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杰带着四个衙役押着武兰珍去了望海楼教堂，一路上看热闹的百姓不断跟随，到望海楼教堂时，已经有千把人了。刘杰让衙役站在望海楼教堂门外，他则带着武兰珍要进教堂与王三对质。教堂回答说并没有叫王三的教民，水火会的人就起哄让武兰珍进去一个个辨认。教堂起初不肯，但看到天津百姓群情激昂，只得一边让刘杰带武兰珍进教堂，一边派人立即报告法国领事丰大业。
刘杰和两个差役带着武兰珍进了教堂，武兰珍神色惶恐，结结巴巴，不但没找出王三，就连他说的影壁墙根本也不存在。影壁墙是中国四合院才有的建筑，教堂内不可能有。刘杰也怀疑武兰珍撒了谎，但此时教堂门外民情汹汹，不是计较的时候。他只有劝说百姓安分守己，官府一定查个水落石出。
法国领事丰大业带着秘书西蒙，远远看到教堂外有上千百姓在吵嚷，有的还向教堂内扔砖头，他于是掉头回城，去三口通商衙门找通商大臣崇厚说理。丰大业这人十分傲慢，在天津城内，他认为只有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才配和他说话，其他府县官员连资格也没有。他深通中国官场规则，只要拿住了崇厚，其他官员就只有唯命是从。
崇厚已经得到天津百姓堵了望海楼教堂大门的事情，知道麻烦事又来了。好在刘杰已经去处理，他也就故装不知，不去接这烫手的山芋。听说蛮横的法国领事丰大业又气势汹汹到通商衙门来了，他知道来者不善，就躲在后堂不见，让师爷先去应付，听听丰大业想干什么。
丰大业要求崇厚派兵去保护望海楼教堂。
崇厚心想，此时派兵去无异于火上浇油。派少了不顶用，派多了他也没有。于是他让师爷带两个巡捕去劝说百姓离开，并转告丰大业，天津百姓正在气头上，最好先躲躲，不然局面没法控制。
丰大业见崇厚躲着不见他，已经憋着一肚子火，现在见只派两个巡捕来敷衍自己，他早就火冒三丈了，而且他平时在崇厚面前蛮横惯了，掏出枪来乱放，把巡捕和师爷吓得抱头鼠窜。
“猪，中国官员都是蠢猪，我不怕中国百姓。”丰大业带着秘书西蒙出了通商衙门，再去望海楼教堂。他以为自己是堂堂法兰西帝国驻天津领事，足以吓走闹事的百姓。
在狮子林桥上，他遇到了刘杰一行。刘杰已经劝说百姓离开了教堂，正要前往通商衙门向崇厚报告。
“为什么不派兵保护教堂？”丰大业责问道。
刘杰对丰大业向无好感，说道：“本县是大清官员，没有听你调遣的义务。”
这话翻译过去，丰大业怒不可遏，崇厚可以避而不见，一个小小的知县也敢顶嘴？这是对他法国领事的不敬，是对法兰西的藐视！他拔出枪来对准刘杰就放，刘杰身边的长随是他的族侄，拿胸膛去挡。“砰”的一声，他胸口冒出的血立即把衣服染红了一大片。
“洋人杀人了，打啊！”不知谁喊了一声，人潮汹涌，淹没了丰大业和他的秘书西蒙，等人群散开，两人已成了两具尸体。
事情到此还不算结束，水火会鸣锣示警，百姓都跑到街上，先是放火烧了望海楼教堂，接着又烧了法国领事馆。中国人分不清天主教和基督教，不仅烧法国天主教堂，连俄国的基督教堂也一并付之一炬。所遇到的外国人，不问哪国统统杀死。更有一部分人则趁乱抢劫，洋人的财产要抢，中国人的财产要抢，整个局势完全失控。官府一面救火，一面出兵弹压，无奈顾此失彼，一直到晚上才算平息下来。结果是除了丰大业、西蒙外，被杀死的还有法国领事馆两名随从，法国传教士谢福音，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爱尔兰籍修女十名，法国侨民二名、俄国侨民三名，中国教民被杀死三十多名。
消息传出后，七国军舰云集天津大沽，联合向清廷提出抗议，要求镇压天津乱民，惩办地方官吏，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等人抵命。
次日，崇厚的奏报到京，此时慈禧、恭亲王俱在病中，文祥丁忧回籍，当时总理衙门当值的总理大臣，管事的是宝鋆和董恂。军机上有三个人，一个是宝鋆，一个是李鸿藻，还有一个是沈桂芳。宝鋆是两头都要兼顾，真正是焦头烂额：“老董，偏偏这时候王爷和文相都在病中，西边也病了，真把人急得要上吊。”
慈禧的病，是因为她的亲信太监安德海上年被处死。安德海以给同治帝大婚采办龙袍的名义出京，雇了两艘大船，请了专门为他掌眼的珠宝商、绸缎商，还有侍候之人共十五六个，一路沿运河南下。他出京是得了慈禧的默许，但因为怕别人阻拦，因此并未告知恭亲王等人，所以连表明身份的勘合也没有，因此仔细追究起来，便是私自出京。本朝王法，太监私自出京是死罪。
活该安德海倒霉，他平时跋扈惯了，得罪了同治帝，也得罪了恭亲王，慈安也看他不惯。结果三个人联手，给直隶总督、山东巡抚、两江总督、漕运营总督等运河沿岸大员下了密旨，一旦发现安德海的行踪，立即抓捕。擒虎容易放虎难，天下尽知安德海是慈禧的亲信太监，捉拿安德海必然得罪慈禧，所以在直隶地界，曾国藩没敢动手。山东巡抚丁宝桢处事果敢，对安德海这样的阉宦向无好感，快刀斩乱麻，不但捉拿了安德海，而且不待圣旨就提前就地斩决。
慈禧见人已经被杀，心里窝着火，但表现得却相当深明大义，她下旨严厉整顿宫禁，严禁太监不法，结果得到清流一致好评。她对丁宝桢赞赏有加，下旨奖赏。这些都是被逼出来的，她心底对恭亲王、慈安还有她的儿子同治非常不满，但又不能表现出来，一肚子窝囊气憋在心里，最后憋出病来，头晕、厌食、浑身无力，太医调治了数月，并无明显效果。
恭亲王是因为去年夏天先中暑，后来又吃冰镇西瓜压住了凉气，被庸医所误，结果大病数月，至今不能正常入值。文祥则先是丁母忧，后来因病续假，此时正在盛京家中养病。这也难怪总理衙门接到崇厚的奏折便一片惊慌，手忙脚乱。
崇厚简要奏报了教案始末，论及原因则归罪于地方官平日太放纵百姓，仇视洋人，未能尽到安抚职责，因此要求朝廷押解张光藻、刘杰进京议罪。至于这场大祸，他自知无力摆平，便请朝廷责成直隶总督曾国藩赶赴天津查办。
七国联合向大清施压，又陈兵海上耀武扬威，此时非有威望素著而又善于处理洋务的大臣前往办理不可。曾国藩素著威望，而且又是直隶总督，由他去天津处理，天经地义。只是此时他也在病中，在保定养病。
“咳，单单这时候都病了。”慈禧问宝鋆道，“让曾国藩去天津，他身子到底怎么样？”
“曾相的身体一直不好，头晕，眼也看不清，公文都是靠幕僚读给他听。但他向来公忠体国，只要他能撑得住，一定肯前往天津为国分忧。”宝鋆回应道。
“只要他撑得住，那他要是撑不住呢？”慈禧还是考虑得周全一些，“先给曾国藩一道旨意，表明朝廷倚重之意，让他知道朝廷需要他又顾惜他身体，不要让他觉得朝廷不顾这些老臣的死活。”
“嗻，奴才谨遵慈谕。”宝鋆觉得肩头轻松不少，有曾国藩去挑这副重担，他略略宽心，唯一期盼的是曾国藩身体能够支撑得住，尽快移节天津。
天津道周家勋专程到保定向曾国藩报告天津教案，但在见曾国藩之前，他必须先见一见臬司钱鼎铭。一则因为天津教案已经是刑案，臬司职责所在，必须正式呈报；二则钱鼎铭深得曾国藩器重，先与他商量个章程，总比自己贸然去报告要好得多。
钱鼎铭当初在江苏跟着李鸿章办营务、办洋务、办厘捐，是他的得力臂膀，也为曾国藩所看重。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面对积案如山、拖延成习的积弊，决心大刀阔斧清理积案、以申民冤。曾国藩第一个重用的人就是钱鼎铭，让他出任直隶按察使，要他两年之内清理掉所有积案。钱鼎铭放手大干，对积案审理不力的道府县官员连参十几人，结果两年不到，积案基本清理完毕。在曾国藩眼中，他便成了一等一的能员。
钱鼎铭已经知道天津出了教案，而且死了不少洋人，祸惹得不小，但具体情形还不得而知。周家勋一到，他连饭也顾不得吃，就先听他报告教案始末。等周家勋说完，他便说道：“听说朝廷已有上谕给侯相，我正打算过去看看有什么可以分劳，你来得正好，我们一起过去。”
两人到了总督府，曾国藩在签押房接见，陪同的还有曾国藩的二公子曾纪鸿，幕府心腹薛福成。
“调甫来得正好，你先看朝廷的上谕。”曾国藩一说完，曾纪鸿便把刚收到的上谕捧给钱鼎铭——
崇厚奏：津郡民人与天主教启衅，现在设法弹压，请派大员来津查办一摺。百姓激于众忿，将法国领事群殴致死，并焚毁教堂等处房屋。仍着崇厚督同地方文武，将该民人等设法开导，妥为弹压，毋令聚众再滋事端。曾国藩病尚未痊，本日已再行赏假一月。唯此案关系紧要，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着前赴天津，与崇厚悉心会商，妥筹办理。匪徒迷拐人口，挖眼剖心，实属罪无可逭。既据供称牵连教堂之人，如查有实据，自应与洋人指证明确，将匪犯按律惩办，以除地方之害。至百姓聚众将该领事殴死，并焚毁教堂，拆毁仁慈堂等处，此风亦不可长。着将为首滋事之人，查察惩办，俾昭公允。地方官如有办理未协之处，亦应一并查明，毋稍回护。曾国藩等务当体察情形，迅速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原折着抄给曾国藩阅看。将此由五百里各密谕知之。
崇厚的原折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只怪地方官办理不善，而对自己的责任却无一句实责，钱鼎铭颇不以为然道：“本来是洋务事件，崇厚却完全卸责给地方，又请侯相前往办理，他自己落得一身轻松，真是岂有此理。如果不是他一味媚洋，洋人何以如此蛮横无理？洋人如果不是如此蛮横，天津百姓哪里会有这样大的怨气？天津教案，与崇厚处理不善关系极大。”
“调甫，现在说是谁的责任都为时过早，也无益。周观察驻在天津，情形应当熟知，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各国现在情形如何？法国、英国都有兵舰在大沽，他们上没上岸？”曾国藩摆了摆手问道。
面对询问，周家勋立即接口道：“洋人是又怕又愤，天津的洋人都跑到各国的兵舰上去了。洋兵虽然没有上岸，但态度很差，法国公使和法国舰队统领要求杀地方官偿命，不然就要把天津夷为平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