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有自己的哲学方面（这对一个新的进步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十分必要的），它只能通过自己的哲学创造性人才来获得自己的哲学，后者是具有自我意识的不可重复的个体。对于整个运动，对于运动的大多数成员而言，总是需要哲学的普及化，而这在一定意义上又总是归于简单化。这只是意味着社会和政治运动不能也不应试图成为哲学思想的拥有者和哲学问题的仲裁者——因为即使哲学会议也不能这样做——而只能从由马克思时代起直到今天的复杂哲学储备中接受特定的成分，以便更好地确定历史方向。由于这一切，运动在这方面和在自己的其他倾向中，必须是批判地、开放地和民主地采取自己的立场，而把哲学理论留给那些具备特定的哲学前提并且认为从马克思的精神中所产生的思想最适用于当代进步意识的当代历史变革进程的人们进行创作。而政治运动从中为自己的整个意识形态接受什么成分，这取决于特定运动的发展程度。但是，主张为理解和解决哲学问题而提供框架则不只是狂妄的问题了。一些个人和团体，例如斯大林的团体是这样做的，他们对人类思想的发展根本没有任何深刻见解，更不具备对马克思理论思想发展前提的理解。
这不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是显而易见的（恩格斯曾写信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指出谁也不能强制他以别的方式思考，或不发表自己的见解），而且对杰出的A。拉布里奥拉而言也是如此，他承认党内同志“在牵涉党的政治路线的一切问题上，在一定限度内和给定条件下可以是严格的，甚至是专横的”，但是，如果这些同志仅仅因为是同志而要求成为科学的仲裁者，拉布里奥拉则从原则上根本拒绝他们，因为“无论何时，包括在所谓的未来社会中，在科学的问题上都不能运用表决的方式”。
如果我们否定斯大林主义的哲学观念具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特征，则首先是参照我们今天业已了解的对马克思的哲学方面的理解来进行的，这些对20世纪30年代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言大多已经不陌生了。尽管斯大林的哲学观念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一般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类型，然而，无论如何按照欧洲的尺度它都是最原始和最有局限性的类型，但是那时却得到了或许任何一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都不会再得到的普遍承认。最好不再有这样的类型！
斯大林主义哲学观是一种意识形态化和经院式的哲学，这更多地在于它缺少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所能得到的东西。首先，它缺少马克思的思想的全部人本主义—人道主义问题，从历史—哲学问题着眼，这些问题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克服哲学唯心主义和到那时为止的唯物主义传统至关重要。其次，把特定立场绝对化与教条化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更不必提及斯大林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严格限制任何不同见解、任何探索以及直接批判的和创造性的对话。马克思的辩证法是批判的、开放的、探究的，因而也是革命的。而这一点是斯大林主义以及所有迄今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或非共产主义的运动所缺乏的。重复的或具备新形式的教条主义、限制创造性探索及理论的差别性，一句话，限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多元发展——而这是每一哲学的、社会的以及科学的思想丰富发展的根本前提——总会在不发达的运动中存在，理由很简单，这些运动尚未达到把握这些进程的民主的、哲学的和科学的水平，它们的现实还不可能“提供”这一点！而为了达到上述人类思想的文化的民主发展，为了它们的自由、开放性、多元性和批判性，我们的欧洲近代思想已经奋斗了五个多世纪。
除上所述，还应强调，哲学以及艺术是有独立见解的、独立的和创造性的个体的创作。尽管在历史中有些伟大人物的哲学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并且以自己的创造性而影响数世纪，但是，面对着新形势、新发现和新问题，创造性的人类精神不能只凭借重复、制定和拓宽这些哲学天才的哲学成就而存在。对马克思的哲学而言，情形也是一样的或类似的，特别应当注意的是，它不是以某种精心制作的形式而是更多地以建议和手稿的形式存在。
历史和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导致了新的认识、新的动力和新的情形；这需要富有独创性的解答。这些重大转变和新思潮可能是片面地发展的（这在人类认识的发展中很常见），但是它们仍不失为新的里程碑。最典型的例证是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它一出版就立即受到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的攻击——这本身已表明这关系到对历史—哲学问题的两种不同见解，因而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多元性。卢卡奇的批判者德波林、季诺维也夫等人清楚地看到了卢卡奇天才著作中的一些片面性和弱点，但是由于他们没有理解思想发展的本质，而是采取了那时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仲裁者的立场（预示着后来的斯大林主义），结果完全忽略了这本著作中关于辩证法问题尤其是关于异化和物化问题的历史辩证法的丰富的新内容、新见解和新的理论动力。他们由于自己的独断论立场和偏见而没有理解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只能通过各种各样的新探索和新思潮而得以发展，在这种意义上，卢卡奇的著作勾画了一种十分重要的类型，我们可以说，它开始了后来通过法兰克福学派和其他思想家而变为比斯大林时代所制造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经院式结合更能代表“自己时代思想”的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路线。这一思潮以人和历史问题为根本定向——这对马克思的思想来说是最重要的和最根本的。完全可以理解，对这一思潮的拥护者而言总是存在一个问题，即如何解决马克思哲学亦无法简单回避的其他本体论问题。但是同样真实的是，在历史中只有极少数哲学家能够在自己的身后留下完整的哲学体系。
布洛赫试图用一个无所不包的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思想来克服这一片面性。这一思想是以乌托邦和希望命题及其他一些本体论内涵而加以丰富的，这是布洛赫富有独创性的哲学贡献。他的《希望原理》是对人和历史，而且也是对自然（尤其在其他著作中）的独特的、富有创造性的理解，因而它标志着根据马克思的意向精神同时又包括一些在马克思那里所没有的新内涵和哲学见解对自然和人的存在所进行的哲学反思。在那个时代这部著作对东欧的马克思主义而言是那样全新，以致立即遭到谴责！不必继续列举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和一些富有独创性的思想家的哲学观念的全部丰富内涵，例如葛兰西、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或者都市主义哲学）、萨特（独特的辩证理性批判）、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等等，以及一些围绕《实践》杂志的富有独创性的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他们那里有关于实践哲学、革命哲学、当代世界辩证法、人道主义、社会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许多富有独创性的命题。
如欲进一步建立起这些命题，则有必要提出一个问题，这些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依据什么而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所有这些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和种类依据什么而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有必要指出，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当然都接受马克思的某些立场，但所有根本的范畴和概念都处于“理论活动”之中，即是说，它们都经受着不同的解释，而为什么和如何经历不同的解释正是马克思主义多元化的事实和必然性之所在。这些特定的社会的和个人的传统以及主体本身结构的不同因素，迄今为止仍在起着作用，而且在将来也还将存在着对每一范畴进行不同理解与解释的可能性，尽管人们都引证它们。这只是说，社会结构和作为权力、力量和关系总体的历史是如何复杂与多元，这同时也表明马克思思想的复杂性与深度，它能够开拓理解特定哲学与社会问题的新视野。
所有这些均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元化不仅是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而且也是必然的。马克思的哲学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哲学的一个种类，也是当代最重要的一个种类。同所有其他哲学一样，马克思的思想只有在多样化中，在以新的认识、以关于新的历史现实和人的独创性见解来加以丰富之中才有自己的前途。遵循这一哲学传统路线的每一创造性的哲学思想都不能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而应当成为基于马克思的精神和他的思想路线的更高的理论和哲学思维。人类的创造性思想必然导致在马克思那里不曾存在的、我们无法从马克思那里引证的新命题和答案。在当今每一个认为根据马克思思想的精神和意向所作的理论努力能获得最富成效和最中肯的结果的重要思想家那里，情况均是如此。马克思的哲学观点在上述思潮的多元化和创新中才有自己的前途，因此，任何固守一种理论作为真正的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做法——都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终结。
关于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以及具体的历史实践，情形并无两样。如果说在哲学这里，特定的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取决于许多历史、文化和理论条件，同时也取决于个别哲学家的独立性和创造性——那么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差别与不同思潮则首先来自特定的工人运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所处的不同的环境。
首先应指出，20世纪初社会主义理论在相当大程度上尚未建立起来。除了巴黎公社的短暂一幕，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尚不存在，马克思天才地对巴黎公社加以分析，并得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结论，这些结论直到今天对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还是十分深奥的。简而言之，马克思提出了关于这种革命的设想，即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并利用这一政权和国家以实行劳动的经济解放，即通过建立自由生产者的联合体而实现经济和政治异化的扬弃。当然，由此国家也将逐步从历史舞台上消失。
这一思想在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并未得到足够的理解和接受。欧洲社会民主党由于夺取政权的议会斗争和在一些国家中议会方式的成功，而更多地关注夺取政权，以便能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力量通过国家干预、国有化和其他形式的社会化来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尽管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世纪末由于恩格斯对他们制定的《爱尔福特纲领》中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尖锐批判而形成的强大影响，放弃了国家社会主义概念，但是20年后，官僚化的党的领导阶层愈来愈选择了主要依赖国家和议会民主夺取政权的道路。这在德国革命前夕是如此明显，以致列宁严厉批评他们断言无产阶级需要国家，但却不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强调这必须是走向消亡的国家。
对于马克思主义内部这一国家社会主义路线，列宁不但以国家消亡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进程之一的思想，而且以工人和士兵苏维埃（委员会）是社会主义新国家和社会组织基础的思想加以反对。列宁的社会主义概念在历史实践上来源于巴黎公社，特别是来源于俄国两次革命，那时自发地产生了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这一思想在“委员会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中得到了最一贯的表达，当时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家，从卢森堡和A。潘涅库克到H。高尔特、O。吕勒、葛兰西等人都是“委员会共产主义”的倡导者。他们的社会主义理论概念严格植根于一些工业行业的工人委员会，这些委员会通过自己的代表形成地方的和其他的委员会，直到共和国委员会的最高机构。
这一理论至今尚未得以彻底贯彻，包括在南斯拉夫的实践中也未做到，尽管它在发展自治方面走得最远（这一“最远”还只是最初的历史起步）。中欧的无产阶级革命落后了，因此尽管工人委员会曾作为那时一些宪法的来源，但它们在新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完全窒息了，完全消亡了。在布尔什维克俄国，列宁的政党在大多数工人阶级的支持下取得了政权，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内外部条件，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越来越带有国家社会主义的特征。经过反革命和国内战争，在历史舞台上只剩下布尔什维克党，这就使它能够，而且只是能够使自己的政治垄断变得无所不包，使无产阶级专政转变为一个政党的专政，最终转变为党的一个派别的专政。十分遗憾，斯大林的派别就这样成功了，它为了自己的统治而逐步铲除所有其他派别，并采取了愈来愈不民主的统治方法。列宁逝世后的十年间，苏联建立起一种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它在斯大林的领导下，使得最初的社会主义基础已成问题。那时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也在考虑一种国有化社会主义，但这是民主类型的，以议会和思想政治多元化为内涵的，而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家社会主义却取得了党的一个派别专制的所有形式，它为了自己的政治野心而牺牲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得以进入苏联舞台的大多数原则。
我以前曾证明，国家社会主义，包括民主类型的国家社会主义观念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概念。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不发达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社会主义不能成为向更深刻的社会进程和社会主义进程及变革的特定过渡形式。然而，斯大林主义者却把这一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及其实践宣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实现，是一切社会主义发展的典范，而所有与此相悖的观点都被它庞大的宣传机构斥之为修正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反苏维埃主义，等等。关于革命概念的情形亦是如此，在他们看来，革命只能按照十月革命的方式进行。所有那些轻率地相信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概念是唯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且可以通过强制将之推行到其他人那里的人们——尽管按常规每个人都应为自己的思想奋斗——都认为，斯大林主义时期（而且不只是那时）其他亦自称为唯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是错误的，许多人由于这些思想而丧生。
既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6]，那么显而易见，这种不民主的统治必须以完全不民主地建立起的意识形态来加以捍卫和论证。上述“社会主义”观念以及前面提到的哲学观念不过是在观念上表达了一种实际的社会状态，它们不仅必然被强力推行而且被宣称为唯一正确的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结果到那时为止，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运动中以思想的多元化为特征的所有实践均被当作社会民主党的错误而遭抛弃，由此在自己的所有方面建立起独断的马克思主义。在现代史上第一次在马克思主义中彻底宣称反多元化的立场，第一次把一个特定的思想宣称为唯一的马克思主义和唯一必须遵从的思想，因此，它也就被当作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中创造与产生的一切东西的普遍适用的标准。
他们通过抑制关于社会主义实践和当代世界其他问题的自由思考而反对社会主义实践的多元化，这意味着也反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多元化——其结果只能产生在这种行动中所能产生的东西：普遍的贫乏和普遍的落后。因此，有机会阅读一点出自我们本国人和外国人之笔的反对多元化的著作的人们，包括我们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独断性的拥护者、多元论的反对者，都应当清楚，这种有限的和教条的立场会导致什么。它必然把他们引向斯大林—日丹诺夫的反动观念，这一观念由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独断性而必然导致把自己的思想和实践绝对化，其结果是威胁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身。
任何坚持历史发展中马克思主义的独断性而不是多元性原则的人都必须把自己的立场宣布为唯一正确的、唯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如果这些力量同时拥有政治权力，那么思想专制，进而社会专制就是合乎逻辑的后果和历史的必然性了。社会主义有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论的多元化，甚至一般理论和哲学观点的多元化，总会比只有一种观点能更好地发展，因为那一种观点必然是教条主义的和强制的马克思主义。最好每一种思想都进入对话，进入批判的对立之中。因此，就马克思主义思想而言，不但需要自我发展的自由，而且也需要其他理论观点的存在，它可以与之对立，但也可以利用它们的成果。
在迄今为止的实践中，仅在欧洲我们就可以谈论几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发展的社会主义概念。第一种是国家社会主义类型，它直到最近还坚持一党制和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垄断的必要性，把国家所有当作社会所有，把社会主义计划理解为国家计划，坚持拥有作为指挥中心的和执掌政权的党的传统。这一概念应更正确地称之为政党—国家社会主义。在这种发展条件下，社会的官僚化及其众所周知的结果是必不可免的。例如，当工会只是一种传动装置时工人运动就消亡了，而在不存在自由的理论创作之处就会产生经院哲学，无论是宗教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遗憾的是一些社会主义者团体，甚至马克思主义者团体从欧洲社会和欧洲思想的数世纪发展中几乎什么都没学到！
第二种是南斯拉夫类型，它也是一党制，但宣称并倾向于把国家社会主义的关系转变为自治的关系，由此就建立起新的社会经济关系，改变所有上述范畴（计划、所有制、扩大再生产、民主，等等）的特征。这两种类型的社会主义都形成于不发达国家，它们只有很薄弱的资产阶级的和民主的传统，而且面临许多复杂的问题。由于来自发达资本主义的竞争，甚至军事威胁，社会主义不得不为社会关系的更深刻的变革创造前提条件（工业化，形成更强有力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克服经济和文化落后，等等），同时又必须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由于没有先前的历史经验，迄今为止这还表现为十分艰难的、复杂的和长期的历史任务。
第三种路线是西方高度发达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设想，对此还只能作为理论设计而加以谈论。通过赋予国家以一定的作用，这种制度将植根于自治的发展基础之上，拥有多党制，因而在主要的生活领域都将有十分发达的民主关系。如果在上述几种社会主义类型的基础上，我们再补充一点古巴、阿尔及利亚等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中的许多相似点和不同点，那么，要否定社会主义实践和社会主义理论只能意味着意识形态偏见，它会导致对现实视而不见。
显而易见——如果有条件地和能动地理解——特定的“模式”主要适应于（当然是在非强制的条件下）特定社会的整个发展水平。当然，特定国家到了发展的一定层次，这一发展就会产生超越原有模式的要求。从上述结论不应得出任何相对主义，也不应认为各个国家的社会进程的引导者就像在历史的餐厅里选择冷热香肠那样选择自己中意的“模式”，如同卢森堡指出的那样。多党存在，更大的政治和文化民主，在不发达的国家和社会中通常是不能接受的。尽管存在着内在的愿望和信念——最好是百花齐放——但最终却只开红花。
（衣俊卿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