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从这些反思中得出如下结论：“当产生于自然科学中的科学知识的理想被应用于自然界时，它只能促进科学的进步；而当它应用于社会时，它反倒成了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武器。”[17]
卢卡奇的分析包含着反对形而上学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反对迷信事实，反对抽象主义和零碎知识的倾向，反对夸大分析方法和量化方法的重要性，反对将自然科学方法等同于社会科学的方法，反对过高地估计从赫拉克利特到黑格尔的传统辩证法的重要性以及反对辩证法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所蒙受的贫乏的和令人难以接受的简单化的卓越论据。尤为重要的是，在今天，在反对那些犹豫不决或未能将辩证方法应用于社会和人道主义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方面，在发现他们完全未能把握的主体和客体、理论和实践、必然和自由的辩证法方面，卢卡奇的许多思想仍然是有用的。
然而，卢卡奇把辩证法只是看作理解社会的一种方法，也包含着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困难。
问题随即产生，马克思主义者是放弃一种包括存在、思维和实践在内的一般的哲学概念，还是必须接受关于社会的辩证法和关于自然的非辩证的认识方法是一致的这一事实呢？
人们得到的印象是，辩证法在原则上不能应用于自然现象，这些现象缺乏任何矛盾、质变、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或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所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在原则上必然是非辩证的。若果如此，人们就必须在这样两种选择中进行抉择。
（1）在这个语词的传统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哲学，它包括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的认识，但对存在的不同领域来说，它包括了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方法。这种缺乏方法论的一致性的选择显然是不能被接受的，这就只剩下一种选择。
（2）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是一种社会理论的哲学。而且对自然现象和人类实践变革的认识，要么是社会历史的一个部分，要么就不是（只有在前一种情况下，人们才能讨论自然辩证法）。卢卡奇令人惊讶地选择了后一种情况。他指责黑格尔和恩格斯把辩证方法扩大到了对自然界的认识。[18]因此，对自然界的认识仍在历史之外！但是，人们怎样才能思考和讨论自然现象呢？只有当假定人们在讨论中所涉及的一切都有意义，而且这一切也使人感兴趣的时候，哲学才能被归结为历史哲学。这是限制哲学的范围成功地保持其一致性的唯一办法。例如，对语言哲学来说，自然哲学的问题就成了用来讨论自然的语词的意义问题。如果对自然界的认识仍停留在历史之外，那么，哲学一方面要通过自然讨论总体性，另一方面这种总体性的某些部分又处于哲学以外，便是自相矛盾的了。
在此，人们开始觉察出卢卡奇的基本困难，这种困难把所有攻击或追随卢卡奇的人都引入了混乱。如果人们要讨论自然辩证法，就会混淆三种不同的东西：（1）自然界本身的过程；（2）关于这一过程的理论；（3）通过人改造和认识自然的过程而导致的理论的形成及实践应用。
卢卡奇的全部批判性考察都涉及自然过程本身的客观规律意义上的自然“辩证法”。不言而喻，这里的确不存在什么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以及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人们可能假定，不该使用这种意义上的辩证法概念，因为这样一来，人们便几乎永远要从自在的存在等于自为的存在这种非批判的、教条的假定出发。
然而，不幸的是，卢卡奇不但没有批判这种自在的自然辩证法概念，而且明确地谈到了对自然界的认识以及辩证方法在自然界中的应用。在这个问题上，他的全部论点都是错误的，因为在对自然界的认识中，在建构一种自然理论时，人总是在场的。而且，这个“人”不是一个抽象的人，而是一个存在于特定的时代、有其特殊的需要、受其研究目的和意识形态偏见及其价值驱使的具体的、历史的社会成员。在这一方面，人类对自然的研究和实践形式之间，认识和改造社会——主观的和意识形态的动机在这里表现得尤为强烈——之间，只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别。人们可能用最精确的科学——数学[19]和物理学——来作证明而不必提到生物学，但在生物学中，活力论和机械论、达尔文主义和基因学说之间的冲突在探讨绝对的客观真理方面，绝不是孤立地考察“纯粹的”事实，而且在这里，科学家“个人在观察上的误差”不起任何作用。
可以说，物理学史上全部主要的概括也是如此。围绕日心说的斗争持续了整整两个世纪，我们很清楚地意识到这场斗争远不是两种科学观之间的冲突这一事实。它也是两个世界以及两个对立的阶级之间的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一场比那个时代所有社会理论之间的冲突更能毁灭人生的斗争。20世纪核物理学的发展不过是现代史的一个片段，然而在这个片段中，我们时代一切矛盾都得到彰显。这种例子还很多。
为了把对核粒子的初步认识解释为因果关系和决定论思想的衰退，必须要有一定的精神氛围。量子力学在苏联经过了很长一个时间才被接受的事实[20]以及由于从不确定性的假设出发（尽管有无数次成功的实验）爱因斯坦和他的同事便简单地认为量子物理学没有说服力的事实雄辩地证明，正如卢卡奇相信的那样，无论是在自然科学中还是在社会科学中，都不存在一个“简单观察者”的主体，他也不会“被排除在辩证过程之外”。对这一论题的最好证明莫过于事实，在当今最发达的国家，数学、物理学、化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之特定领域中最尖端的工作的研究方向和选择标准，完全是由军事需要，归根到底是由当今世界划分为对立的政治体系和意识形态体系决定的。美国和苏联的许多主要的现代自然科学家已经不是为了科学而研究科学、为了真理而发现真理[21]，而是直接在为军事需要去发现那些被用来加强国家军事力量的真理。甚至一些更具和平与人道特征的重大发现，在现代政治史上的插曲也和它们在科学史上的插曲一样多。如果不是为了两大世界体系之间的声誉而斗争，我们也许不会有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船，政治宣传也不会赋予它们以如此的重要性。由于同样的原因，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里的事件也不会具有如此深远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的、社会的和心理学的后果（我们别忘了由于苏联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而在美国引起的广泛震惊）。
自然，在1919～1922年，卢卡奇不可能预言当今世界的所有激烈事件，但是他的观察表明，即使在他写作自己的文章时，他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科学史知识也是不尽如人意的。
卢卡奇相信，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以孤立的事实或复杂的事实为特征的。然而，迄止他那个时候，自然科学在建构囊括了一个单一领域中各种现象之总体性的体系方面，充满了成功的尝试：人们只需提及欧几里德（Euclid）、牛顿、达尔文、门捷列夫（Mendeleev）和麦克斯韦（Maxwell）的体系便足矣。自然科学已经发展了部分与整体、分析与综合的辩证法，这是社会科学的发展所无法相比的——至今仍然如此。
卢卡奇认为，自然科学忽视了其材料的历史特点，而且更主要的是，它不懂得讨论自然客体的质的发展。的确，正如他在第25页指出的：“科学的准确性预设了其要素的永恒性。”但是，这只是指所有科学（包括社会科学）都要假定的相对的永恒性。人类实践之任何活动的潜能也依赖于这种相对的稳定性。自然现象大多更为恒常和稳定[22]，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一支矢就是一支矢，一条河就是一条河，即使在它流动时也是如此，质变在此并不像在生产过程中每一个简单再生产的活动都会导致资本的积累那样迅速。不过，奇怪的是，卢卡奇忘记了人首先创造矢，然后才停止这样做；正是人才使得河流成为交通动脉、农业灌具和人造湖泊。因此，河流、生物物种和化学元素都有其历史。就其理论实质来说，那些在体系上忽视了这些历史的人犯了一个后果严重的方法论错误。[23]
令人惊讶的是，卢卡奇能以其自己的方式否认自然过程中的矛盾的存在。当人们听说自然界“本身”并不存在矛盾时，他们便立即成了那种试图描述和解释它的人。在原则上，他们可能通过变换我们的理论（尤其是通过变换和精确定义我们的概念结构）来回避矛盾。但对社会过程“本身”来说也是一样。例如，一个工人会为了提高工资而参加罢工和示威，等等。这个工人最终会从理论家们那里了解到，他的斗争的本质在于其地位和资本家的地位之间的矛盾。当然，人们可能说，不管这个工人是否认识到它，这两种地位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人们也许会答到，这个工人就处在真正的冲突之中：即存在一种利益的相互排斥状况。如果有人要称之为矛盾，那当然最好。而且，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两种自然力之间的全部冲突称之为“矛盾”呢？如果社会结构和自然冲突是相似的，用同一个概念“矛盾”来表示这种冲突就是恰当的。
我们假定，用不适合于自然现象的概念说明我们称之为“矛盾”的那些社会结构是可能的。还存在着许多既适用于社会现象又适用于自然现象的范畴，这些范畴如果没有矛盾便很难予以讨论。我们这里正在讨论的是这样一些情况，其中我们试图在概念上表现运动和变化的真实过程。我们可以用公式表述为命题I和命题Ⅱ：
正在运动的物体A，在t时刻既在P点又不在P点（Ⅰ）。
正在变化的物体A，在t时刻既具有性质B又不具有性质B（Ⅱ）。
对于每一个给定的时间量度，人们可以给出一个长度量度以避免矛盾。我们假定，命题Ⅰ可以重新表述并读作：
正在运动的物体A，在t1秒时位于点x1、y1、z1米处；在t2秒时位于x2、y2、z2米处（Ⅰ′）。
命题Ⅰ′和命题Ⅰ恰好等真而且更为精确。但我们并没有因此而表述了运动过程本身，而是把它表述为两种非运动状态的间断性连续。我们仍可以用这个命题来表述运动的本质：在t1秒时刻，A既位于又不位于点x1、y1、z1米处（Ⅰ′′）。
如此类推，以至无穷。
同样，我们可以通过试图将概念B分解为两个新的概念C和D来更精确地表述命题Ⅱ，以引入概念B中的区别。这样我们便得到命题Ⅱ′：
正在变化的物体A，在t1时刻具有性质C，在t2时刻具有性质D。
然而，和前面的情形一样，我们并没有因此而表述变化本身的过程，而只是表述了在两个间断的、连续的时刻中A具有两种相关的性质——C和D这一事实。只有在我们作如下陈述时，我们才将表述变化的本质：
正在变化的物体A，在t1时刻既具有又不具有性质C，在t2时刻既具有又不具有性质D（Ⅱ′′）。
如此类推，以至无穷。
卢卡奇正确地指出，尤其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中，许多矛盾仅仅是“对现实的一种片面理解的表征”，随着认识的进一步发展，它们将被超越或消失。然而，上述类型的矛盾却不可能被消除，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它们是现实本身的本质的矛盾”。无论是社会现象问题还是自然现象问题，“现实的本质”都包含了主观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社会事件所以是主观的，乃是意识存在——作为活动者的人——的参与使然。这就是卢卡奇想到的唯一的主观性因素。然而，在体系上，他却忽视了另一种主观性因素，在我们讨论自然或社会的现象本质时，这种因素总会出现。
我们所说的本质是这样一种本质，它是在人类实践的认识中永恒地、客观地被赋予和设定的，并通过人类的语言和人类的概念结构得到了表述。一切时空坐标都和主体所处的参照系有关。我们在讨论各种事物和属性时所使用的一切语言概念都依赖于在解决实践问题的长期过程中所形成的习惯。我们能否按照我们的意志使概念C和D过渡到被分解了的概念B之中，还取决于这种区分在现实和实践中是否必要。当我们想要表述一个过程时，我们首先要使用一种已经通用的语言，这种语言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实践经验的结晶。尽管我们能够创造新的概念，但只有当这些概念实现了某种实践目的时才能被创造。语言的界限也就因此而或多或少地被固定了。而且，我们既不拥有无限的时间，也不拥有足够多样的表达式来无穷地分析变化的过程，把它们分解为更新的稳定因素。只要我们综括整体，矛盾就会出现。
因此，卢卡奇在批判庸俗马克思主义者以及由于受“绝对的客观规律”所支配而把社会现象理解为“纯粹事实”的思辨唯物主义时，即使其理由充分而强有力，似乎也犯了他在谈到无主体的纯粹客体时所犯的错误。他之所以没能看到辩证方法应用于自然界的可能性是因为，他对自然界的非辩证的和非历史的——实际上是前马克思的——把握。
当人们回忆起马克思在那本卢卡奇并不熟悉的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自然观时，这就十分明显了。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工业、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基本的人类能力和人类心理都只是唯一的辩证整体的要素，它们是互为一体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
然而，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说生活还有别的什么基础，科学还有别的什么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24]
进而，“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
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因为直接的感性自然界，对人说来直接是人的感性（这是同一个说法），直接地是另一个对他来说感性地存在着的人；因为他自己的感性，只有通过别人，才对他本身说来是人的感性。但是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人的第一个对象——人——就是自然界、感性；而那些特殊的、人的、感性的本质力量，正如它们只有在自然对象中才能得到客观的实现一样，只有在关于一般自然界的科学中才能获得它们的自我认识。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即语言，是感性的自然界。自然界的社会的现实和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是同一个说法。[25]
他还说，“但是，因为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过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26]。
因此，在1844年以后——当上述论断已经作出时——便不可能有人达到了马克思的水平而又不懂得，真正的人的本质已经出现在人类历史中，自然界就是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正如人就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一样。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都属于一门统一的科学，所以，自然辩证法和社会历史辩证法是同一种辩证法。
自相矛盾的是，卢卡奇本人含蓄地指出了主体在认识自然中的作用，但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又明确地否认了它。当他由于自然科学简化了各种现象并使之从自然环境转变为人工环境——其中自然科学的规律可以在纯粹的形式上予以理解，而没有任何偶然因素的干扰——而批评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时，以及当他由于自然科学过分的量化——这种量化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而批评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时，他本人强调了主体在研究和控制自然现象过程中的巨大的积极作用。但他的批评只是部分正确的，它们只适用于各种模型和量化方法被实体化的时候，只适用于现实被还原为各种模型和量化方法的时候（就像当代科学中常有的情况那样）。但是另一方面，不仅是在自然科学中而且在社会科学中，建构模型和定量分析的各种形式是任何有效的现代方法论所必不可少的因素。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全部内容或多或少地都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之抽象模型的说明和分析；对马克思来说，一切规律都是关系，这些关系在它们没有受到任何次要因素和偶然因素干扰的情况下都是有效的；在这个意义上，规律通过其非表象表现了自身；在这一点上，现象不同于本质。
恩格斯采取与“形而上学”相反的对比方法论述了辩证法概念的构成。他强调在辩证法中概念之明确的界线（以及它们所描述的客体）已经消失的事实。他论证到，辩证法是从一个定义到另一个定义的不断转化的过程。结果，片面的、僵死的因果联系必然为两个概念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代替。但是，他甚至没有提到历史过程中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一最重要的相互作用，更不用说赋予它应有的主导地位了。然而，如果没有这一因素，辩证法就不再是革命的了，尽管它试图（归根到底是妄想）保持“流动的”概念。因为这意味着没有认识到在全部形而上学中都没有触及和改变客体。这样，思想就仍然是思辨的，而非一种实践。而在辩证法看来，核心的问题是改变现实。如果忽视了理论的这一核心作用，构成“流动的”概念的优点也就变得有问题了：即成为纯粹“科学的”事情了。因而理论只能按照它是否符合普遍的科学的状况而被接受或拒绝，无论人们的基本态度如何，或现实能否被改变。[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