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们也只能靠这种畸形活下去。我们必须运用智慧，努力爬上已经为我们搭好的阶梯，让自己有所成就。男孩们被寄望于成为医生、律师、牙医、会计师、工程师。而我们女生则不确定未来的方向。如果升不了学，我们就得结婚，否则会变成老处女；但如果成绩一向很好，那么这个令人沮丧的分岔口就可以晚一点到来。
六月，我们要坐在体育馆里参加为期三周的考试。贝茜小姐说，这是我们人生的转折点，但如果我们准备充分，就不需要害怕这次考试，因为它考的不仅是我们的智力，更是我们的品质。我们需要有勇气和定力才能成功，拥有这些品质之后，剩下要做的只是依照正确的顺序写出正确的事实和结论即可。
但我们还是拿有可能发生的灾难来互相吓唬。体育馆里没有空调，如果赶上六月份常见的高温天气——那我们就都要被蒸熟烤焦了。之前听说过女生突然晕倒，从座位上摔下来的事情；还有的女生突然来了月经，只能坐在一摊血泊里，而且更恶心的是，那摊血还从椅子上滴到了地板上，扑通、扑通、扑通——令人困窘难当。男生们则出现了精神崩溃的迹象，开始喊叫咒骂；还有的人勇气丧失殆尽，他们记住的一切都突然从大脑中消失，考试临近结束时才发现，他们除了把自己的名字写了一遍又一遍之外，其他什么都没写。有一个男生在考卷的每一页上都画了一个完美的等腰三角形——画得一丝不苟，这一点需要强调。一丝不苟是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感觉：我们知道，一丝不苟距离完全发疯只有一步之遥。
放学后，我穿过足球场回家，我曾经很害怕这个地方，从不进来，但同时又感觉这地方具有某种程度上我无法定义的重要性，不过现在这里已经退化为一片无关紧要的泥泞草地了。几个小孩在球场更衣室后面抽烟，就是那个据说经常有人鬼混的更衣室，据说那些鬼混都和一个名叫洛蕾塔的女孩有关，她是个辍学生。我伸开双臂把装满笔记的黑色大文件夹抱在胸前，上面还堆着课本。女孩们都这么做。这样可以防止别人盯着我们的胸部，我们的胸部要么小到可鄙，要么大到可笑，也有正合适的——但多大才算是正合适？无论什么样的胸部都令人羞耻，都有可能引来一群油头粉面的男生或者开车路过的小伙子浪叫：“把胸给我们瞧瞧啊！”要不然他们就会唱：
我必须，我必须，我必须让我的胸变大！
最好能，最好能，不然就永远不穿毛衣啦！
同时，他们像动画片里的母鸡一样弯起胳膊前后摆臂。虽然实际上这类调笑不太会发生，但总让人担心会发生。大声回骂那些男生是放肆的行为，体面的做法是不去理睬他们，然而这种做法并不让人觉得体面，而是让人觉得羞耻。只要有胸就是羞耻的事。但一点胸都没有就更羞耻了。
“身体站直，肩膀后展，不要含胸”，很久之前，体育老师在排球课上经常这样吼我们，就在我们马上要考试的那个体育馆里。但她懂什么？她自己是平胸，而且一把年纪了，少说也得有四十岁。
胸其实还好，它们在前面，你还能稍微遮挡一下。但屁股就是另一回事了，它们在后面，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于是更加无法无天。除了穿上宽松的打褶裙之外也没其他的办法。
嘿！嘿！尽情摇摆！让我看看你们扭起来！
陪我一起穿过球场的是比尔，他不是那种会成群结队四处晃**并高声评价女生胸部的男生；或者我认为他不是。他更严肃，他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他有目标。他想让自己有出息。作为我正式的男朋友，每天放学回家他都会送我一段，除了周五他要去一家杂货店打零工，不顺路。每周五放学后以及周六下午三点之前他都要打工——他在攒上大学的钱，因为他父母没钱供他，或者不愿意出钱。他父母虽然都没上过大学，也一样过上了好日子。比尔说那就是他们的态度，但他似乎并不想埋怨他们。
几个月前，比尔取代了我的前男友，更早之前我的前男友也是这样取代我的前前男友的。取代的过程很微妙——需要外交手段，小心处理，以及忍住不接电话的意志——但关系到了某个阶段，取代就避无可避。在更早的、两情相悦的阶段之后，就到了取代的阶段。我们经历了第一次约会，第一次尝试着牵手，电影院里揽上肩头的手臂，缓慢黏腻的调情，停下的汽车中气喘吁吁的摸索，双手的进攻和抵挡，拉链和纽扣的交战，但过一阵子，我们就会陷入僵局：双方都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继续下去不敢想，也不可能走回头路。这个阶段的特征包括精神萎靡不振，频繁地争吵又和好，无法决定我们要看哪部电影，以及——就我而言——阅读那些结局悲惨的小说，并为之哭泣。到了这个时候，换掉现男友，另找新男友就变得势在必行了。
我倒不会单独为每一个被换掉的男孩感到哀伤，我更厌恶的是结束本身。我不希望人生中的任何阶段就此结束，完毕，永远成为过去式。同样，我更喜欢一本书的开头而不是结局——我兴奋于还没读到的书页上那些未知的内容——但我读每本书的时候又总是忍不住先去偷看最后一章。
作为男朋友，比尔没有遵循——也无法遵循——标准的取代周期。周六晚上的约会已经被抛在脑后，我们面临的是体育馆里的严峻形势，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晕厥、咒骂、惊慌、失败、羞耻。六月前还有那么多内容要学到，我们没时间继续在小轿车里整晚缠绵，被挥着手电筒的警察询问我们的状况；我们没时间继续花在吵架、生闷气、三言两语的电话和不情愿的原谅上面。我们放下这些事情，专心一起学习。
或者，准确地说，是我帮比尔学习。我帮助他学习英国文学科目。到目前为止，这门课他勉强能及格，但现在他害怕极了，尽管他不愿意称之为害怕。相反，他指责文学本身：它蛮不讲理。他希望一切都能像他擅长的代数科目那样简单明了。一个词怎么可能同时具有两三种意思？贝茜小姐怎么能从区区一首诗里讲出那么多东西？为什么人们说话不能直截了当？
事实证明，帮助比尔并不容易。他对这首诗的复杂程度感到恼火；他会为之争论，并认为它不该是现在的样子；然后他对运用了这种写作手法的诗人感到恼火；然后他对我感到恼火。过了一会儿，他就会说他很抱歉，那不是他的本意——他说我真的非常聪明，至少在这方面是。我擅长文字，跟他不一样，而他为此很钦佩我。他只是需要我把这首诗再解释一遍，而且要讲得更慢一点。然后我们会耳鬓厮磨一番，但不会太久，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这一天，比尔和我并不特别着急回家。我们闲逛，散步；我们在杂货店前停下来买甜筒冰激凌。“你要偶尔放下书本休息一下。”比尔说。散装冰激凌是放在纸质圆桶里的，所以吃起来有淡淡的纸板味；甜筒的质地像皮革。我们走到殡仪馆，坐在它门口的矮石墙上。阳光是金色的；淡绿色的抽穗从树上垂下；比尔剃得很短的浅棕色头发像一块柔软的天鹅绒草坪一样闪着光。我竭尽全力忍住不去抚摸他的头顶，就像抚摸一只毛绒玩具狗那样，因为他肯定不会喜欢我那么做。他不喜欢被人爱抚。
“我不会及格，”比尔说，“我会被淘汰。”
“不，你不会的。”我说。
“我就是不明白。”
“不明白什么？”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说，虽然我知道他的意思。
“就是那首该死的公爵夫人的诗。”
该死的是比尔在我面前说过的最脏的脏话。如果他说出其他的词——比如F开头的那个词——那就意味着他觉得我是那种你可以随便说脏话的女孩，那种劣等女孩。
我叹了口气：“好吧，我再从头到尾讲一遍。这首诗是罗伯特·布朗宁写的。他是十九世纪最重要的诗人之一。这是一首戏剧体的独白诗。意思是只有一个人在说，就像戏剧中的独白。它运用了抑扬格五音步的跨行对句格律。”
“这部分我懂。”比尔说。格律对他来说并不困难，因为与计数相关。辨别十四行诗、六节诗、平仄平仄隔行交错对韵的民谣等对他来说毫无问题。
我吃完了冰激凌，把甜筒皮的末端塞进石墙和殡仪馆的花坛之间，花坛里整齐地种着一排红色的郁金香。我感到慵懒，并没有心情讲课，但比尔俯身向前，他真的在听。“所以，这个说话的人是费拉拉[5]的公爵，”我说，“整首诗都是从他的角度来叙述的——这很重要，因为他们总是会问角度的问题。我们知道是费拉拉，是因为诗的标题下面就写着费拉拉。费拉拉是意大利著名的艺术中心，所以公爵收藏名画也顺理成章。时代背景是文艺复兴时期。当时发生了很多谋杀案。到目前为止都清楚吗？”
“嗯，可是……”
“好，那么公爵正在和伯爵的一位特使交谈。我们知道他是伯爵派来的是因为诗里说了，就在结尾处。他在打伯爵女儿的主意，他想得到她，让她成为他的下一任公爵夫人。诗里没说是哪位伯爵。他们在楼上——公爵和那位特使。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最后他们下楼去了，就是诗中提到的‘不，我们一起下去吧，先生’。”
“为什么要说这个？”比尔问。
“说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