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所著的一部很有创见的力作《欧洲与没有历史的民族》，就存在着这方面的弱点。这部著作试图阐明，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和胜利如何影响了它已将其融入到世界体系之中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并阐明资本主义由于多种生产方式的存在，它是如何在被植入的意义上反过来被改变和更新的。这是一部论述联系而非论述原因的著作，但联系完全可能成为原因分析的基本要素。它聪明地设计了一条把握不同社会“差异性的……战略特征”的途径，即把握不同社会因与资本主义的联系而改变以及不会被改变的方式。这部著作还顺带对生产方式和各个社会内部、它们的意识形态或“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明确的指南。它没有做，或打算要做的事：是要阐述物质基础的运动及劳动分工，以及由此引发的生产方式的变革。
沃尔夫使用了三种广义的生产方式或生产方式的“派别”：即“近亲次序”的方式、“从属”的方式及“资本主义的方式”。但他考虑到近亲次序方式内由狩猎和采集食物的社会向食物生产的社会发生的变化时，他的“从属”方式成了包括马克思所说的“封建”以及“亚细亚”在内的巨大的混合体。在所有这些方式中，剩余基本上被行使政治、军事权力的统治阶层所占用。对沃尔夫的泛泛分类，借用塞米尔·阿明的话来说，尚有许多探讨的余地。但这种分类的缺陷在于，“从属”方式显然包括了生产能力处于全然不同阶段的各种社会：从西方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制到中华帝国；从没有城市的经济到已经城市化的经济。因此，他的分析仅隔靴搔痒地触及了从属方式的一个变体为什么以及如何、在何时会产生发达的资本主义这些核心问题。
简言之，生产方式的分析必须基于对有效的物质生产力研究的基础上：这种研究既包括对技术及其组织的研究，也包括对经济学的研究。我们不要忘记，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这同一篇文章中，其后半部分也是经常被人引用的，马克思在此指出，政治经济学是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因此，从某一方面来说，对传统的生产方式及其变革的分析必须要加以发展——实际上，近来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已经这么做了。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实际转变，时常被人按照随意的和单线的标准来衡量：有人认为，在每种方式内部存在着一种产生活力的“基本矛盾”，也存在着导向变革的各种力量。这种人大概并不知道，上述看法就是马克思本人的见解——资本主义社会的部分除外——这个见解在解释其他社会，尤其涉及西方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理所当然地导致了巨大的困难，并引发了无尽的争论。
看来，作以下两个假设显得更有使用价值。第一，存在于生产方式内部、逐渐破坏生产方式稳定的基本元素包含着转变的可能性而非必然性，但由于它们依赖于生产方式的结构，还就可能转变的特定类型设置了一定的限制。第二，导致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转变的机制可能不仅仅来自该生产方式的内部，还可能来自不同结构的社会的融合和相互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发展都是混合型发展。我们不能去寻找那些具体的区域状况，是它们导致了地中海地区古典古代特殊制度的形成，或者说导致了西欧庄园和城市中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我们应该放眼通向各个社会的各种不同的途径，在那些枢纽和交会点上，上述处于一定发展阶段的地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这种研究方法——在我看来，恰恰符合马克思的精神，如果需要的话，可以从马克思的原文中找到依据——很容易去解释在向资本主义前进的过程中各种社会的共存现象，以及那些被资本主义渗透和征服但却没有按那种途径发展的社会。但这种研究方法也注意到了研究资本主义的历史学家越来越认识到的事实，即这种制度的发展本身是一种混合型发展，它依赖于先存的原料，对此加以利用和改造，同时又被这些原料所改造。近来对工人阶级的构成和发展的研究已阐明了这个论点。实际上，过去25年世界历史中已发生了这种深刻的社会转变的一个原因，是类似的前资本主义的因素（迄今为止资本主义运行的核心部分）最终被资本主义的发展侵蚀得太多，使它们无法发挥曾经发挥过的重要作用了。我在这里想到的，当然是生产方式的派系问题。
让我们回到这篇演讲开头提出的马克思对于历史学家无与伦比的重要意义的问题。马克思仍然是任何较为规范的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因为——迄今为止——他是唯一在方法学上试图把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系统阐述，并设想和解释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的学者。就这方面来说，马克思要高于马克斯·韦伯，他是马克思唯一真正的对手，他对历史学家产生了理论上的影响，在许多方面作了重要的补充和更正。以马克思理论为基础的、无须韦伯学派增补的历史学是可以想象的，但对韦伯学派而言，除非它把马克思，或至少把马克思主义者研究的课题作为它的起点，否则它就是令人无法想象的。要探索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进程，就意味着，即使你不接受马克思的答案，但你至少要提出同样类型的问题。同理，如果我们希望解答隐含在第一个问题中的第二个大问题，我们就得提问：为什么这种发展是不均衡的、非直线型的，而是异常零乱、异常混杂的呢？唯一有人提出可供选择的另类答案是以生物进化标准（如社会生物学）所作的阐释，但这些答案通常是不合适的。马克思没有给这个问题画上句号——远远没有——但他确实为这个问题开了头，我们仍然有义务把马克思开创的研究工作继续下去。
我演讲的主题是马克思和历史学，我在这里的任务不是去预先阐明今天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主题或应该以什么为主题。但在没有述及下面两个我认为是很重要的主题前，我还不想下结论。第一个主题我已经论述过，就是所有社会或社会体系发展的混杂性和复合性，它们与其他社会体系、与过去的相互作用。如果诸位同意，我们可以说这个主题是对马克思著名格言——人类创造自身的历史——的详尽阐述，但这种历史并不是随意选择的，而是在“直接从过去中发现、由过去提供和传播的条件下”创造的。第二个主题是阶级和阶级斗争。
我们知道，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两个概念对马克思、至少在论述资本主义历史时，是非常关键的，但我们也知道这两个概念在他的著作中没有很好地给出定义，因此导致了许多争议。大量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没有对这两个概念进行论证，并因此陷入困境。我来举一个例子。什么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能把“资产阶级革命”视为是由某个资产阶级“发动的”、资产阶级为了权力而反对阻碍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旧专制政府或统治阶级所进行斗争的目标吗？或者，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如此看待资产阶级革命呢？对英、法革命所持的马克思主义阐释的现行批评一向都是切中肯綮的，这主要因为它证明了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的传统概念是不准确的。我们早就应该知道这一点的。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实际上作为现实的历史观察者，我们不会人云亦云地否认这些革命的存在，或者否认17世纪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真正标志着英、法社会的根本变迁和“资产阶级”对其社会的重新定向。但我们理应对我们所作的阐释给予更精确的思考。
那么，我们如何来总结马克思逝世后这100年里他对历史研究的影响呢？我们可以提出以下四个基本观点：
（1）今天，马克思在非社会主义国家历史学家中的影响，无疑比我生活的时代——我的记忆往前追溯了50年——并很可能比马克思去世以来那段时期对历史学家的影响要大得多（在官方信仰马克思思想的国家里，情形当然是无可比拟的）。这一点有必要加以指出，因为当前在知识分子中，尤其在法国和意大利，存在一种相当普遍的偏离马克思的倾向。事实上，马克思的影响不仅可以在大量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其数目相当庞大——以及那些承认马克思对历史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学家（如法国的布罗代尔、德国的比勒费尔德学派）那里见到，而且可以在大量通常非常杰出、常把马克思的名字挂在嘴边的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如波斯坦）身上见到。此外，50年前主要由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的许多因素，现在已成为历史主流学派的一部分。的确，这不仅要归功于卡尔·马克思，而且也要归功于另外一个原因，即马克思主义可能一直是影响历史研究“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2）就像今天我已谈到过的那样，至少在大多数国家是这样，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把马克思作为研究的起点，而不是终点。我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必然要对马克思的文本提出异议，不过它随时准备对那些实际错误或过时的地方进行修改。尽管马克思的洞察力通常是如此的卓越和深邃，但他对东方社会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见解，以及对原始社会及其发展的见解显然存在问题。最近一位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在他所写的一部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人类学的著作中指出：“作为现代人类学的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掌握的原始社会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7]我也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必然愿意去修改或放弃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线索，尽管它随时准备在必要的地方考虑这些关键性问题。就我个人而言，并不想放弃历史唯物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其最成功的著作中，是使用马克思的方法而不是评论马克思的原文——除非确实在值得评论的地方，才进行评论。我们要尽力去做那些马克思本人尚未来得及做的事情。
（3）今天，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是多元的。对历史唯一“正确”的解释不是马克思留给我们的遗产：这大约是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开始成为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部分，但它已不再被人们接受或是令人无法接受，至少在人们对问题有不同看法的时候，人们不会接受这个遗产。多元论有自身的缺陷。这些缺陷在那些将历史理论化的人中比在撰写历史的人中表现得更明显，但即使这样，在后者中间仍然可以看得出。然而，不管我们认为这些缺点比优点是大还是小，今天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元论是不容忽视的事实。诚然，多元论并没有什么错。科学是基于同样方法的不同论点之间的对话。只有在没有方法判定相互争议的观点哪一个是错，或哪一个价值较小时，科学才不能称其为科学。不幸的是，历史学中常有这种情况，它绝不仅仅发生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中。
（4）今天，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不可能从其他历史思想和历史研究中孤立出来。这个论点有两重含义。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除了在他们的著作中引证原始资料的来源外——不再拒绝那些没有声明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或实际上是反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学家的研究著作。只要这些著作是出色的史学著作，它们理应受到重视。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即使很出色的）唯心主义史学家的批判和进行意识形态的斗争。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极大地改变了历史学的主流，以至于今天很难分辨一部具体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著，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所著，除非作者本人公开说明自己的思想倾向。这不是件令人遗憾的事。我很希望有那么一天，没人会再去打听作者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那时，马克思主义者已对运用马克思的思想而取得的历史变迁的研究成果非常满意。但我们现在离这种空想境地还很遥远：20世纪的思想和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和解放斗争简直令人难以想象。为了可预见的未来，我们理应在史学领域内部和外部来捍卫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反对那些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向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发动进攻的人。同时，我们还应该捍卫历史学、捍卫解释世界如何发展到今天以及解释人类如何向更美好的未来发展的人类的能力。
（马俊亚郭英剑译）
[1]选自《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4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同上书，31页。
[6]《第22条军规》是美国著名作家约瑟夫·赫勒的代表作。第22条军规在小说中可以任意进行解释。后该词进入英语中，象征着人们处于进退维谷的窘境。——译注
[7]莫里斯·布洛赫：《马克思主义和人类学》，172页，牛津，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