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种族与革命
在其论文《种族、阶级和性别的理论化》中，罗斯·布鲁尔（RoseM。Brewer）论证说，女权主义者关于资本主义和隐性父权统治对妇女的双重压迫的分析在某些方面已经走向描述一幅更加完整的压迫图画。它们中的大多数假定白种妇女或白种男人的体验是有普遍性的，所以认为这种对压迫的估价是可以普遍适用的。罗斯论证说，即使当焦点聚集在劳动、阶级、性别和种族的交叉点上时，它们首先将自己奉献给改革者的目标——将已经边缘化了的黑人男子重新编入劳动力市场，一种与资本主义以及隐性父权统治的目的不相一致的事业。
“最近的黑人女权主义者认为”，在强调这种类型的分析的错误时，她说：“现在黑人生活的一个关键的决定因素，不是黑人男子们对工作的边缘化，而是黑人妇女劳动的社会变革。进一步说，黑人妇女劳动的转变，与国家和经济的结构变化相联系，也与种族—性别分工的转换相联系。”布鲁尔在这里讨论的首要的结构变化是劳动的全球化，劳动的全球化是如此普遍，以致由妇女或少数民族所提出的更高工资的要求，由于廉价劳动力的进口，被系统地破坏了。罗斯表明了全球化是如何将黑人妇女的劳动产品的一些向上浮动的可能性消解于无形了。
如果确实存在一个“世界范围的潜在的劳动力库存”，它随时准备被雇佣——这种雇佣大部分是不能支付家务劳动工资的——那么，经济和社会地位较低的妇女在家里和在大生产的市场力量中都会易于受到伤害。当生产本身被全球化了时，潜在的劳动联营同样抹去了公民身份和民族界限的区别。一个全球性的无产阶级的成员就是简单地承认，（由于经济强制）即使在一个所谓的民主社会中，某一个国家的公民身份也提供不了什么特殊的劳动保护。
然而，正如布鲁尔所表明的，这种经济强制根据主流文化的利益迅速地被合理化了，以保证那些已经被污蔑为懒惰、愚蠢或所谓的需要管教者自己为他们的贫困承担责任。诸如“贫困文化”之类的口号正在重新制造这样的信念：资本主义许可的是“机会”，只有与种族相联系的懒惰才是说明不能获得维持生计的工资的原因。人们用不着到更远的地方，去寻找“贫困文化”的存在的信念是如何证明自己的证据：在任何大城市的黑人社区中，广告板上为烟酒作的广告默默地站立着，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市场营销老套的见证。这样的广告既不为维持全球性的联营提供任何东西，也无助于出售即使是最危险的产品给它的成员；唯一可以说明的是：马克思的“动物机能”的概念不仅仅是根基于性别差异，而且根基于种族差异。
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来看，19世纪的宗教曾经起过的麻醉作用，现在可以由一种更加直接的手段——酒类商店和麻醉剂市场来取代了。酒精和麻醉剂都有助于压制通过一种外在标准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的倾向。特殊的证据是不相关的；结结巴巴地说话是异化的一个最好显示，也是公众沉醉的好证明。对布鲁尔来说，重要的是，如果黑人穷人和劳动阶级的穷人被封锁在经济之外的现实被主流文化看作一种“贫困文化”的反映，那么，一种更加真实的画面会承认“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经济压迫的重铸”。
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异化本身正经历着一种适应一个全球性市场的变化。“动物机能”这样的概念，如布鲁尔所表明的，需要以一个独立的批判性评价的方式，按照种族和性别被重新定义。无论将诽谤堆到“贫困文化”之上可能显得是那么回事，无论压迫的栽赃工具是多么有用，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回避这一事实：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有助于地区和国家界限之外的利润的增长。在资本主义的机会主义文化中做黑人和女人，就是处于一种特殊的劳动地位，即是说，处于普遍地被隐性父权统治和资本主义体系——它现在仍然存在着，就像曾经被白人和男人控制一样——剥削的地位。如布鲁尔所言，“是白人的精英力量——他们根据利润的获取和种族、性别的意识形态来做出决定——推动了全球化进程”。
给定了劳动的全球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那些已经极易受到最悲惨的剥削的伤害的人的影响的证据，对于黑人和妇女的压迫持续到今天的事实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布鲁尔看来，无论如何，最重要的、必须牢记在心的是这样一种变化，该变化“具有在这些包含广泛的结构变化的前后关系中将人的种族、阶级和性别的差异理论化的含义”。在这些关系中，有密切关系的不仅仅是劳动与性，还有劳动与种族：“黑人妇女的劳动例证了一种建立在种族的规范和价值之上的，也建立在根植于性别分工中的物质安排之上的工资劳动的分工。”
问题必须包括布鲁尔的观点对马克思的诸概念发生了什么影响的分析。对种族和性别的意识形态的交织的分析是怎样影响我们理解异化、类存在和实践的方式的？如果对斯坦的《好人安娜》的一种现象学的解读能够表明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是如何适用于一个女权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应用的目的，那么，从对“种族的规范和价值”所扮演的角色的解读中，我们能够得出什么样的可能的洞见呢？从资本主义和隐性父权统治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知道什么呢？种族压迫为将权利保持在白人精英手中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呢？革命到底又是为了解放谁呢？
五、性的被放逐者
一些包括艾莉森·贾格尔、贝尔·胡克斯和巴巴拉·史密斯（BarbaraSmith）等在内的性和种族研究的理论家，已经开始了雄心勃勃的对性的被放逐者的研究的计划。在她的《革命在哪里》的论文中，史密斯论证说，在种族和性别之外，在对“压迫”和“革命”的理论化过程中，隐隐约约地出现了另一种批判的结合点，即同性恋。史密斯详细叙述了她自己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同性恋运动中的经验，史密斯写道，因为她“走出了黑人解放、妇女解放以及最重要的——新出现的黑人女权主义运动的藩篱……我离开了与一切‘主义’相联系的假设的工作。对任何被压迫的人来说，包括男女同性恋者，在这种体系之下要想获得自由是不可能的。警察局的走狗、驱赶畜生的棍棒、救火用的皮管、贫穷、郊区的叛乱、维也纳的战争、暗杀、肯特州对妇女的不受压制的暴力、不切实际的自我牺牲以及我们的情感和身体所经验到的暴力，使得矛盾十分清楚了。没有任何一个神智清醒的人需要这个既成秩序的任何部分。这是这样的一个体系——白人权力至上、厌恶女人、资本主义、恐惧同性恋——使得我们的生活始于如此的艰难之中。”史密斯论证说，那些最可能被剥夺权利的人——如果预先没有被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的成员中排除——就是那些对他们来说革命变得最为迫切的人，即妇女、有色人种、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以及其他被主流文化所“放逐者”。
与布鲁尔一样，史密斯说明了，无产阶级不仅仅是由被异化的白人——通过在家庭中履行他们的动物机能，他们发现很少有闲暇——所组成，而且还由那些其社会地位使家庭的稳定性陷于险境的人所组成。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家”是由男性的性欲和妇女对家务的操劳来定义的；在此意义上，家对那些并不认同异性恋者的价值和规范的人的意义是模糊不清的。加上上述史密斯所述的现实危险——比如，潜在的被逐出家庭的毁灭性的后果——这一点就变得很清楚了；她的主张——同性恋体现了对传统细胞式家庭的一个内在的激进批判——必然是建立于那些“性的被放逐者”所遭遇的暴力的基础之上的。
根据史密斯，“传统的细胞式家庭的政治功能已经限制了性欲的表达和它的所有成员——尤其是妇女、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的性别角色”，而且这种限制是按照有利于保持一种父权统治的家庭概念和一种以性别分工为基础的劳动本体论的原则来实施的——它保证了由隐性父权统治的资本主义所赋予权利的那些富有的、被假定为正直的白人的持久特权。“人权运动协会”报告可以为上述观点作佐证。报告说，在1999年12月发行的《走出去》（Out）杂志表明，当变性男人的年平均收入是24979美元时，女同性恋者的年平均收入只有17497美元，而变性妇女的年平均收入只有9038美元。女同性恋双方的收入与变性同性恋双方的收入相匹敌的原因（45166美元和47193美元），要根据以下事实来理解：即在变性同性恋情况中，统计上的可能性是，主要收入是由一个男性的家庭生计承担者赚取的；而在女同性恋的情况中，双方都可能赚取大约20000美元，这是一个由男同性恋者的平均家庭收入（58366美元）与变性家庭的平均收入相比较而产生的结论。
与史密斯一样，变性理论家和作家范伯格（L。Feinberg）将由性而来的经济上的不平等解释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其性别规范的强制性对保持异性主义者的权利结构是关键性的。那么，拿什么来解释男同性恋者较高的收入呢？范伯格解释说，尽管由于欧洲的“工业革命”而被赋予了权力，“资本家仍然利用许多传统的偏见，尤其是那些有利于他们的划分和征服的政策”；然而他们也提供了新的“蒙混过关”的机会，即为了生存、为了逃避因为不遵从主流文化所认同的规范而被施加的暴力而伪装成变性者。对性的“被放逐者”来说，相对安全的道路——如果不是争取财富的话——就是“蒙混过关”。
史密斯在现代同性恋权利运动中重申了这一点，她说：“同性恋白种男人们的种族、性别和阶级的特权，加上他们的众多的人数——他们认同这种体系而不是不相信这种体系——已经使得现在的同性恋运动的政策与其他以身份认同为基础为争取社会和政治变革的运动非常不同。”比如，“木屋共和国”这个绝大多数由白种男人组成的、财政上保守的同性恋组织，他们的政治目标是拒绝资本主义企业的联合管理，其实质是与异性关系的对应组织一致的。无论如何，即使更加有争议的政治目标也清楚地表明不是革命，而是改革、是融入隐性父权统治的资本主义体系。“木屋共和国”对影响妇女和少数人而不影响他们的保守的同伴的立法几乎没有任何的投票记录。
那些有争议的政治目标包括：结婚的权利，在申请健康保险和生命保险等福利时与同性恋同伴一起办理的权利，所得税返还的权利。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当表达这些目标的语言是由典型的关于权利的语言构成时，在一个资本主义体系之内的权利本身只有作为经济权利才有意义。所有这些权利：结婚、保险和所得税返还都伴随着经济利益；权利，就是给那些已经从一个体系获益的人支付现金，它以许多其他彻底的同性恋公民为代价使作为白种的男性的他们受益。
人们可以反对说，如果没有结婚的权利，为这个体系支付现金就使得即使是那些白种同性恋男人也只能躲在厕所里面临性的压迫了。这是真的。但当被迫躲在厕所里的压力影响了一切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性欲颠倒者以及在这样一种文化中的变性者的生活时，那么，年收入58000美元的人就远比年收入45000美元甚至更少的人舒适了。对于美元在道德上与被压迫的体验不相关的回答，我们可以说，在这样一种深深地根植于保持消费权力的文化中，这种美元无关论无疑是一种“错误意识”。如史密斯所指出的，“木屋共和国”曾经因为这种错误而被指责过，而且，享受闲暇——用来思考一个人是否能够与其他人一样被压迫的可能性——是经济上的一个很大的奢侈。
“蒙混过关”与富裕生活的其他配备一样，是一个可以购买的商品，有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更容易得到它，而多数人则没有那么幸运。因“蒙混过关”被抓住而遭受的严厉惩罚使得资本主义和隐性父权统治体系之间的关系很清楚了：“在17世纪末的英格兰，一个人因蒙混过关而遭受的惩罚，是给他套上枷锁，装在一辆打开的马车中，拖着游街。直到1760年的法国，男女换装的同性恋者被活活烧死。虽然有严厉的刑罚，整个欧洲妇女和男人一样常常蒙混过关。蒙混过关在17和18世纪是如此普遍以致成了小说的主体。”斯坦的《好人安娜》就可以作为这样一种小说来阅读。因为，当斯坦把安娜与莱特曼夫人的关系作为一种罗曼史来描写，因而使得安娜与莱特曼夫人的关系和她与其他女人的关系不同时，不存在什么性违法行为。相反，由于和传统习俗的一致，安娜和莱特曼夫人“蒙混过关”了。几乎是一幅对异性性关系的规范和价值观的讽刺漫画：好人安娜依靠对她所服务的人的期待而生活。然而，通过安娜对莱特曼夫人经济上的慷慨态度所表现出来的自律，使她“跨性”了，因为她在性上的表现既不是妻子型的也不是丈夫型的，因而也是不能在单纯的狭窄的资本主义批判的范围内得到估价的。只有一种关于性别规范如何被强制遵循的分析才能提供更完整的说明。
如果布鲁尔、范伯格和史密斯是正确的，那么，一种对父权统治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分析也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对各种由种族、性别、性别表达的方式和性取向等所发生的复杂作用的分析，没有一种革命是可能的。史密斯论证说：“如果同性恋运动最终想获得一种不同于现状的真正结果，而不是作为施舍品一类的东西，那么它必须考虑制作出一份多方位的革命议程表。这不是为了政治的正确性，而是为了胜利。正如黑人女同性恋诗人和战士安德鲁·罗尔德所声言的：‘主人的工具不会拆除主人房屋。’对我来说，仅仅有同性恋的权利是不够的，我怀疑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它们是否足够。坦白地说，我现在想要得到的，是30年前我参加民权运动时所要争取的同样的东西和20年前我参加妇女运动时所要争取的东西；这些东西从我脑子里冒出来，比曾经可能梦想的更加鲜明生动，那就是‘自由’。”史密斯所指的自由只是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的展望中抛出的一块石头：“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女权主义、种族歧视和同性恋的理论化表述所表明的是，对伴随着多种形式的压迫——它不能被简化为仅仅是经济压迫——的批判性评估的“联合起来”的召唤注定是没有什么结果的。一种为了既得利益者的革命不是革命；诸如“木屋共和国”这样的改革者的议程表仍然安然地停留在对“主人的工具”的占有上，而不可能创造一种更加普遍的自由。这些理论家所描述的革命所要求的，是一种比马克思所想象的远为激进的无产阶级：一个无产阶级——他们的目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终结，而且还有支撑资本主义的异性主义和种族主义制度的终结；一种运动——它的面孔反映它的成员们的各种肤色、性别和阶级。
（陈文庆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