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受贿罪处罚之比较
（一）内地刑法关于受贿罪的处罚规定
内地《刑法》第386条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383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据此，对于自然人犯受贿罪，则依照第383条关于贪污罪的处罚规定予以处罚，具体来说，个人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个人受贿数额在5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个人受贿数额在5千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7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个人受贿数额在5千元以上不满1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个人受贿数额不满5千元，情节较重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对于单位受贿罪之情形，则根据第387条之规定，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二）澳门刑法关于受贿罪的处罚规定
根据《澳门刑法》第337条之规定，犯受贿作不法行为罪的，处1年至8年徒刑；如未作违背职务上之义务的行为，则处最高3年徒刑或科罚金。第338条规定，犯受贿作合规范行为罪的，处最高2年徒刑，或科最高240日罚金。可见，澳门刑法是根据行为人职务行为性质的不同即是违法还是合法而设置了不同的法定刑，其中，对于受贿作不法行为罪设置的法定刑要重于受贿作合规范行为罪的法定刑。笔者认为，澳门对受贿罪的处罚之所以没有通过受贿数额作具体的量化，一方面是出于其贿赂不限于可用金钱衡量的“财产利益”的考虑；另一方面是因为受贿罪并非一项财产犯罪，其所侵犯的法益是公务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不能简单地以金钱的多少来衡量其社会危害性而设置刑罚。
（三）两地受贿罪处罚之比较
通过上述两地的立法规定来看，两地刑法关于受贿罪的处罚主要存在以下不同。
首先，从法定刑的设置标准来看，内地刑法主要是以数额大小为依据设置法定刑，即将犯罪的社会危害性通过受贿的数额予以量化，划分出不同档次的受贿数额进而配置不同档次的法定刑；而澳门刑法则非以数额作为法定刑设置的标准，而是根据犯罪行为的不同具体表现设置不同的法定刑。笔者认为，相比较而言，内地刑法以数额大小为基础的处罚标准模式不尽合理。如前所述，受贿罪实质上为侵犯公务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职务犯罪，而非一项财产犯罪，故不能简单地以收受的金额的多少来衡量其社会危害性，再加上贿赂的范围不应且实际上也不是仅局限在可用金钱衡量价值的钱物或利益上，一些非财产性利益也会被作为贿赂，同样构成对公务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害；同时，社会是不断发展的，明确设定一些具体的数额标准，容易导致法条具有滞后性，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下有效打击受贿犯罪的需要。
其次，从法定刑的刑种来看，两地刑法对受贿罪所规定的刑罚种类有所不同。具体来说，内地刑法对受贿罪规定的刑罚种类比较齐全，包括了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这四类主刑，以及没收财产这一附加刑，而澳门刑法对受贿罪所规定的刑罚仅包括徒刑和罚金这两种，且在性质上均属于主刑。这其实也反映了两地刑罚体系的差异：澳门刑罚体系中不存在无期徒刑和死刑，主刑只包括有期徒刑和罚金；而内地的刑罚体系中主刑则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因此，相对而言，内地刑法对受贿罪的处罚程度要严厉得多，甚至动用到了死刑这一生命刑。
再次，在财产刑的适用上，澳门刑法与内地刑法也存在区别。如上所述，罚金在澳门刑罚体系中属于主刑，因主刑原则上只科处其一，而不能并科，故澳门刑法在规定对受贿罪的处罚时，虽然同时规定了罚金和徒刑这两种刑罚，但在表述上为“徒刑或者罚金”，即只能选择其一适用，而不能同时科处；而内地刑法中的没收财产属于附加刑，故在关于对受贿罪的处罚规定中，则将其与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这些主刑予以并科。另外，澳门对受贿罪适用罚金刑的范围较广泛，这表现在：从关于受贿罪的处罚规定来看，除了因第337条第1款没有规定罚金刑而对于受贿作不法行为罪中实际作出不法行为的情形不能适用罚金刑外，对于受贿作不法行为罪中未作出不法行为的情形以及受贿作合规范行为罪，第337条第2款和第338条则分别均同时规定了徒刑和罚金刑；而根据刑法第64条关于“选择刑罚之标准”的规定，“如对犯罪可选科剥夺自由之刑罚或非剥夺自由之刑罚，则只要非剥夺自由之刑罚可适当及足以实现处罚之目的，法院须先选非剥夺自由之刑罚”，因此，对于上述的后两种情形，处罚时则可以考虑以罚金刑来替代徒刑。也就是说，澳门原则上只对实际作出不法行为的受贿罪才须科处徒刑，对受贿作合规范行为罪以及受贿但未实际作出不法行为的情形则不必须处以徒刑。而内地刑法只对个人受贿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情形才规定适用财产刑，并处没收财产，对于个人受贿数额在5万元以下的，则没有规定财产刑。可见，内地刑法中对受贿罪适用财产刑的范围相对较窄。
另外，两地刑法关于受贿罪的处罚还存在一点不同，这表现在：澳门刑法明确规定，对于受贿罪构成既遂后的一定情形，不予处罚。即根据《澳门刑法》第337条第3款和第338条第2款的规定，对于行为人在作出不法行为前或者在作出合规范之行为前，因己意拒绝接受曾答应接受的利益或承诺，又或将已接受的利益返还，或如为可替代物，而将其价值返还者，则不予处罚。此时，从理论上看，受贿罪其实已构成既遂，但立法者考虑到行为人主观上已有悔改表现，故明确规定不予处罚。而内地刑法中除了对于“受贿数额在5000元以上不满1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规定“可以”而非“应当”减轻或免除刑事处罚外，对于其他受贿罪既遂的情形，则没有规定因事后积极退赃而不予处罚。因为，在内地刑法理论上及司法实践中，犯罪一旦构成既遂，就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而不存在不予处罚的问题。即使事后积极退赃，原则上也不属于受贿罪的法定减轻或免除处罚情节，不过量刑时可以作为一个酌定量刑情节来考虑。
最后，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即内地刑法明确规定对于索贿这一积极型受贿须从重处罚；而澳门刑法则没有在处罚规则上对积极型受贿与消极型受贿作出区分。笔者认为，内地立法者之所以在处罚规则上作此区分，主要是基于索贿情形下所表征出来的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较收受型受贿而言相对要大的考虑，故明确规定对其从重处罚，这也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故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1]澳门大学法学院刑法专业博士研究生，澳门刑事法研究会学术秘书。
[2]下文中所提及的“受贿罪”，如未明确标明为单位受贿罪或者同时含自然人受贿罪与单位受贿罪，则均仅指自然人受贿罪。
[3]毕志强、肖介清等编著：《受贿罪定罪量刑案例评析》，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3，第10～11页。
[4]澳门回归以后，由于设立了不同的体制，该项所对应的内容也发生了小小的改变：总督及政务司应更名为行政长官及各司司长，咨询会已撤销，故咨询会委员不再存在，反贪污暨反行政违法性高级专员已更名为廉政专员，此外，又新增了审计署，故审计长亦应列到该项中。参见石磊：《澳门贿赂犯罪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第132页。
[5]石磊：《澳门贿赂犯罪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第124页。
[6]赵国强主编：《澳门刑事法研究（实体法篇）》，澳门，澳门基金会，2005，第331页。
[7]同上书，第327页。
[8]赵国强主编：《澳门刑事法研究（实体法篇）》，澳门，澳门基金会，2005，第331页。
[9]石磊：《澳门贿赂犯罪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第130～131页。
[10]赵国强：《澳门刑法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431页。
[11]第192009号法律第3条第1款规定：“为任何私营部门实体，即使属不合规范设立的实体服务而从事职务的人，包括从事领导或行政工作的人，如亲身或透过另一人而经该人同意或追认，为自己或第三人要求或答应接受其不应收的财产利益或非财产利益，又或要求或答应接受他人给予该利益的承诺，作为违背职务上的义务的作为或不作为的回报者，处最高一年徒刑或科罚金。”
[12]赵国强主编：《澳门刑事法研究（实体法篇）》，澳门，澳门基金会，2005，第334页。
[13]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
[14]石磊：《澳门贿赂犯罪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第84页。
[15]参见澳门初级法院合议庭普通诉讼程序案，编号011016a1之裁判书。
[17]王作富、陈兴良：《受贿罪构成新探》，载《政法论坛》，1991（1）。
[18]张明楷：《刑法学》（第二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第925～926页。
[19]即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
[20]王瑞祥：《受贿罪中应取消为他人谋利益的犯罪构成要件》，载《理论与现代化》，2011（2）。
[21]吕天奇：《贿赂罪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第127页。
[22]郭竹梅：《受贿罪新型暨疑难问题研究》，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第31～32页。
[23]朱亚峰：《受贿罪研究》，载http：vip。fo。newlaw2002slcslc。asp?db=art＆gid=335573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