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14]
我并不十分同意恩格斯的这一说法，即他和马克思本人都分别谴责过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开始屈从于经济主义这一事实。然而，不同意这种说法的理由并不仅仅在于他们在反对自己的论敌时，缺少时间、地点和机会去论证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事实是，并没有人很不公正地把经济主义的图式归咎于他们，尽管这种图式偶尔也出现在他们的著作中。
当恩格斯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并立即补充到“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15]时，他并非是在简单地谈论整个真理。无疑，这一主题在许多段落（其中有些我们在本文中已经引用）中是非常极端的。
在强调这一点时，我绝非是在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主义的庸俗者们辩护。毕竟，恩格斯实际上区分了他本人和这种解释，这可以从下面两个恰当的段落中看出：
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结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以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16]
“我们所研究的领域越是远离经济，愈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我们就越是发现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现象，它的曲线就越是曲折。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同经济发展的轴线接近于平行。”[17]
四、马克思主义历史上的两种倾向
纵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历史过程进一步图式化的倾向已经开始和遵循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历史研究足迹的创造性努力发生冲突，并被取代。
在第二国际的时代，马克思主义日益依赖于这种经济主义—决定论的图式。那些“清除了”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尔以及全部哲学之影响的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还能期望些什么呢？例如，人们都还记得，甚至考茨基也认为，真正的马克思是一个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而绝非一个哲学家。
斯大林主义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明，使历史现实完全被推入了赞成这种图式的背景之中。斯大林主义者倾向于用几个图式从其总体性上说明历史和全部特殊的历史事件，历史学，甚至包括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都受到这种关于历史的伪哲学的损害，也就并不奇怪了。面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没有任何一种刻板的图式能够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社会辩证法在本质上被归结为一种自然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被当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规律”在人类社会中的应用。[18]现实的人和事件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中消失了，剩下的只是武断的应用和实体化了的抽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社会的上层建筑、社会的阶级及其冲突，等等。因此，物化成了斯大林主义历史观的另一特征。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严厉地批判了那种认为“历史也和真理一样变成了特殊的个性，即形而上学的主体，而现实的人类个体反倒仅仅变成了这一形而上学的主体的体现者”[19]的观点。斯大林化的历史唯物主义犯了类似的错误，区别只是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代替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当人们能够正确地批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图式时，正是由于其经济主义，而并非由于物化的历史或忘掉了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毕竟，众所周知，马克思认为，人自身就是一种生产力，而且几乎是全部历史之最重要的生产力。根据这种精神，他甚至把革命阶级称作最伟大的生产力。
尽管社会民主党的经济主义和后来的斯大林主义教条主义长期占统治地位，但马克思主义从未完全陷入这种图式论中。多年来，一批卓有成效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站出来证明了富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再生力［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布洛赫、霍克海默（Horeheimer）、本亚明（Benjamin）、阿多诺（Adorno）、马尔库塞（Marcuse）、弗罗姆、哈贝马斯（Habermas）、列斐弗尔（Lefebver）以及最近的萨特（Sartre），等等］。
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真正的重新认识在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在“回到真正的马克思”的口号下，一种富有创造性的理论倾向发展起来了。这场复兴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明确地抛弃和废除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图式和严格的历史决定论，所以这类思想已经被宣布为是对真正的马克思的一种歪曲。然而，事实在于，在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主义和决定论的图式中，就潜藏着后一种理论歪曲的可能性。因此，真正富有创造性地回到马克思只能有一种选择：洞察应该摆脱这种刻板的图式并得到系统的表述；这些洞察必须依赖于对社会和历史的未来研究。
即使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了一些附加的说明和改进，但马克思的图式仍然是站不住脚的。无论他们多么强调上层建筑对基础的“反作用”，甚至基础和上层建筑彼此间的“互为条件”，但只要仍然停留在这种图式的框架内，就必然断言物质生产总是决定着——即使只是在最终的情况下——人的所有其他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恩格斯的下述论断中，这种最终的局限是显而易见的：“既然这个人还没有发现，物质生存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生存方式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那么，他就决不能了解他所谈论的那个问题了。”[20]他甚至更明确地说：“这些先生常常几乎是故意地忘记，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21]
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的这两种基本倾向，即图式论的倾向和创造性的倾向之间的争论中，前者在理论上已经失败。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学家的分析已经表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绝不是严格平行的，更不必说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上层建筑”之间发展的严格平行了。和我们刚才引用的恩格斯的论断相反，事实在于，社会生活的许多重要方面和因素并不是经济活动的结果。换言之，认为人类活动的所有其他形式都可从物质生产的状况推演而来，是不正确的。同样，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并没有被证明为是社会革命的一种必要条件。而且，当人们试图根据“上层建筑”准确地描述“经济基础”时，他们所遇到的巨大困难也是尽人皆知的。例如，J。普拉米那茨在《德国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共产主义》（1954年）中已经证明，“上层建筑”不仅作用于“经济基础”，而且上层建筑的某些因素同时又代表着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
历史唯物主义图式的这种刻板的决定论方面，在批判者手中遇到了麻烦。对任何以“铁的必然性”作用于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的信仰，都已被证明为一种幻想。简言之，任何认为人只能加速或延缓历史过程的观点都不正确，因其方向和结果在根本上是被决定的。
那些不懂得如何摆脱图式论的马克思主义者注定只能讨论一些伪问题和伪难题。这种现象的一个典型例证是，在跨越社会发展一定阶段（这一阶段在图式上已经预见到了）如何可能的问题上，耗费了大量的精力。最为突出的是，这种教条式的探讨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图式，而当发展采取了一种意外的进程时，又惊讶地对之予以怀疑。历史不可能自然地跨越自身——它只能超越图式论的思想家们。
让我们引证另一种无效的图式论。甚至在今天，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不发达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这一事实中，发现了一个难解之谜：他们不是对其图式感到怀疑，而是对这一事实是“巧合”的结果这种“解释”更为满意。因此，在任何地方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即作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矛盾结果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为“规律”（甚至是“自然”规律）倒维护了其地位！而那些迄今在全部社会主义革命中已经实际发生的事情，却被当成了“偶然”（“巧合”）的结果！
在这个问题上，最好还是参考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种旧有的解释。按照这种解释，帝国主义国家从它们的殖民地和一些独立国家榨取超额利润，因而能通过产生“工人贵族”和收买工人政治领袖来安抚工人阶级。但是，首先，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促进了那个阶层的不断增长，因此，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究竟是工人贵族还是那些虽然不断减少，但却仍然受到剥削的一部分人代表了“真正的”工人阶级的问题早就提出来了。其次，即使对社会主义革命失败的那种解释已经非常令人满意，事实仍然是，它并不意味着与一种刻板的经济主义—决定论的图式相吻合。列宁是提供这种解释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然而，尽管他敢于与托洛茨基一起第一次从管理上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在贫穷落后的俄国的可能性，但当他试图为这种建立在经济决定论基础上的预言的失败进行解释时，却同样达到了一种诉诸令人难以信服的辩解的水平。
经济主义的教条主义者们似乎被迫总是从人们的经济地位来推论社会各集团、各阶级的政治地位。我已经指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图式是从马克思对西方社会发展的研究中推演而来的，而他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分析则揭示了另一种理论的可能性。但是，撇开这一点不谈，继韦伯、韦特福吉尔、穆勒、达伦多夫等人的分析之后，人们便能够不再根据这种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图式的观点观察政治了。如果人们不废除这种图式，那么社会主义革命中政权的起源就不可能得到解释。因为这是一个历史事实，例如，党政机构在它取得经济统治之前，就已经取得了政治统治。
五、关于社会—历史进程的两种重新阐述了的洞察
的确，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总是平行的。但并不能由此推出，谈论任何一种生产力的决定论优势都是不可能的。事实根本不是这样。因为这种优势并不具有肯定的和绝对的特征，与其说它是一种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的“自然规律”的力量，不如说它是一种强大的趋势。
我们还可以在马克思那里（如在前面引述过的1846年12月28日致帕·瓦·安年柯夫（P。V。Annenkov）的信中）发现一种较弱的、否定的和假定的重新阐述的基础：
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也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
我认为，马克思的洞察应该这样表述：人类社会表现出一种变革生产关系、而非完全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强大趋势。完全有必要重申，这不是一个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图式所说的“铁的必然性”的问题，而只是一种（强大的）趋势的问题。换言之，在某些社会里，尽管相反的趋势可能逐渐占优势，但这些社会通常注定要停滞，并最终走向衰落和灭亡。
在这种站不住脚的、通过基础（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直接地或只是在最终的情况下——的图式中，同样存在着一种重要的观察。在迄今的一切社会中——包括那些最富裕的当代社会——物质生产已经代表了社会生活的焦点。[22]因此，马克思的社会类型论（这种理论把社会的经济秩序当作其标准）仍具有根本的意义。然而，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基础”的影响不能以一种肯定的和绝对的方式来表述，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所做的那样。它只能以一种较弱的、否定的方式来表述：即人类社会表现出一种变革社会整体其他要素（政治的、法律的、精神的，等等）的强大趋势，而绝非完全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尽管在某些社会中，相反的趋势也很强大，但这些社会已经停滞了，因而衰落和灭亡了。换言之，我们这里所关注的只是历史中的强大趋势和潮流，而决不是那种以任何形式的“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的严格的经济决定论。
因此，卡雷尔·科西克（KarelKosik）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最大贡献之一是：
消除日常生活和历史之间的矛盾，提出一种关于社会中人的现实性的一贯的一元论观点，只能为现代唯物主义所接受。只有在唯物主义理论中，全部人的事件才具有历史的特征。这样，非历史的日常生活和历史的历史性之间的二元论便被超越了。[23]
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不但克服了日常生活和历史之间的矛盾，而且在日常生活之最日常的方面发展了社会历史进程的基本的决定因素——物质生产的方式。这就有效地使历史非拜物教化了。当然，在其肯定的和绝对的决定论公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过分看重了经济主义。
六、列宁和托洛茨基对经济主义图式的否定
列宁（Lenin）和托洛茨基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明显地从经济主义决定论转向了自觉的、有组织的革命主体的决定作用。这是一个如此彻底的断裂，以致它有时接近而且陷入了唯意志论。
但是，他们的概念不乏任何经济主义和严格的决定论的痕迹。在他们关于社会和历史的最一般的理论陈述中，人们仍然可以发现一种刻板的经济主义—决定论图式（尤其是在对革命事业成功的展望方面）：即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而且，列宁从未修正过他在《谁是人民之友》（1894年）一书中表述过的观点。在这本书中，他毫无保留地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概括的原则，揭示了把社会学上升为科学的可能性。然而，另一方面，当一些特殊的现象和事件必须予以解释时，特别是当理论作为一种直接的原则应用于革命行动的时候，列宁和托洛茨基又几乎完全摆脱了那种图式。
实际上，在讨论到俄国的时候，马克思本人时常背离了他自己的经济主义图式。例如，他在1881年写给V。查苏里奇的信中指出，俄国的村社并不一定会沦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牺牲品。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1882年1月21日）中，他承认了村社发展为一种共产主义土地所有制的较高形式的可能性。
作为面对革命实践需要的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创造性理论的成果，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产生了两个划时代的变革，其主要的倡导者一个是列宁，另一个是托洛茨基。与西方社会民主党和孟什维克的理论家及领袖们相反，列宁不再强调革命的经济前提和其他客观的前提，而强调一种作为倡导者和即将来临的革命的积极力量的职业革命者的非法和集中的组织。[24]这样，他就使得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非决定论图式摆脱了那种马克思主义的前定的、刻板的决定论图式。但是，这种分离在理论上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阶段。只是在和托洛茨基关于不断革命的观点（这一观点部分地来源于马克思和帕尔乌斯）的结合中，列宁才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落后的俄国通往社会主义革命的途径。
我们在讨论这一问题的同时应该注意，托洛茨基最初坚决反对列宁主义的革命政党的组织。在《我们的政治任务》（1904年）中，托洛茨基严厉地批判了列宁在《怎么办？》（1902年）中发展起来的一种雅各宾派的组织概念。托洛茨基写道：“列宁的方法导致了这样一种情况：首先，党的组织代表了作为一个整体的党；接着，中央委员会代替了党的组织；最后，一个‘领袖’又代替了中央委员会。”
列宁在他的所谓“遗嘱”（1922年12月24日）和后来的“补充”（1923年1月4日）中，还记得托洛茨基的这个警告吗？撇开托洛茨基同时在建立党内关系（这种关系使他提出1904年的警告成为可能）方面已经作出的许多贡献这一事实不谈，这确是一个恰当的问题。面对死亡的忧惧，列宁写下了些什么呢？他讨论了布尔什维克党和革命的几位领导人的个性：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Zinoviev）、加米涅夫（Kamenev）、布哈林（Bukharin）和皮达可夫（Piatakov）。列宁之所以担心党的分裂，正如他本人所说的那样，是因为党的两个最重要的成员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冲突。列宁告诉我们，斯大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但问题在于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列宁指出，托洛茨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干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
甚至在“对遗嘱的补充”中，列宁还致力于心理—伦理的分析。在此，他得出结论说，斯大林太粗暴，而且在总书记的职位上是不可容忍的。因此，他向中央委员会建议，任命另一个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简言之，较少任性的人替换斯大林。在列宁看来，这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却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这一看法显然是在布尔什维克党处于顶峰时期掌握了极大权力的个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毋庸置疑，列宁的观察实际上等于承认——不管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托洛斯基（在1904年）的警告已经得到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