此，对革命思想之各种可能性的研究似乎必然使我们得出结论认为，革命的概念不仅仅是人类学的，也是本体论的，而且不仅是本体论的，也是哲学的和形而上学的。革命是这样一种概念，它不仅是一个概念，因为它并不反映某种特定事物的本质，而且也是关于现存世界之根本变革的可能性的思想。革命还是这样一种概念，它不仅是哲学的，因为它思考的是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哲学，而且也是作为自我异化的一种特殊活动的哲学。只有这种彻底的革命“概念”才能提供一种摆脱矛盾的方法，其中，关于革命的各种传统的、科学的和哲学的理论都已经失败了；只有这种“概念”才能同时导致彻底的社会行动，才能成为其必然的组成部分，而非外在的指令。
从革命的观点看，即使对这种以哲学—形而上学的方式来扩张革命概念的做法没有异议，从哲学的观点看，这一过程就不会受到反对了吗？使哲学局限于对革命的思考得到证明了吗？如果革命只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那么一种讨论革命（而且是只讨论革命）的哲学实际上就可能是狭隘的和失败的。然而，如果要求革命去揭示和发展存在的真正本质，那么哲学对存在的思考就能够而且必须思考革命，不仅是在它思考存在时顺便地、附带地思考它，而且恰恰就是思考革命。哲学并未由于成为革命的思想而失去其广度，相反正是通过它而实现了其最伟大的意义，并完全成为关于真理和真正存在的思想。
（郑一明曲跃厚译）
[1]选自南斯拉夫《文汇》杂志1983年第1～2期，发表于《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9（2）。
[2]《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载《政治报》1960年1月1～3日；《哲学与马克思主义》，380页，进步出版社，1965。
[3]在我的文章《恩·布洛赫思想中的希望原则》（载《哲学研究》，1980（2））中有关于布洛赫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更详细的论述。
[4]这些尝试中最有影响的自然是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1976年法兰克福版）。一些类似的有趣的尝试包含在下列论文集中：U。耶基和A。霍内斯编：《历史唯物主义理论》（1977年法兰克福版）；A。霍内斯和U。耶基编：《劳动、行为、规范》、《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2集（1980年法兰克福版）。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695～6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参见《作为经济动物的人和作为实践的人》，载《我们的论题》，1962（1）。稍加删节载于《哲学和马克思主义》，萨格勒布，青年出版社，1965。
[7]《实践的宗旨》，载《实践》，1964（1）。
[8]选自马尔科维奇、彼得洛维奇编：《实践——南斯拉夫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文集》，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
[9]用法文发表于《实践》（国际版）第1～2期（Praxis，Iioion，No。1-2（1969））；德文稿见《哲学和革命》（Philosophieuion，Rowohlt，Reinbek，1971）。
[10]发表于《以生活的名义：纪念埃里希·弗洛姆文集》（IntheNameofLife，EssaysinHonorofEri。Ed。byBernardS。Tauber（Holt，RiandWinston，NewYork，1971））。
[11]在先前的一些文章中，我将“存在”（Being）用作“在”（Sein），而未考虑到它所指的是特殊的“在”，还是一般的“在”；而且将“存在”（Being）用作“亲在”（Seiendes），仍未考虑到它所指的是个别的“亲在”，还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亲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