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多元化意味着什么[2]
在展示迄今为止的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差别、种类甚至所有思潮之前，需要简要地指出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所能推导出的结论。迄今为止只是作为预设的马克思主义多元化是同马克思的基本概念相悖，还是以他的思想为前提条件？
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早期发展阶段通过艰巨的学术努力而达到自己对历史、人以及人的物质和精神的实践的新见解时，根本的结论——这是他们区别于到那时为止的哲学家们的根本所在——在于，必须把历史理解为物质和精神相统一的过程，理解为人类创造的总体，只是为了特殊研究，我们才可能在方法论上划分这一过程的不同方面。但应当时刻意识到，这里说的是一个在现实中不可分的划分。人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均无法超越特定的社会总体，无法超越具体的物质生产关系和社会的、政治的、精神的和其他关系的复杂结构而活动。“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3]
这样就第一次澄清了关于我们将其称之为历史意识的社会意识的理解，这些意识像人的历史实践的物质方面一样以社会存在为特征。“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4]它们并不能离开人的整个历史而独立地发展，也不存在那种创造着历史而又对自己的活动、对自己的历史现实不假思考，不形成关于这一现实的各种观念的思想以及努力理解和证实自己的历史实践的人们。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总是“为存在所制约的”，虽然我们不能说历史中出现的每一个思想均如此，但可以说每一历史思想都是如此。正是在这一差别中体现出一个思想的历史效用。例如，资产阶级关于社会契约的社会哲学思想曾有过强有力的和决定性的历史效应，而同一时期的一些乌托邦共产主义观念则不曾有过历史效应。
然而，人关于自己历史存在的一些意识总是如此，因为不可能把每一意识均归结为它的历史基础。人的意识的创造性，它同自己的现实历史条件相分离的能力，它深远的预见能力也都是人的意识的特征，因此，并非所有意识均拥有我称之为历史意识的社会意识的特征。然而，正是由于意识具有上述“远离”自己的历史现实的能力，在每一有影响的历史意识中，在所有伟大的哲学、社会学和其他观念或创作中，存在着剩余，它们作为“文化剩余”（布洛赫语）无法完全被归结于自己的历史基础。这正是我们今天——在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之后——仍能分享古人的哲学和文学创作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古代哲人和诗人的思想与文学创作在其个体性的创造中也包含了人类普遍性。这是人的思维创造的结果，人的想象并非只是反映，它本质上是创造。
人的意识的这一特征也是思想可以在一些非常有影响的唯心主义体系中实体化，并由此把所有现实均看作是这一实体化的意识的产物的原因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达到自己的立场，就必须批判这些实体化的意识，尤其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费希特和黑格尔体系中的实体化意识。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原为青年黑格尔主义者，他们把对上述哲学以及自己哲学信念的清算提炼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结论，这一清算过程自1842年就已经开始了。得到的根本结论是，各种形式的社会意识，各种意识形态形式没有自己的历史，而是那些发展自己的物质生产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因此，我们不能从“作为有生命的个人的意识”出发，而必须从实际的、生活的个人出发，把意识视作“他们的意识”[5]。
综上所述，任何历史性思想均无法在特定的历史总体之外加以理解，其次，这些历史环境即特定的历史背景的改变必然在特定的历史意识中引起改变。既然马克思的思想是特定形式的历史意识，对此连反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否认，因为不能否定它的历史存在与有效期，那么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或者从马克思的时代起社会条件没有变化，而工人运动在几个国际期间的地位完全一样，在一些社会主义革命获胜之后，工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中什么也没改变——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也没有任何改变。或者，历史事实教导我们，过去一百年间，世界上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巨大的变化，工人运动也经历了一系列转变。
正因为后一种情形属于历史事实，所以谈论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统一性，或认为只有一条马克思主义路线和一种马克思主义观念是唯一正确的，都是毫无道理和无知的。
当马克思的思想的拥护者和整个运动都经历了深刻的、激烈的转变与灾难时，难道马克思主义作为特定形式的历史意识能够不发生变化，或者能以同样的方式加以阐述吗？
然而在那些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而又与马克思本身相矛盾的人们（甚至我们这里也有这样的人）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历史思想问题上对当代哲学观念的理论贡献只适用于迄今为止的哲学、道德、宗教等，而不适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马克思主义在其“统一性”和“纯粹性”、“完善性”与“完整性”上，超越于历史之上，就像圣灵超越于自己的基督徒之上一样。但是，只有那些马克思主义神甫们才知道什么是“纯粹的”、“真正的”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
因此，从马克思的立场（同时也总是恩格斯的立场）可以得出这样的见解，历史条件的改变必然会导致对一个特定历史思想的理解和阐述的改变。在马克思主义那里，这一点尤为明显，因为马克思的思想不只是哲学，它作为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综合批判和革命的思想是与当代的社会和革命运动深刻地交织在一起的，我们将简略地考证一下马克思思想的这两个方面，当然，这并未穷尽其全部思想。
就马克思的思想的哲学方面而言，它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所在，同时也是马克思作为思想家的根本创新所在，当然由此并不能低估他的杰出的、深刻的和富有独创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产生于欧洲历史的一个时期（19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和恩格斯从青年黑格尔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转而建立自己的哲学立场，它植根于人是实践的存在，而历史是人的活动的见解，在这一活动中总是活动着历史总体的所有因素——从物质生产到政治、法律和其他社会意识形式，如果不了解他们通过转向新的、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而向新的理论立场转变的全部历史条件，就不能完全理解他们的转变。例如，如果不了解马克思同黑格尔唯心主义、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和赫斯所倡导的实践哲学所作的艰苦斗争，就必然会像后来常常发生的那样，根本不重视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黑格尔哲学及其所有的哲学组成部分在社会民主党内被视作稀奇古怪或不为人们所知，或至少不为人们充分了解时，马克思的思想和预设的哲学方面经历了第一次转变。从伯恩施坦抛弃辩证法，考茨基把辩证法主要解释为发展理论，普列汉诺夫特别是列宁把马克思的哲学立场（特别是认识论）等同于批判现实主义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元化就开始了。
在伯恩施坦那里形成的一种关于社会冲突的见解，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在社会民主党中占据统治地位。政治民主的发展以及社会民主党的成功——这里只提及主要之点——导致了理解社会运动和社会发展的哲学立场的转变。由于不甚了解辩证法哲学，他们认为，辩证地理解历史进程的革命方法同改良和民主进入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无法协调起来。由于没有区分本质和现象，没有区分作为变革社会经济关系的革命和实现这些变革的方式（暴力的和非暴力的道路），由于看不到通过暴力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他们抛弃了马克思的革命的和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同时犯了一个严重的理论错误，把进入社会主义的一种道路、一种斗争方式绝对化。而那些在当时和后来只坚持社会变革的暴力道路的人们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后来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中常常出现的缺乏哲学教育的情形，导致了他们这种对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非单面性的不理解或片面的观点。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委员会共产主义”的一些拥护者（潘涅库克、高尔特、吕勒）那里，只是他们具有相反的特征，即强调阶级反对阶级的革命斗争而放弃其他斗争形式，为此列宁在著名的关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小册子中竭力强调历史的复杂性和不可预见性。
伯恩施坦及其在社会民主党中的右翼追随者的这一理论错误，以及领导阶层的官僚化和对历史进程的理解，导致了1918年年底1919年年初在群众革命运动面前的投降，以及同资产阶级的合作和对革命的扼杀。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失误，它给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整个欧洲历史打上了不遂人愿的烙印。
在这种马克思主义之前，还有一些小的变种，他们接受了20世纪初同马克思主义哲学联谊的新康德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观点。对于马克思思想的哲学来源的无知——20世纪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尚不为人所知——可以从当时社会民主党运动中最大的理论权威之一考茨基的思想中看出，他在一封信中指出，他看不出马克思与马赫的哲学立场之间存在本质差别。
那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积极拥护者的这一理论缺陷最明显地表现在列宁反对马赫主义对一些俄国理论家和俄国社会民主党成员的强大影响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的努力之中。列宁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方面时并未意识到——因为社会民主党的一般理论水平基本上都是这样——他更多的是从马克思之前的唯物主义立场而不是马克思的立场出发对之加以捍卫的。严格坚持反映论使他根本没有意识到，那不是马克思的立场，而且当时已为世人所知的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正是批判和超越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哲学立场，即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到马克思之前的全部唯物主义。假如马克思停留在这样的立场，那么他无论何时都不会实现关于人和历史理解的变革，不会在那一时代建立起新的历史观。因为，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是人作为实践的存在、作为变革者的存在的能动概念，人在改变自然和自己的社会现实的同时，也改变自身。在这一观念中，“反映”可以被看作这样一种认识：它是理论过程的要素之一，但决不是这一过程的基础。直到1914年基本上了解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概念时，列宁才在自己的哲学笔记中揭示了哲学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可能性，尽管他那时还不了解某些哲学可能性和层次（如社会哲学、人本学等）。
对此我们不必吃惊。列宁不是职业哲学家，而是革命家——而且是20世纪最伟大的革命家——因此他最感兴趣的是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以便获得这一最锐利的理论武器来分析和理解他活动于其中的复杂的历史现实。在列宁看来，辩证法是必需的，但是他的许多追随者则认为根本不需要！因为列宁同自己的政党一起创造历史，因此他深刻的辩证法、批判性和反教条主义特征最清楚地表现在历史实践本身以及对这一实践的反思中。因而，他的著作，尤其是1917年以后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应用于历史实践的具体领域的最好的典范。
但是，在列宁那里只是作为探索，因而可以说是片面的、并未上升为绝对的东西，在他死后十年变为教条、经典，被宣布为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和唯一正确并且必须遵循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多元化的第一个清晰的、但对马克思主义而言也是悲剧性的宣告。
我认为，把在斯大林的著名的小册子中经典化的这一种类型斥之为与马克思主义无关的东西而加以抛弃，从根本上说是不正确的，甚至是幼稚的。首先，那一时期所写的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关的东西大多可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找到，那是一个以大量引证作为论据的时代。问题正在于如何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中的具体东西，从中能得出什么，而得不出什么，哪些问题已被揭开，哪些问题根本没有涉及，或者被当作黑格尔的遗迹或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而加以排斥，等等。
其次，从未有任何一个宣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像那时的斯大林主义一样得到如此广泛的大规模的承认。共产国际的所有政党，这意味着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无条件地把斯大林的小册子奉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的最高表述。我们不应忘记，斯大林被尊为第四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这一切需要反思！
所有这些只是表明，工人运动的水平就是这样，以致无法提供条件，正如今天在相当大程度上也要求没有任何哲学素养的成员，甚至大多数领导（哲学研究是艰巨的和长期的研究，不是通过几条通俗原理和观点可以掌握的学问）能够深入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作的贡献进行复杂的哲学分析，能够研究德国古典哲学，而这些对不具备哲学教养的人几乎是做不到的。大多数成员不可能也不必这样去做，但是那些具有成为这一运动的哲学家的才能的人们，如果不了解这些哲学前提，则必然就会低于历史所要求的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