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半闭着眼，痛苦地摇着头，沉默许久后才说道：“调甫，无论如何不能演变为咸丰十年的局面。”
薛福成不满道：“到底如何处理，朝廷应该有个明确的态度。是委曲求全，还是据理力争，总该说个干脆话。‘务当体察情形，迅速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什么叫持平办理？两边都气势汹汹，怎么持平？怎么顺舆情而维大局？真正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这样大的事件，最终还是要总理衙门来拿主意，总理衙门没有明确态度，地方如何着手？如果我们据理力争，他们却要委曲求全；如果我们委曲求全，少不得被人骂卖国贼，总理衙门再转过头来责备我们没有据理力争，我们岂不成了风箱里的老鼠？”
曾国藩叹息道：“被人骂作卖国贼也罢，做风箱里的老鼠也罢，总之和局必须维持。国家刚刚安定，各地仍有伏莽，如果洋人再次兵犯京师，少不得有人趁机造反，国家又将陷入内忧外患之中，真有亡国之忧了。”显然，他心中已经有了定见，那就是委屈自己，力维和局。
钱鼎铭闻言，相劝道：“侯相是老成谋国。可是该争的还是要争，是非曲直总要有个明断。如果其曲在我，当然对百姓要办得严一些；如果错在洋人，据理力争，洋人也不能一味蛮横。”
“说得不错，可是非曲直怎么来断定？”
“那就要看事情的起因和经过了，就是一团乱麻，也要分出个一是一、二是二。”
于是曾国藩让周家勋述说了一下事情的前因后果。钱鼎铭不愧是专理刑案的臬司，听完后便说道：“我一直在想，事情的关键就在于挖眼剖心是实有其事，还是无稽之谈。”
“对，我到天津就要从此入手查起。”曾国藩捋着花白的胡须道，“近年来，各地都有洋人挖眼剖心的传闻。洋人号称文明国家，这些极端野蛮残忍的事情如何能够做得出来？我深以为疑。这次查个水落石出，让天下百姓都明白，不但对处理天津教案有利，对平息全国各地民教相仇也有好处。”
曾纪鸿这时插话道：“爹爹全为国家设想，可如今民教相仇，势如水火，即便查明洋人并未挖眼剖心，国人未必肯信，以为爹爹是帮着洋人说话，岂不是费力不讨好？”
这些也正是曾国藩所忧虑的，这些年来，中国人看不惯洋传教士，更看不惯入教的中国人，他就是持平办理，国人也未必买账。
薛福成想了一下，建议道：“上谕也没说侯相非要去天津，说的是‘精神如可支持’，侯相病体如此，就安心在保定养病，朝廷或让崇大人去办理，或者再派大员，侯相何必跳这火坑，受这份煎熬？”
曾国藩苦笑道：“叔耘是爱我太切，才出此言。国家遇此棘手事情，我如何能够安心养病？崇侍郎如果能够办理得了，他就不会上折请我前去。明知是火坑，我不跳让谁去跳？”
曾纪鸿见父亲只为国家着想，不免着急道：“丰大业是坏脾气，敢向崇侍郎、刘知县开枪，孩儿听说法国水师头目也是个坏脾气，如果他也向爹爹开枪，那……”
洋人自恃船坚炮利，蛮不讲理，这种可能不是没有。曾国藩慨然道：“如果真是那样，我就不能像崇侍郎那样躲起来，我挺起胸膛，看他敢不敢朝我开枪。他如果开枪把我打死，列国必然也看不下去，那时候事情反而好解决了。如果安抚下了洋人，天津百姓的气不能咽下，也要向我开枪，那我也把胸膛挺上去，他们解了恨，不再给国家惹祸，我也死得其所。”
一品侯相、国家重臣，竟因洋人与国人交相逼迫，而只能挺胸受枪，想来真是令人心寒，也令人心酸。众人眼窝一热，曾纪鸿首先落下泪来。
“没事的，别担心，我是说万一。”曾国藩拍了拍他的手，说完这几句话，他忽然不说话了，身子有些歪，“晕厥的毛病又犯了，鸿儿快扶我躺下。”
众人手忙脚乱把曾国藩扶到炕上躺下，然后叫医生过来把脉。正把着脉，曾国藩“哇”的一声吐起来。等他吐得无可再吐，人清醒了些才道：“只觉得天旋地转，躺着也觉得天棚在转，双脚好像朝天。”
曾纪鸿把钱鼎铭叫到外面说道：“钱世叔，家父身体如此，怎么能去天津？您一定劝劝他，我们劝，家父不听。”
“侯相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我劝也未必有用。明天我再来，看情形进言。”钱鼎铭也有些为难。
曾国藩的晕厥症已经有些日子了，弄不准什么时候就犯，一旦晕起来即便躺在**也是天旋地转，无论中西医都无有效办法，好在半天或一天就好了。第二天稍好，他就起身口述奏折，上奏朝廷，报告他去天津的行期。
此行必定艰难万分，身体能否承受得了，自己心中无数；能否持平办理，以维和局，他也没有绝对的把握。如果万一失和，洋人要攻打天津，他别无良策，也决不退避，就站在洋人军舰前，让他们开炮先把他这总督打死。六月初五，他背着家人，写下了遗嘱——
字谕纪泽、纪鸿两儿：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人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复难和解，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善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尔等诸事无所秉承，兹示一二，以备不虞。
需要交代的事情很多。如果自己死在天津，灵柩由水路运回湖南，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历年的奏折和文稿也不要刊刻送人。他希望子孙们，要克勤克俭。自己带兵多年，没有自肥其私。家中兄弟姐妹田产多是老九扶助之力，因此告诫儿子要待叔父如父，叔母如母。
写完遗嘱，曾国藩仍觉意犹未尽，所挂怀的是死后直隶总督一缺。直隶总督出了缺，一面要与洋人交涉，一面要安抚地方，想来想去，能接替他的只有李鸿章。以私情而论，两人师徒相承，天下督抚之首让李鸿章来替当然好；以公事论，李鸿章办洋务的能力天下实无出其右者。当然，现在还不到写遗折保荐，但至少要让李鸿章知道他的心思。于是他再给李鸿章写一封信，表明自己赴天津处理教案不惜以身殉国的决心，同时婉转告诉李鸿章，国家艰难，身为重臣不可有退缩自保之意。李鸿章是聪明人，自然明白他想表达的意思。
其时李鸿章正带兵在潼关，准备赴陕西帮助左宗棠。年近六十的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在攻打金积堡的战役中吃了大亏，得力大将刘松山阵亡，西北有崩溃之势，于是朝廷急令湖广总督李鸿章带淮军入陕。李鸿章与左宗棠不睦，要他入陕听命于左宗棠，他如何心甘。而左宗棠也不愿淮军去争平定西北的大功，并不乐意李鸿章前来。两人心照不宣，李鸿章以赴西北需要招募马队为由，在潼关已经逗留数月。他的心思曾国藩当然十分清楚，写这封信也有让他静待时机的意思。
六月初六日，曾国藩坐着八抬大轿一天时间赶到天津，西门外早有天津县各乡代表四十余人，跪在城门外迎接。所到之处，人群此起彼伏的磕头。“青天大老爷为民做主啊！”“洋人挖眼剖心，罪该万死！”“崇厚是奸臣！”的声音一阵接一阵……
民间相传，曾国藩要带兵到天津来驱赶洋人，为百姓申冤。所以他们递了一个四十多人签名的公禀，控告洋人迷拐幼童、挖眼剖心，曾国藩要为民做主，把洋人赶出天津。
曾国藩把他们的代表叫到轿前问道：“百姓人人都说洋人挖眼剖心，谁能证明？谁有确实证据，你们推荐几人到我行辕去，我一定会秉公调查。如果洋人确有挖眼剖心恶行，我总督直隶，自然要为民做主；可是如果洋人并没有挖眼剖心之实，只是以讹传讹，妄生事端，本督自然也要追究。”
一听这话，跪在地上的人大失所望，于是大家商议分头上禀，吁请曾侯相要对洋人强硬起来，甚至不惜一战。
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亲自到西门迎接，曾国藩让人传话约他到下午详谈，现在不必陪同。曾国藩驻节通商大臣衙门，虽然有话不必陪同，但崇厚一直跟随左右。他只有三十五岁，人看上去十分精明。曾国藩稍稍休息后便改变了主意，立即听崇厚的意见。崇厚报告事情，条理清晰，口齿清楚，并不像一般的满族花花公子，曾国藩心里已有了几分好感。
最后，崇厚道：“津郡人人都骂我是奸臣，中堂明鉴，事情的起因看似是丰大业的无礼，但根本上却是百姓的无知。所谓迷拐幼童、挖眼剖心，全是无稽之谈。这种说法不仅津郡有，江南闹教案时也都如此哄传，但哪一次有实证？相反，教堂为了扩大影响，对街头流浪弃儿都收留下来，供给吃穿，这连官府也做不到啊。”
“你这话有道理，民教误会极深，的确是教案频频发生的重要原因。不过，百姓对洋教的误会，一半是愚昧，一半则是洋人太霸道，日积月累，早犯了众怒，所以他们也是咎由自取。”曾国藩点了点头。
听曾国藩这般语气，崇厚有些担心：“大人教训得是。但洋人势重，一旦闹起来，他们往往趁机以兵端要挟，吃亏的最终还是我们。比如现在，大沽口已经停泊洋人军舰十余艘，法国水师提督声称随时可以让天津化为灰烬。”
曾国藩叹道：“难处就在这里，百姓希望官府强硬，而我们两手空空，开不得战端。”
下午，他听幕友读着一封封来自各地的公禀，有出主意的，有认为民气可用的，有的则认为百姓是为保护父母官才打死了洋人，是保官的义民。总之都是一个意思，要和洋人开战。