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都塞想做的便是——成不成功又当别论——构思一种历史科学，物理学或物理学研究的对象与我们对周围世界的直接感知有何种关系，该科学与我们大家对历史的感知就应具有何种关系。阿尔都塞所偏爱的参考文献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该《导论》是后来发表的《资本论》的雏形，它不仅是第一卷——马克思在世时出版的那一卷——的雏形，也是《资本论》三卷的雏形，包括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发表的后两卷。1857～1858年的这篇导论写得非常漂亮，我以为在某些方面比《资本论》还要好，虽说我这个评价很可能有欠公允。我曾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DieGruikderpolitisie）与《资本论》的关系比作《让·桑德》（JeanSanteuil）与“重现的时光”或整个《追忆逝水年华》的关系，但它们之间的可比性只是部分的。Grundrisse（《导论》）作为《资本论》的雏形是天才的泉涌，但尚不具备严谨的概念形式。虽说《资本论》第一卷在概念表述上更长、更严谨，但其中所有的主题在《导论》中都已出现，只是在语言表述上有很多地方不同罢了。1857～1858年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用的还是黑格尔的语言。这证明阿尔都塞说的1854年的认识论上的决裂在马克思的生平中从未发生，它的发生仅仅是阿尔都塞想象中的事情。在成熟的马克思与作为黑格尔门徒的马克思之间肯定有不同，但彻底的决裂却从未有过：在成熟期的马克思文章中，在导论中，在对商品崇拜的批判中，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处处都可以见到黑格尔的论题。不过，马克思本人怎样说并不重要：我感兴趣的是阿尔都塞用来重释《资本论》的概念体系。
下面这篇文章便道出了什么是阿尔都塞思想中的“真正的马克思”：“从表面上看，从现实、具体的事物和真正的设想着手是一个好方法，因此在经济方面，就从人口着手，他们是整个生产的社会行为的主体和基础。然而，仔细观察，这个方法是错误的，如果我不谈阶级——人口包括阶级，那么人口只是个抽象的概念。阶级是由雇佣劳动、资本等构成的，雇佣劳动、资本意味着交换、工作分配、价格等，如果我不知道这些因素，阶级也是一个空洞的词。因此如果我从人口着手，我就给了自己一个表象混乱的整体，然后，根据更准确的测定，用分析的方法，我得出越来越简单的概念；达到这个目的后，应该作反向分析，我重新回到人口。这次，我眼前不是一片混乱，而是具有丰富的规定性、关系很复杂的整体。从历史上讲，这是新生的经济走的第一条路。例如，18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一个活的整体、人口、民族、国家等着手，通过分析，最后总是发现一定数量的抽象的一般关系，这是些决定性的关系，如工作分配、金钱、价值等。一旦这些特殊的时期多少被确定，被抽象，经济体制便显现在我们眼前，它建立在简单的事物之上：如工作、工作分配、需求、交换价值、国家、民族之间的贸易、国际市场。很明显，后一种方式从科学上讲是正确的方法。具体的事物被具体化了，因为它是无数规定的综合，即差异的统一。”一段极重要的文章，它是我们理解阿尔都塞阐释理论的基础：要建立一门关于经济或历史的科学，我们不应该从具体现实——斯宾诺莎口中的第一类平庸认识所感知的现实——入手。思考具体事物，必须从抽象概念出发。要科学地理解具体的历史、具体的社会经济制度，我们必须从最抽象的概念如价值、工作、价格、剩余价值等出发，只有从这些概念着手，才可能在科学上重建经济体制，并在最后重建具体现实。
由此可见，指导阿尔都塞进行阐释的哲学方法与存在主义乃至阐释学传统的方法正好相反。存在主义从实际经验出发，他们试图从多种多样的实际经验出发去寻找总体和意义。阿尔都塞要建立一门历史的科学，多样的实际经验和平庸的历史认识不是他的起点，他的起点是抽象的概念，他要用这些概念去重建和找回具体，也就是说总体，所有标准的黑格尔哲学中的总体。对萨特和梅洛-庞蒂来说，总体只能是具体实践经验的结果，一种展望，一个行为本身就含有总体的意义，不经过行动人的裁决，我们不可能从多样的经验过渡到总体的真理；反之，假如阿尔都塞有理，假如他建成了这门历史科学，他就从抽象出发找到了总体，而且这次他找到的是一个经过科学构思、科学理解的总体，一个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总体，而不再仅仅是一个冒名的总体，一个只强调某一历史观点而忽视其他观点的伪总体。
如果我们同意这种对历史进行概念重构的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或历史科学，那么在马克思思想的演变史中就的确有过一次彻底的决裂，即阿尔都塞所设想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化的青年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的彻底决裂。在这一科学观中，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一种关于历史演变的前科学版本。
再说一遍，根据马克思自己的阐述，对阿尔都塞使劲设想的这一决裂，马克思本人从未完整地想到过；很明显，一边是关于社会、经济制度的科学，另一边是无产阶级或学者对历史现状的觉悟，是人类与环境和解的行动，在以上的两边之间从未有过矛盾：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在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与阿尔都塞的客观化马克思主义之间作选择。直到最后，马克思的文章和思想中都包含着以上两种倾向，例如，在对商品崇拜的批判中我们见到了黑格尔的主题：人被异化了，无法与他人进行交往，物质使人与人的关系变为间接，只有当间接的物质关系被消灭，当人与人能够直接进行接触、交流、交换时，人才有可能重建自己与其同类的关系。
不过我们还是把马克思本人的马克思主义放在一边，对客观化的马克思主义提一个对存在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提过的问题：通过这个重释我们又找到了什么？无疑，我们首先可以排除进化论：在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中，每个社会、经济制度都是一个科学的研究对象、一个被思考的总体，其特性就是自我再生。因此，并不存在什么进化论，即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一个取代另一个的规律。
排除进化论的方法如下：马克思有一个多次被表达过的普通思想，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对这一思想最常见的解释之一是：这一矛盾是引发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革命导致一种制度取代另一种制度。实际上，生产方式的积累，生产力的发展给出了历史进程的方向，用马克思的话说，从某个时期起，生产关系、分配方式或所有制的性质变成了阻碍，使得生产力无法继续向前发展。从这时起，人们便进入革命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将摆脱生产关系强加于它的束缚，于是出现一个新的制度。
为了清除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进化论版本（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阐释历史演变的规律），阿尔都塞和阿尔都塞派找到一个令人心安理得但又毫无意义的表述，他们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对应规律表述为一种相适应或不相适应的规律。因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有可能相适应，也有可能不相适应，我们所面对的当然就不是一个规律，而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命题。从这时起，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矛盾的进化论危险就消失了，但其代价却是规律不成其为规律，规律显然全无意义。
不过，清除进化论还带来了一个附加的好处，免去一种常见的指责。该指责认为，在一个资本主义没得到全面发展的国家中发生革命，这情况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相矛盾。马克思自己也写过一些文章，探讨革命发生在落后国家、而不是先进工业国家的可能性。托洛茨基，也许是列宁——是谁并不重要——还创造出了这样一个术语：“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然而，清除了马克思主义的进化论版本之后，根据历史演变作出的指责自然就站不住脚了：在这个新阐释中，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资本主义的自我再生或不断再生的理论，而不是它自我毁灭的理论。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论》的最常见的阐释与阿尔都塞的阐释有着根本的区别。
德国马克思主义者曾没完没了地讨论资本主义自毁的问题：关键是必须知道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再生功能从何时起会瘫痪，从而停止运行。卢森堡（RosaLuxemb）发明了一种理论，该理论说，资本主义需要殖民地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才能运转，否则它就无法实现剩余价值。不过列宁并不赞成这一理论。另外还有一个叫格罗斯曼（ann）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他写了一本七八百页的大部头，唯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才有精力这么干。在书中他没完没了地研究资本的再生模型，发现资本主义可以运行的周期次数是有限的，当它运行到第十八个或第二十五个周期时，就再也无法运转下去了。
所有这些问题在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中都消失了，它成为一种资本主义不断自我再生的理论，或者是一种共时性而非历时性的科学理论。我使用“共时性”和“历时性”这两个词，因为它们常出现在当今的语言学用语中，因为阿尔都塞的阐释不仅从巴什拉那里借来了认识论上的决裂和建构科学客体的思想，它还从索绪尔的语言学那里借来了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对立，借来了系统研究与转换规律研究的对立。把共时性与系统观结合在一起，我们就触摸到了阿尔都塞阐释的实质：一切社会经济体制都是一个系统，至少这符合较弱意义上的系统，即系统内部的每个成分都与其他成分发生关系，如果万事皆备，就差一个成分，那么这个成分就非同一般。我之所以用词谨慎，是因为一个成分的状态严格地决定其他成分的状态，在阿尔都塞的共时性马克思主义中并不是必需的；重要的是，而且关键的是，成分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般性的关系，一个成分的状态一旦决定，就将导致影响到其他成分的后果。
我补充一点，相对以上较弱的系统观而言，阿尔都塞还想走得更远。他重申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赋予生产关系一个决定性的作用，用它来解释一个系统的结构。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没有“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他则引入了这一区别，为了重构各种经济制度和社会形态，为了维护经济成分的优先地位，他提出了以下观点：分析最终表明，对于一个确定的社会制度来说，给其决定性因素定性的是经济或生产关系。阿尔都塞想讲的是：倘若你们观察封建制度，这个制度的运行条件是贵族阶级独揽军政大权；封建地主若想从劳动者身上榨取剩余价值，这种统治必不可少；在封建制度中，政治机制是决定性因素，一小撮特权阶层依赖它来榨取剩余价值。为什么在封建制度中政治机制是决定性的呢？答案如下：说到底决定它的还是经济机制。生产方式，封建阶级与直接生产者之间的关系才是真实原因，它们使得剩余价值的获取只能间接地通过阶级在政治上的不平等来实现。出于同样的理由，界定资本主义制度或现代制度的东西刚好相反，由于制度性质不同，其剩余价值的提取在经济过程中直接进行，无须借助政治机制。于是有以下的公式：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总是经济机制，是它决定了在每个社会形态中起主导作用的关键机制。于是新、老观念被综合到一起：一边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老观念，即经济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另一边是新引进的经济制度的多样化，社会形态的多样化，制度不同，每种机制的作用不同。
从这个一般理论出发，阿尔都塞运用了一系列概念，他认为，有了这些概念，我们就可以像在拼合中那样重构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下面是阿尔都塞和他的学生们使用的几个基本概念：
（1）劳动者的概念；
（2）生产手段，它还可细分为工具与对象；
（3）非劳动者，他们有两种不同的关系：（a）与财产的关系；（b）实际占有权。与财产的关系和实际占有权的区别很清楚：与财产的关系纯属法律上的关系；实际占有权是某人从直接生产者身上获取剩余价值的实际能力。
这都是些基本概念：劳动者、生产手段、生产对象、生产工具、非劳动者、与财产的关系、实际占有权，如果我们有了一门完整的历史科学，我们就可以用这些基本概念来重构每个社会形态或经济制度的特殊结构，而所有这一切皆取决于连接这五个基本要素的关系，五种基本关系的表现形式决定了每个历史时期的生产方式的结构和社会形态的一般组织形式。
（冯学俊吴泓缈译）
[1]选自《社会学主要思潮》，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选自《论治史》，北京，三联书店，2003。
[4]亦可译为“主体之间的关系”。——译注
[5]选自《论治史》，北京，三联书店，2003。
[6]括号为雷蒙·阿隆所加。——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