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李鸿章跑了三四天，总算说动了几个人：陈士杰部的陈飞熊，曾国荃部的滕嗣林、滕嗣武两兄弟，再加上程学启的两营，已经有六营可以归入淮军。
曾国藩看过李鸿章递上的名单，几乎没考虑就同意了：“我说过的话当然算数，他们愿跟你走，我就下令调拨。老九那里由我来说，滕氏两兄弟这两营，原本就是上海薛中丞去湖南招募的，被我拦了下来，也算不上精兵强将。少荃，这些人都算不上能征善战的良将。我再送你督标营韩正国的两营，先做你的亲兵营。”
督标营相当于曾国藩的亲兵，一下拿出两营相赠，实在出乎李鸿章的意料。
“你去援救上海，那是孤军东征，我们都鞭长莫及，要想站住脚，没有几营老兵怎么成！有这八营人马归你帐下，我总算勉强能放心了。”曾国藩又道。
李鸿章连忙离座，要行跪拜大礼。曾国藩连忙拦住他：“少荃，这可就见外了。将来你能在上海站住脚，就能够牵制长毛的数万人马，如果能够收复苏常，那就能对金陵形成夹击之势，于大局至关重要。送你八营湘军，一是咱们师生一场的情分，也是我为两江统筹考虑。这八营人马，藤氏兄弟的两营大约明天能到，其他几营可能要晚一些。他们的饷银，只要在安庆，全由湘军粮台发，一旦离开安庆，那就是你的事了。”
曾国藩还要留李鸿章在总督府吃饭，李鸿章要把这大好消息告诉众将，哪里还有心思留下？
二月中旬，钱鼎铭到安庆来了，亲自解来了八万两现银，作为淮勇赴上海的起行费用。这解了李鸿章的燃眉之急，因为大军要去上海，不知猴年马月才能回来，拖家带口的人都要往家里留点银子，即使是一人吃了全家饱的光棍汉，口袋里也要有几两银子才能安心。
按照曾国藩的计划，淮军三月初就要赴上海，可如何去尚无定论，因为赴上海的轮船仍没有定妥。李鸿章问是怎么回事，钱鼎铭却一言难尽。
雇请轮船一事，由署理江苏布政使吴煦主持，直接经办者则为中外会防局的候补知府吴云、候补知州应宝时。自从乞师后，他们就开始与英国人交涉。英国领事麦华陀开始是一口拒绝，后经翻译官阿查哩的热心筹划，他总算答应了。由洋商麦李洋行承运，计运兵九千，骡马军械携同入船。但麦李洋行狮子大张口，运价要二十五万两。经由阿查哩居中协调，降为每兵运费银二十两，全部船价分四个月缴清。吴云还价十五两一名，分六个月交银，可英商牙咬得很紧，一两也不肯减。吴云报告给吴煦，由他向薛焕说明英商的意思。薛焕一听要十八万两，无论如何也不同意。所以直到现在，还没有定议。
要乘洋人轮船直航上海，风浪不说，还要过长毛的占领区，如果长毛开炮轰击，岂不要葬身江底？所以众人都是顾虑重重，就是李鸿章也心中无底。如今洋轮仍然没有确信，李鸿章就与曾国藩商议从陆路走。于是，曾国藩决定就沿长江北岸，从陆路取道巢县、和州、含山东下，由曾国荃担任攻城，李鸿章则率淮军傍城冲过，然后到扬州和镇江驻扎。钱鼎铭听说淮军不能直接运到上海，而是驻扎在镇江、扬州，他大哭好几次，好不容易乞来的援师，岂不打了水漂？
曾国藩劝道：“调甫，你也别急，淮军不是不想乘洋轮，问题是洋轮到现在没有雇到，你让少荃怎么去？”
于是，钱鼎铭写了一封亲笔信，出重金在安庆城里雇了两个要钱不要命的人求洋轮带往上海。三天后这两人到了上海，把信交给上海团练帮办顾文彬。顾文彬是安庆乞师的首倡人，现在因为没有雇到洋轮使这事泡汤，他立即去找吴煦。顾文彬自幼喜欢书画、诗词，虽身在官场，文人脾气很足。他对吴煦说道：“你告诉薛某人，他不出钱，我就是砸锅卖铁，把老家的房子田产卖了也要雇洋轮。再不成，我就向洋行贷洋债，看他这巡抚的面子何在！他的心思无非是怕淮军来了抢了他的风头，可要是保不住上海，朝廷先要的是他姓薛的脑袋！”
吴煦见顾文彬是铁了心，就再去找薛焕。他们俩是松江知府、苏松太道、江苏布政使的前后任，关系十分密切。如果顾文彬牛脾气犯了，把乞师不成的责任完全归咎到薛焕头上，那他在上海还如何立足？他当然不愿担这么大的干系，便说道：“站着说话不腰疼。钱从哪里来？那可是十八万两银子。”
“顾某人要自己出。”吴煦应道。
“他哪来那么多银子？”
“他说砸锅卖铁卖房子，还可以向洋行贷洋债。”
薛焕沉默良久，想了想顾文彬的牛脾气，终于点头答应了。
李鸿章正在筹划从陆路进军时，上海派出潘曾玮等三人赶到安庆，说已经雇妥了洋轮七艘，分三班把淮军全数运往上海。曾国藩听说上海士绅为此捐银十八万两，感到如果再从陆路去上海，实在说不过去。何况，这个潘曾玮与曾国藩还很有些渊源。
潘曾玮，字宝臣，吴县人。他的父亲就是大名鼎鼎的大学士潘世恩，历事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被称为“四朝元老”。曾国藩在朝时，与潘世恩算同僚，这是一层；而潘世恩还有个孙子，叫潘祖荫，也就是潘曾玮的堂侄，是咸丰二年的一甲探花，入值南书房，曾国藩与他书信往来，左宗棠受人诬陷，曾国藩曾经拜托潘祖荫上疏力保。潘曾玮本人科甲不顺，咸丰四年父亲去世，他从刑部郎中任上丁忧回籍，寄情于诗词书画，太平军占领苏州后，他就避居上海。因为其显赫的家世，地方有事总托他出面。他是安庆乞师具名者之一，如今带洋轮到安庆来，又劳他出面。
曾国藩一则考虑上海士绅的至诚，二则考虑潘曾玮的面子，因此与李鸿章很快商定还是按原议乘洋轮赴上海。李鸿章又要去做各位营官的工作，因为大家对坐洋轮去上海一直十分担心。一则大家从来没与洋人打过交道，印象中洋人要么向清军开枪开炮，要么就是逼朝廷签和约赔银子。二则是要穿越太平军占领区，沿岸都是巨炮，如果被太平军开炮轰击，大家难免葬身鱼腹。前几天刚说要从陆路走，大家稍安了些心，如今又来动员大家坐洋轮，大伙一时都还转不过弯来。
“坐洋轮已经定了，上海士绅花了十八万两银子，我们不坐洋轮，如何对得起上海人的一片赤诚？现在不是讨论坐不坐轮船，而是讨论三班轮船怎么安排。”李鸿章一锤定音。
刘铭传道：“最担心的是第一批，第一批没问题，后面的就好说了。”
“我是大帅的亲兵营，就第一批走。”韩正国是亲兵营，首先出面。
程学启蒙李鸿章看重，也抢道：“我也愿第一批走。坐洋轮总比攻城夺壕要安全得多。我了解长毛，他们对洋人的轮船轻易是不会进攻的。再说了，当兵吃粮本来就是脑袋掖裤腰带上的活，没得二话。”
“我是全军统帅，不能光要别人不怕死，我就随第一批走。”李鸿章关键时候也要表现自己的勇气。
众人都劝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涉险，但他主意已定，别人再劝也无用。大家无话可说，三班顺序也就排定了。
李鸿章就要远行了，但曾国藩仍然有些不放心，因此要再详谈一次，他有几句话要直言相告。两人见面，曾国藩便先问道：“少荃，如今的上海，英法美等洋人都有租界，你到了上海，少不得与洋人打交道。如今大清国势弱，洋人总是千方百计算计我们，小有错误，便贻害大局，你与洋人交涉，有何主意呢？”
“门生正要为此求教老师。”李鸿章恭敬地一拱手。
曾国藩道：“如此看来，你对这个问题也是思虑再三，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
“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与洋人交涉，我只跟他打‘痞子腔’。”
所谓“痞子腔”，是皖中土语，即油腔滑调的意思。李鸿章的意思，和洋人交涉，反正是不能全说真话，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有时候不妨王顾左右而言他，总归不能让洋人抓住话语的漏洞来责难。
曾国藩听了李鸿章的话，沉默着以五指捋须，过了好半天才慢慢开口，拉长声音说道：“呵——‘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打一个我听听。”
李鸿章听出曾国藩是不以为然，赶忙说道：“门生信口胡说，还求老师指教。”
曾国藩眯着眼，又不停地捋起胡子来，好久才抬起眼来道：“以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貊，这断不会有错的。我大清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你如何虚强造作，他都看得明明白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份总是站得住的。脚踏实地，蹉跌亦不至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
如何对付洋人，李鸿章心里也确实拿不定主意。因为他也几乎没跟洋人直接打过交道，洋人如何狡诈，如何唯利是图，也不过是口耳相传。老师的话自然有道理，所以他急忙应声道：“是，学生谨遵老师训示。”
曾国藩是理学大家，尊崇的是儒家学说，他的老家湘乡荷叶塘，又是偏僻质朴的乡间。所以曾国藩行事，最讲敬信笃诚。尤其是诚字，最是他所讲究。他选的统领也最看重儒生，大部分将领都有科举功名，除了训练，早晚读书修身，是湘军将领的一大特点。就是打仗这最讲“诡道”的事，曾国藩也讲究一个“诚”字，就是打笨仗，不取巧，靠扎扎实实的训练和死打硬拼，终于逐渐占了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