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对压迫的批判[1]
一、作为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
20世纪的作家和批评家斯坦（G。Stein）的系列短篇小说《三个人的生活》（1909）中有一个叫“好人安娜”（TheGoodAnna）的角色。“好人安娜”是一个中产阶级底层的天主教英国妇女，她的整个一生都是作为一个仆人在为一个比她有身份的人服务。我的目的是利用斯坦的小说来说明一种解读作为现象学家的马克思的有用策略，即是说，在资本主义劳动本体论范围内的一个自我体验的叙述。
小说严肃而直率地叙述了安娜的生活和“方式”的编年，斯坦运用了句子重复和词汇省略等文体手段来捕捉安娜生存体验中转瞬即逝的感受：“布利津的商人们害怕听到‘玛丝达小姐’的这个名字，因为好人安娜总是以这个名字来征服大家。当好人安娜说‘玛丝达小姐’不可能付那么多，而且她能够在林特海姆更便宜地买到要买的东西之后，连最严格的不二价商店也发现他们不得不稍微便宜一点。林特海姆是安娜喜欢的商店，在那里他们讨价还价了好几天，最后面粉和糖以每磅便宜四分之一便士的价格售出。安娜过着一种勤勉而拮据的生活。”安娜的生活虽然不是马克思所举的工厂劳动的范例，但它充分说明了根植于马克思的劳动本体论和他的人性的性别差异概念的模糊性和内在冲突。安娜的生活经验可以根据马克思讨论的异化、出卖、劳动和消费诸主体来阐述，但在安娜那里也有一些方面不是马克思的理论可以解释的。比如，安娜既不属于一个男人，也不对一个男人负有义务；她不是一个母亲，也不希望成为一个母亲。简单地说，安娜代表了马克思对劳动的体验的分析中许多错误和正确的方面。
安娜当然劳动，但她不是在一个可以一般地描述的工厂里劳动。她的工作是家庭内部的，但她仍然获得报酬。她作为一个劳动者接受工资，但这并不促进她谋取维持生活之外的利益的一点点念头，也不培养她与她那个阶级和地位的其他人的竞争意识。尽管不属于一个男人，但安娜希望有一个严格的以性别为基础的分工来控制自己以及他人的行为。她是一个老处女，按照她自己的地位身份她保有虽然很少但很珍贵的自律权利，且因其不为男人服务而获得了最大的生活乐趣。她没有自己的孩子，但她将她的自我价值的相当一部分与孩子的教育和教化相联系。她抱怨和愤恨她的经济与社会地位，但仍然将她的按等级划分的阶级的价值归因于她的佣人身份的衣着举止。根据她的阶级、性别和职位，安娜被赋予了权力，一种由她的生活方式——通过此种生活方式，她强迫自己作为一个长期受苦的佣人的意志——限制和强加的权力。在她的自我价值具体体现在她为玛丝达小姐付出劳动的方式上，她是被异化的。她也有一种使自己不成为马克思所谓的工厂劳作的机器的态度。她不能被指望做那些违反她自己的理性和身份的事情。她是“好人安娜”，她“不能理解世界上所有的马马虎虎和其他的坏的生活方式，她总是完全憎恨这些东西。在安娜看来，没有一种方式是他们应当做的正当方式”。
安娜保留了对教堂圣事的信仰，但只参加过几次。对安娜来说，宗教是一个给定的不容商议的事实，但不是一种市场上卖的鸦片。除了一种由她的性别、种族和阶级所决定的生活的“正当方式”，安娜不知道事情原来可以不是这个样子。因此，要看到什么样的环境条件的结合可以促使安娜将自己认同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员，是很困难的；这种做法（成为革命者）在安娜看来，如果不是对她的雇主——雇主在安娜生活中的位置既不如工厂主那么遥远，也不是没有修理她的办法（如果有必要的话）——的背叛的话，肯定至少是一种卑鄙的行为。然而，除了一个人（肖杰博士）之外，另外两个人都是妇女；她们在社会中的位置给予她们权力，但性别本身对她们来说，并没有特别清晰的意义。通过帮助她的女主人促进女主人的事业，安娜直到最后仍保持了她自己的自律权利。即使在玛丝达小姐离开庄园把她的房子遗赠给安娜，安娜自己成了“主人”之后，她仍然忠实于她的自我概念，为男人们服务，就像她当初为她的女主人和主人服务一样。
二、性别辩证法
关于安娜的生存体验的分析——一种现象学——所说明的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存在和劳动的理论的力量和局限性。假定了马克思在作为实践和异化的生存体验中所投资的价值，采用这样一种研究方法尤其有效。安娜的服务生活不仅是一个马克思的批判可以适用的劳动的例子，而且也是一个研究互相冲突的概念的线索的案例。概念的互相冲突是马克思的劳动本体论——尤其是当这一本体论与阶级、性别、种族和年龄相关的时候——的特征。安娜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工作伦理及其异化的典型，同时也说明了马克思的劳动和人性概念不能完全说明的妇女的生活。
任何妇女都可以如安娜那样，在一个隐性父权统治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结构中找到她自己的位置，这一点已经在一些最近的女权主义者，诸如艾莉森·贾格尔（AlisonJaggar）、海迪·哈特曼（HeidiHartmann）、温迪·李（WendyLee）、唐娜·哈拉维（DonnaHaraway）、罗斯·布鲁尔（RoseM．Brewer）和莱斯利·范伯格（LeslieFeinbèrg）中间引起了相当大的注意。尽管她们中的每一个理论家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方面，但她们大概都会同意，在对安娜的认识中，重要的是既不能把安娜的生活归结为马克思关于男性工人的“动物机能”的描述，也不能忽视安娜的生活作为劳动的组织的一面。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论述可以说明的是，“安娜”们的生活比“异化”所能概括的更为复杂，而这种复杂性与性别和劳动的关系密切相连。
安娜自己提供了这种复杂性的一个线索。除了生活在她的文化的深深的性别和宗教禁忌之中，安娜也与寡妇莱特曼夫人有过一段“罗曼史”：“在安娜的生活中，寡妇莱特曼夫人是她的浪漫遭遇。安娜第一次遇到她是在安娜的表兄——一个面包师，他非常熟悉小杂货商莱特曼先生——的房子里……莱特曼夫人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妇人。她丰满圆润，有着橄榄色的皮肤，明亮的深色的眼睛和波浪形的黑色卷发。她是一个快乐的、勾人的、富足且善良的妇女。她非常富有吸引力，慷慨大方，和蔼可亲。她比安娜年龄稍长，安娜马上就被她的魅力和同情心完全征服了。莱特曼夫人是安娜生命中的罗曼史。”在安娜日复一日的工作生活中，莱特曼夫人像是一道闪光。她向安娜敞开她自己，而且，从家庭经济到孩子培养的每一个方面都征求安娜的建议成了她的习惯。安娜只能按她能被打击的方式被打击，她是一个善良的德国女佣，她的浪漫体验被她的生活条件——她在此之中劳动、休闲交友——所限制。
就安娜对莱特曼夫人的爱慕关系很密切而言，这些生活条件被异化了；能否说这是一个浪漫史——它远非一个女同性恋者的浪漫史——的界限，无论怎样解释都是模糊不清的。安娜的浪漫史不能算贞洁，但没有感性的性欲，没有任何与肉体相联系的欲望；安娜用她生活中随手可得的方式表达她的浪漫倾向：忠诚、饥渴、无时无刻和耐心，标准的资本主义价值形式。她自己并不认为这些表达方式是一种限制，而仅仅是“事物所应当是的方式”，这一点可以说是一个马克思对异化的批判的证明。
当然，安娜的故事比这复杂。安娜的生活很难作为一个“动物机能”的例子。将安娜和莱特曼夫人的浪漫史与马克思关于使用他人（和他人的身体）的论述区分开来的，不仅仅是安娜的贞洁，而且是安娜的生活对婚姻和母性的社会期待的蔑视的程度。安娜的罗曼史不仅没有偏离而且是在构成妇女之间适当关系的范围之内进行的；它是非传统的，从中我们也完全看不到安娜对传统礼仪的坚持。然而，安娜确实拥有一段罗曼史——某种类型的罗曼史——而且因为她没有结婚，所以她既不在经济上依赖于，也不从人身上从属于婚姻的誓言。她可以自由地使用她的注意力在另一个妇女身上——正如她在她的生活条件下所做的。
安娜与莱特曼夫人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异化的，因为与她的所有其他关系一样，她与莱特曼夫人的关系也是由她的文化、阶级和性别的传统习俗所支配的；只不过安娜的适当的修饰促进了这种关系：“安娜这一天（去拜访莱特曼夫人）看起来好靓。她总是在衣着上小心翼翼，穿新衣服时十分谨慎。当她星期天外出时，她总是努力使自己符合自己心目中一个女人看起来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理想。安娜熟知生活中各个阶层的人的难看样子。”在安娜的生活中，异化透露的是一种不同类型的以性别划分为基础的辩证法（与马克思的以男女两性的性别为基础的辩证法不同），因为，当安娜看到莱特曼夫人不顾一切地花费和任意挥霍感情的时候，是礼仪使她的耐心成为可能。安娜的罗曼史被很好地局限在她自己的良心之内，她本身就是传统的一面镜子。安娜之去莱特曼夫人家只能被认为是回归到一个不同类型的家，而不是被认为是一种“动物机能”概念所描述的东西。情爱、倾谈、相互依存和逃避被当作商品利用等等可以很好地用来描述安娜的罗曼史，在此意义上，一个“家”远比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人的生活的异化的构想更能切近地描述莱特曼夫人之于安娜的意义。安娜不能以和她的男性同事们一样的方式被异化：她不在她与莱特曼夫人的关系中寻求逃避；这不是一种休息，而是一种爱的劳动。
在莱特曼夫人家，安娜不仅发现了（人的）“退化”，而且还发现了（需求的）“满足”；不仅发现了（劳动之余的）“闲暇”，而且还发现了（自我本质力量的）“确证”——尤其是在她所给予莱特曼夫人的孩子的帮助方面。安娜的罗曼史是一种性别辩证法，在其中，人与其本质的疏离被转换成一种自我为他人的升华；异化——通过驱除人的低级的欲望所面对的——由于安娜为莱特曼夫人所做的自我牺牲的女人气被升华了。在她的罗曼史中，除了对她的自我以及她的相对自律的确证，安娜没有获得多少东西；这一事实说明了斯坦的观点：劳动阶级妇女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一切劳动者都应该是男性，因而她们的劳动也不是马克思所说的本体论的类劳动。确实，与一般哲学传统一样，马克思对妇女似乎是视而不见的——尽管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中，有的女权主义者把它当作一种进步的东西。
三、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批判
从一个女权主义者的视角来看，安娜与莱特曼夫人之间的关系不能单单被辩证唯物主义完全把握住。正如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海迪·哈特曼在其论文《资本主义、父权统治和职业隔离》中所表明的，马克思所缺少的是对隐性父权统治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的分析：“我想说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一个父权统治的社会体系已经被建立起来了；在其中，男人在家庭中支配女人和孩子的劳动，并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男人们学会了等级组织和控制的技巧。随着公私分离——诸如由国家机器和建基于普遍的交换和生产单元之上的经济体系所创造的分离——的出现，问题成了一个男人控制妇女劳动能力的问题。换句话说，一个直接的个人控制系统（家庭之内的）被转换成一个间接的、非个人的、以社会程度上的组织机构为中介的控制系统。”对哈特曼来说，这种原初地以性别分工为前提的父权体系，提供了使组织大规模生产的等级制度的组织形式成为可能的条件。父权统治体系主持了一切社会制度诸如婚姻、家庭、宗教与资本主义经济交换的形式的婚礼；资本主义经济交换形式下的劳动本体论是从“一个直接、个人的控制体系到一个间接的、非个人的控制体系”的翻译，即是说，资本主义，与支撑它的社会制度一样，其存在理由是它本身的再生产。
按照哈特曼的说法，男人所面临的问题，是继续保持对妇女——她们本身越来越频繁地进入工厂劳作场所，使得她们的劳动成为公共劳动而不是家务劳动——的劳动控制。“问题”是，资本主义既是父权统治的联盟，又是父权统治的敌人；因为，劳动既奴役妇女——如男人被奴役于工资一样，又使得妇女从对男人的经济依赖性中解放出来——至少在理论上如此。安娜尽管没有结婚，是给别人提供服务，但她仍然依赖于工资劳动的父权统治组织；然而，也由于安娜没有结婚，在给别人提供服务，所以在工资所允许的范围内她仍然是自足的。
也许在这里“允许”是一个关键词。根据哈特曼的理论，正如父权统治的家庭是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原型一样，它也提供了一个妇女的潜在的经济独立性“问题”的解决方式：“在我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性别差异所造成的职业隔离，是维持男人对女人的优越性的首要机制，因为它在劳动力市场上加剧了妇女劳动的低工资程度。低工资使妇女继续依赖男人，因为男人们鼓励她们结婚。已婚妇女必须为她们的丈夫从事家庭杂务。而男人则既从高工资又从家务分工中受益。”通过保持妇女的低工资，男人们既在家庭内部也在劳动市场上维持对妇女的优越性。没有空洞的权力运作，男人的优越性延伸到一个非常广阔的机遇范围，包括较高的工资以及家务、生育和性的服务。妇女必须结婚的经济压力不仅来自于父权统治的家庭结构——在此之中，女人作为一个女儿被设想为需要摆脱的不利条件，而且来自一种商品交换的制度，这种制度要求一种不付酬的家务劳动。由于在家庭中的经济上的不利地位，女儿们的价值在这种社会结构安排之中，是由她们的婚姻能力来决定的。在此，婚姻本身是一种标准的经济交换形式（比如嫁妆）。
哈特曼等女权主义者的分析，既表明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力量，也表明了它的局限性。利用马克思的概念框架，哈特曼表明了一种已经被深深地打上了性别烙印的分工是如何成为系统性压迫——它以异化为特征——的原型的。正如在安娜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即使这种异化以一种与男人的异化非常不同的方式被妇女体验到，也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论述是完全错误的。
这样一种分析表明，一种不批判隐性父权统治的资本主义批判注定是不彻底的，而且是被深深地扭曲了的。哈特曼说：“因为性别分工和男性统治都由来已久，要把它们消除是非常困难的，当性别分工存在的时候，要消灭男性统治是不可能的。两者是如此不可摆脱地纠缠在一起，以致为了结束男性统治而消灭性别分工本身是必须的。解放妇女要求社会和文化的各个层次上的基本变革。”这些“基本变革”，正如哲学家艾莉森·贾格尔所列举的，包括恩格斯所说的在内；恩格斯说过，妇女的解放要求家务劳动和孩子照养的社会化，只有这样，妇女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完全自由的成员。但是，这样一种建议疏忽了像安娜这样的妇女——她的家务劳动和孩子护养都要求工资——的解放，对她来说，工资很难说是一种解放。因为这种妇女在资本主义社会和时代的隐性父权统治制度中占据着一个模糊的地位，如果她没有从其他人中被解放出来，就谈不上她从哪一个人中解放出来。承认了妇女压迫的双重性，共产主义革命就必须附加一种将妇女从隐性父权统治中解放出来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