妹妹坐在我家楼梯最下面的一级台阶上，咬着手指甲哭泣。她不是第一次这样了，已经有过很多次。“我干脆离开吧，”她说，“我应该直接离开。我在这儿毫无用处。太吃力了。”她指的是度日。
“你有过开心的时候，”我说，“不是吗？还有很多你喜欢的事情。”
“那是一段时间之前了，”她说，“那还不够。我厌倦了玩游戏。这不是我应该在的地方。”
她指的并不是我家。她指的是她的身体。她指的是地球。她眼前的景象。我同样能够看到：那是悬崖的边缘，是落差陡峭的桥梁，是终点。那就是她想要的：终点。像一个故事的结局。
“你并没有一无是处，你不应该离开！”我说，“明天你感觉就会好些的！”但这就像是隔着一大片荒野，向远在另一端的人喊话。她听不到我的声音。她已经转过身去，低头向下看，向下看，准备向着黑暗处飞去。
她会迷失。我会失去她。我离她太远，无法阻止。
“那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我说。
“没有别的出路了。”她说，“别担心。你很坚强。你能应付。”
“是这么个劲儿。”我说。我们爬出车子，这对我来说越发困难。我的膝盖有些问题。我站在那儿，一只手扶着车，一边抻腿，一边打量着荒芜的花园。“我得弄一下那棵紫杉，”我说，“我忘带剪枝工具了。那上面都是非常有害的茄科藤蔓。”
“何必呢？”妹妹直言不讳，“妈也看不见。”
“我看得见，”我说，“其他人看得见。那个花园以前多让她骄傲啊！”
“你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了。我以前真的是个可怕的小孩吗？”
“根本不是，”我说，“你特别可爱。你有蓝色的大眼睛和金色的小辫子。”
“据说我小时候经常哭闹。”
“那不是哭闹，”我说，“你的神经系统很敏感。你对现实的反应更强烈。”
“换句话说，就是经常哭闹。”
“你希望世界变得比现在更好。”我说。
“不，那是你。是你的希望。我只希望世界可以对我更好。”
我没接话。“你情感充沛，”我说，“你对事物充满感激。你比其他人更懂得感激。你实际上是处于过度喜悦的恍惚中。”
“但我现在好了，”她说，“感谢上帝带来了制药厂。”
“是的，”我说，“你现在没事了。”
她每天吃一粒药来治疗她天生的化学失衡。一直以来，就是这个原因。这就是让她每天遭罪的原因，根本不是因为我的恶行。
大部分时间里，我是这样相信的。
我们来到门前。物质的经久不变让我惊讶不已。还是同一扇门——我年复一年，穿着日常的衣服，或者以各种装扮和伪装的形象进进出出的那扇门，我完全没有想过，有朝一日我还会和头发花白的妹妹一起，站在这同一扇门前。但是所有经常使用的门都是通往来世的门。
“我找不到那颗人头了，”我说，“无头骑士的那颗头。还记得它住在行李间的时候吗？还记得那些靴子，还有射箭的装备吗？”
“隐约记得。”我的妹妹说。
“我们得把那堆东西整理一下，你知道。到时候我们得把它们处理掉。”
“我并不希望那个时候的到来。”妹妹说。
“它到底到哪儿去了？那颗人头？你把它扔掉了？”
“哦，还在下面的某个地方。”妹妹说。
[1] 西方民间传说中的人物，一说他骑着马，将自己的头颅夹在腋下；一说他骑着马寻找自己丢失的头颅。
[2]美国作家约翰尼·格鲁尔（JohnnyGruelle，1880—1938）绘本中的主要角色，是一个有着红色头发和三角形鼻子的破布娃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