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食瓜，八月断壶[40]，
九月叔苴[41]，采荼薪樗[42]，
食我农夫。
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
黍稷重穋[43]，禾麻菽麦。
嗟我农夫，我稼既同，
上入执宫功[44]。昼尔于茅[45]，
宵尔索绹[46]。亟其乘屋[47]，
其始播百谷。
二之日凿冰冲冲[48]，三之日纳于凌阴[49]。
四之日其蚤[50]，献羔祭韭。
九月肃霜[51]，十月涤场[52]。
朋酒斯飨[53]，曰杀羔羊。
跻彼公堂[54]，称彼兕觥[55]，
万寿无疆！
【赏析】
以史诗般的气势来记述农家的劳作和艰辛，以时间为线索将农家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现出来，在古代的诗歌作品中恐怕没有能够比《七月》更经典的了。
所谓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不稼穑不知道农民苦。农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看起来好像是在为自己忙碌着，其实是在为他人谋幸福：打猎时，猎得大的猎物要献给王公贵族，上好的裘皮也要进贡；即使是送到田间地头的饭食，那些官员也要来沾沾光；漂亮的衣服要送给达官贵人，自己却连粗布短衣都没有；除了上缴赋税之外，还得服劳役，为官家建造房屋；年终庆贺丰收的时候，还要祝愿主人万寿无疆。
农民们的日子正是在这种忙碌、平凡、单调、周而复始的劳作中默默度过的。其实，他们的愿望和要求再简单不过了：活着，活下去。他们并没有什么奢求，吃饱穿暖就可以了。他们的子子孙孙全都怀着这样简单的愿望和要求活着，劳作，繁衍生息。
他们既不会像衣食不愁的富家子弟那样觉得生活空虚，也不会像文人雅士那样怜花惜月，高谈阔论，感物伤怀，更不会像哲人一样去思索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存在的价值是什么这样一些对他们来说有些不着边际的问题。单纯、质朴，就是他们的特点。活着就是一切，也是最高的要求。对他们来说，生活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活着。
因此，自然而然地，民以食为天，成了他们的生活信条。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是他们生活的理想。春种秋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成为了他们自觉的生存意识。
这样的生活体验，触及到了最底层、最真实、最不允许有梦想的层面。它真的是太实际了，以至于没有了任何浪漫色彩，平淡得难以激起哪怕是小小的波澜，忙碌得几乎没有喘息的时候，辛苦得几乎直不起腰。瞧瞧他们那张古铜色的满是皱纹的脸，布满层层叠叠的老茧的双手，佝偻的身影，趾头裂开的双足，青筋突露的手臂，这些都是无情的岁月在他们肉体上留下的印痕。
自给自足，与世无争，乐天知命，安贫乐道，田园牧歌，全都是一些局外人的想象。生命的基本欲求如此残酷地横亘在面前，迫使人们必须放弃一切幻想，凭着自己的力量去同命运抗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样的现实，怎么会不使人变得实际起来？况且，天灾人祸的忧患，就像随时都可能出现的乌云，笼罩在农民们的心头。一旦遇上，情形也就会更糟。
这就是咱们的父老乡亲。倘若真的生活在他们中间，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那么任谁绝对不会再无病呻吟，风花雪月。
《诗经·豳风·七月》，完全可以视为是在讲述一个家族的故事，而家族在西周封建制的时代是社会中的一个最小的单位，因此诗序从中拈出了“陈王业”的话题也不是没一点儿道理。王安石说：“仰观星日霜露之变，俯察虫鸟草木之化，以知天时，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内，男服事乎外，上以诚爱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养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时，其燕飨也节，此《七月》之义也。”但是它毕竟是在脚踏实地的劳作，其中有乐更有苦，有易更有难。它不需要刻意地进行粉饰，也无须努力编织一个美丽的梦想，但是它一定滤去了生活中许多的苦难和不幸，因为诗只想保留时人眼中有价值的经验以及心中亲切的风土和人情，并且使它成为传唱于人们口中的旋律。这首诗是一个家族真实的记忆。
然而《七月》的好，就在于叙事。它以月令为兴，颠倒错综，亦实亦虚，贯穿全篇，于是诗既有序而又无序，既散漫而又整齐，仿佛在讲述一年中的故事，又仿佛这故事原本就属于周而复始的一年又一年。叙事之好，就在于事中有情。“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叙事，而把事情嵌在了鲜翠流丽的背景之中。懿筐、微行、柔桑，是《诗经》中不多见的细微的刻画。但是诗的文字与诗的意思正是互为补充的，因此，虽然是刻画，确不觉得有刻画的痕迹。《七月》所要表现的是家族中的个人，但是却偏偏由“伤悲”的一面婉转写来。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这是《七月》中的神来之笔，也堪称《诗经》中最好的一句。《采蘋》一篇的叙事与它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它把时间与空间拉得更长久、广阔，主角衔着推移时令的游丝隐藏在最后。宋玉的《九辩》“独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正是运用了这一句的意思，虽然诗人的心中充满了悲哀，但是“蟋蟀之宵征”读起来却让人喜色形诸于面。后来姜白石的《齐天乐·咏蟋蟀》中“露湿铜铺，苔侵石井，都是曾听伊处”，也还是从“豳诗漫与”中来的，而那才真的是“哀音似诉”了。
《诗经》里的农事
中国的夏、商、西周时期，农牧业生产有较大的进步。到周代，谷物种植业已发展成为社会经济中最重要的生产部门。相比之下，畜牧业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也就相应的下降了，采集狩猎活动则己经完全成为农业经济的补充。
夏王朝的中心活动地区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下游的伊、洛、济等河流冲积而成的黄土地带以及河、济平原上。这里是非常适合于进行农业生产的地区。相传禹臣仪狄酿造了酒，而秫酒（糯米酒）则是从少康时代开始制造的。用粮食酿酒，说明了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
商代自从盘庚迁殷之后，农业就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社会生产部门。有人作过这样一个统计：经过整理的殷墟出土的甲骨片中，与农业有关的就有四五千片之多，其中又以占卜年景收成丰歉的为最多。占卜畜牧的卜辞则很少，卜黍、稷“年”和其他“受禾”、“受年”的卜辞合计有二百条左右。说明在当时农业的重要性超过了畜牧业。
周人最初生活在适于种稷的黄土高原，组成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部落。《诗经》，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有十多篇专门描述农业生产的诗篇，充分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的状况。《豳风·七月》就是一首非常完整的农事诗。诗中叙述了每月所从事的劳作、女工以及采集、狩猎等生产劳动。其他诸如《周颂·臣工》、《大雅·生民》、《大雅·绵》、《小雅·甫田》等也都能反映当时农业生产的情况。
周代的农业生产工具虽然仍以木、石、骨、蚌等材质为主，但是金属农具的使用已经日渐增多。“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奄观铚艾。”钱为铲类，镈为锄类，铚艾是收割工具，这些农具大都为金字旁，这些就是使用金属农具的例证。人们在生产中采用协作的方式，于是有“千耦其耘”、“十千为耦”的说法。
《诗经》中所记载粮食作物的名称有21个，但大多是同物异名或者是同一种作物的不同品种，归纳起来，它们所代表的粮食作物只有六七种，这就是粟（亦称稷、禾，其品质优良者称粱）、黍、菽（大豆，或称荏菽）、麦（包括小麦——来和大麦——牟）、稻（水稻或称稌）和麻（大麻，其子实称苴或蕡）。在这些作物中，粟和黍是最为重要的。从原始社会开始直到商周，它们是黄河流域也是全国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尤其是粟，种植范围更广。粟的别名是稷，也被用来称呼农官和农神，而“社（土地神）稷”则成为国家的代称。
原始社会的农业生产实行的是撂荒耕作制，一般一块地在耕种几年之后，便要抛荒，重新寻找新的土地来源。这种耕作制度在商代时仍然存在，有人认为，商代多次迁都的原因之一，就是撂荒。但是到了西周时代，便开始进入到休闲耕作制。《诗经》及《周易》中有菑、新、畬的记载。《尔雅·释地》：“田，一岁曰菑，二岁曰新田，三岁曰菑”。菑田，是指休闲田，任由其长草；新田是为休闲之后重新耕种的田地；畬田则是在耕种之后第二年的田地，田中已经长草，但是经过除草之后，仍然可以种植。菑、新、畲记载的出现，表明以三年为一周期的休闲耕作制度已经出现，这是农业技术进步的一个标志。
夏商西周时期，垄作的出现是农业生产技术的一个重大进步。垄作的出现，为的是解决排涝和灌溉的问题。北方地区的自然条件虽然是以干旱为主，但是夏季作物的生长高峰时期如果出现集中降雨则会导致洪涝。垄作最初主要是与排涝有关的。垄，也可以称为“亩”，《诗经》中有所谓“乃疆乃理，乃宣乃亩”，也就是平整的土地，划定疆界，开沟起垄，宣泄雨水的意思。当时人们在进行这两项工作的时候，非常注意地势高低和水流走向，于是要求“自西徂东”、“南东其亩”，目的就在于排涝。
垄作的出现虽然是与排涝有关，但是却对后来的农业技术，如抗旱保墒的代田法等的出现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也影响着栽培技术的进步。《诗经·大雅·生民》中有“禾役穟穟”之语，“禾役”指禾苗的行列，表明当时已经有分行栽培技术的出现。分行栽培的出现又为除草和培土提供了便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